抗倭名将俞大猷
在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中，最著名的抗倭英雄有两个：一个是戚继光，另一个便是俞大猷。
俞大猷，福建晋江人，他出生在海边，熟悉沿海防务，家乡人民受到倭寇的侵犯他也耳闻目睹，十分痛恨倭寇的罪行。自幼习武，准备随时保家卫国，报效自己的祖国。
后来浙江都御史王忏在巡视海防的时候，发现了这位武艺高强、立志报国的人才，便竭力推荐保举他任备倭都指挥（专门巡查海防、阻止倭寇入侵的小官），由于他功绩显著，不久便被提拔为宁波、台州诸郡参将，在王忏的支持下，他大胆地改进了明军边防，征调和建造了大批船只，准备随时抗击来犯的倭寇。
他还看到了明朝军队的腐朽，不能抵御倭寇的进攻。便招募熟悉水性的民工，经过充分的训练来充当水军的骨干力量，同时修造大量的内河战船，在船上准备标枪、火药、铅弹等，并且改进战术，遇有倭寇入侵，就放倭寇的船只由海上进入内河，再用海船封锁海口，堵上敌人逃跑的归路，然后围住歼灭，这种战术大胆而有效，使倭寇胆战心惊。
明世宗三十二年（1553年）3月，在王忏的指挥下，俞大猷率领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的老窝，放火烧了敌寨，倭寇死伤无数，余下的便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跑了。这就是明代东南沿海军民抗倭史上有名的“普陀山大捷”。
由于俞大猷抗倭的战功显著，在1553年被提升为副总兵。同年，在闽浙总督张经的部下，带领自己训练的军队，奋勇杀敌1900多名，取得了抗倭战争的又一次大胜仗。从此俞大猷成为抗倭的名将，让倭寇闻风丧胆。
但是，不久总督张经被奸臣严嵩、赵文华陷害致死，俞大猷也受牵连，被关进监狱。一时抗倭的领导权落在奸臣赵文华、胡宗宪的手中，东南沿海的倭寇一时又猖獗起来。成群结队的倭寇乘船大举进犯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这些地方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飞报朝廷，在此情况下，经过一些人的营救，俞大猷便死里逃生，重被派到沿海抗倭。
明世宗四十一年（1562年）11月，倭寇猖狂地攻陷了东南重镇兴化，不久又攻陷了平海卫，朝廷便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前往抗倭，同时任命戚继光为副总兵官。
俞大猷到达福建后，急忙从漳州招收6000农民武装，加紧训练，同时命令戚继光再次回到浙江义乌招募民兵1万余人，在行军福建的途中便开始训练。这样，便可以用战斗力强的新训军队代替腐朽的旧军队，以便提高战斗力。不久这两支军队会合，在广东援军的配合下，大破平海卫倭寇，接着又破兴化的倭寇，恢复兴化。不久福建的倭寇基本被肃清，同时俞大猷被调往江苏抗倭，很快又驱逐了江苏的倭寇。俞大猷的大名也响彻福建、江苏两省。
明世宗四十三年（1564年），俞大猷调任广东总兵官。俞大猷被调动到这里来以后，就急忙招募农民武装数万人，训练这些军队，不久便带领这支军队大破盘踞在广东海丰的倭寇。
明世宗四十四年（1565年）8月，在戚继光的配合下，大破汉奸吴平带领的海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被全部消灭。
抗倭战争的胜利，使广东、浙江、福建等地日趋安定，保证了当地的生产。俞大猷、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受到当时乃至后世人民的称颂。
张居正改革
明世宗死后，由他的儿子朱载垕继位，改年号为隆庆，这就是历史上的明穆宗。这一次皇帝的更替和以前皇帝的更替一样，又给下面的大臣有一个革除弊政的机会。张居正就利用这种机会，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
张居正很早就走上了宦途。一开始，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正是严嵩当权的时候，他看到天下群盗涌起，贪风不止的局面，感到国家的形势很不妙。他认为这种形势非得有一个磊落奇伟的人不可，只有这样，不拘常规才能廓清天下这种混乱的局面。但是，当时皇帝昏庸，奸臣执掌朝政，他的思想也就比较悲观，认为世上即使有这种磊落奇伟的人，当政的皇上也未必了解他，即使了解他也未必肯起用。这样，张居正就只在翰林院当了七年的编修，然后就称病辞官回家了，在家里闭门读书。
就这样，张居正在家整整又读了六年书，由于他的父亲很希望他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只得又进京当官，任国子监司业。张居正的性格比较深沉，而且很有胆略，这次进京后，他就怀有更大的抱负。在办完公事之后，他就注意研讨历代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留心观察社会现实。明穆宗登位那年，他就被遴选入内阁。第二年，他针对世宗以来的种种弊端，向穆宗上了一道奏疏，指出当时朝政已经是积习成弊，颓废不振了，如果不及早实行一些改革，结果会积重难返。
张居正在那道奏疏中陈述了他的一些政治主张，是很有见识的，在当时也是势在必行的，穆宗皇帝对这个也深表赞赏，可惜的是他在位仅六年就去世了，那时候，张居正还不是内阁首辅，所以他这些主张暂时不能得到实行。
穆宗去世后，由太子朱翊钧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明神宗治天下的时代。这时，张居正联络宦官冯保，撵走内阁的首辅高拱，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出任了内阁首辅，拥戴着十岁的神宗小皇帝。张居正已经大权在握，年幼的小皇帝又对他言听计从，于是，张居正就把他昔日的政治主张，在神宗统治的时候，逐一地付诸实施，掀起了一番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
张居正改革首先整饬吏治，他认为当时朝野拖沓成风，吏治不清。于是，他就提出了考核吏治，要求为官清廉，政治清明，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他又制定出一套考核官吏政绩的办法，通过考勤，来分别官员们的勤惰、贤愚的状况，把那些办事拖拉的官员毫不留情地罢免了。张居正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时候，主张唯才是用，不受毁誉、亲疏关系的影响，人要有真才实学，就加以破格重用。对那些没有军功，能力又十分低下的，即使是皇亲贵戚，也决不滥封爵位，轻授官职，这样就使整个官僚机构不十分庞大。
张居正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了改变赋役严重不均的状况，减轻无地或者少地农民的赋税，后来又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样，又为明政府的财政增加了不少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许多负担。
张居正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还做了许多加强边防的工作。明世宗时发生庚戌之变，那时，张居正也在北京，他目睹了俺答军队围困北京的局面，他内心深有感触，他就决心对边防加以整顿，加强力量。
俺答汗的部落多，力量强大，历来是明朝北部边塞的劲敌。庚戌之变发生后，明朝又和俺答部落发生过几次交锋，当时在边境的老百姓一直都深受战乱骚扰之害。在穆宗在位第四年的时候，俺答汗把外孙女三娘子从她的未婚夫袄儿都司手里抢来做为自己的妻子，为了消除袄儿都司的怨恨，又将自己的孙子把汗那吉的未婚妻赏给了袄儿都司。这下子触犯了把汗那吉，他在恼怒气愤之下，联络部属阿力哥等人，一起跑到大同归附明总督王崇古那里。王崇古一面善意款留，另一方面派人上报朝廷，请求优抚把汗那吉他们。他的建议得到了张居正的赞赏，就极力主张采纳王崇古的建议。于是，明政府封把汗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事情发生后，俺答汗会集各部人马，重兵压境，要求明朝遣还把汗那吉。当俺答汗得知孙儿把汗那吉归顺后受到明王朝的礼遇，心中也就十分喜悦，就从此息兵和好了。
后来，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当时的风俗，他必须离职守丧尽孝三年。当时神宗小皇帝还很年轻，治国没有经验，而且张居正也不甘心因守孝的事，中断自己谋划已久的政治改革。于是，由皇帝出面，下诏书挽留，说是公务需要，不必离职守丧，这在当时是被看做“夺情”的。这一来，一些反对改革的政敌就用这个做借口，趁机群起而攻之。张居正虽然有宦官冯保和皇太后的支持，最后由明神宗做出裁决，把这些反对派惩处了结了，但反对派们的斗争没有止息，张居正就是在多方阻挠和诽议的情况下，推行他的政治改革的。
神宗十年时，张居正死了。他死后不久，就又遭到反对派的诬陷，结果封号被革除了，家产也被抄没。他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次子张嗣修和他几个孙儿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就这样，在他执政10年间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像皂沫一样地幻灭了。
连中三元的商辂
商辂（1413年~1486年），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县人。出身于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沉默寡言，有志向也有一股子犟劲儿，读书刻苦，后来考取功名，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官清正廉洁，是一代名臣。
“连中三元”是商辂考取科举中的有名故事。到底何为“三元”呢？
我国封建时代，自从隋文帝杨坚开科取士以来，历经隋唐两朝科举制度确定下来，就是规定考试科目，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明代以前考试的内容各代大体相同，但是时间不固定，到了明朝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统治，驯服天下文人，便与大臣刘基重新制定了科举制度，考什么，什么时间考，文章如何写（必须写成“八股文”）都格式化了。
封建统治者也重视“人才”的培养，有一整套的建制和规定。在中央设有太学（国子监），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地方上的府、州、县都设有学校。在校的学生称为生员，也称秀才。他们读的书都是四书、五经，作业就是写诗文，对对联。朝廷规定每三年在各省督府（布政使司所在地）举行考试，叫做“乡试”，被录取的人称为“中举”，也称“举人”。每次“乡试”的第二年，全国的“举人”要到京城参加礼部主持的考试，称为“会试”。考中的人还要参加皇帝亲自在皇宫大殿里举行的考试，叫做“殿试”。“会试”这一年也称作“大比之年”。
考取“乡试”的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的第一名叫“会元”。殿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录取。一甲只取三人，头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赐给他们进士及第的名义。二甲叫赐进士出身，三甲叫同进士出身，这二三甲录取的名额也各有一定数量。
谁要是在“乡试、会试、殿试”这三次考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连中三元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整个明代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上，只有商辂一人，获得“连中三元”的殊荣。
且说，商辂在淳安县读书的时候，学校每年的考试中，他都名列榜首，得到县令的赏识和资助。
明宣宗十年（1435年），三年一度的乡试日期来临了，二十二岁的商辂就打点行囊，辞别父母，告别家乡父老乡亲，乘船来到浙江省首府杭州。来杭州参加考试的读书人成千上万，然而录取的名额只有30人，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三次紧张的考试结束，商辂和其他读书人一样，心里十分不安。
发榜那天，人山人海挤聚在红榜前想看一下到底谁登红榜。商辂也一样，早早起床饭也没吃就来了，他一眼就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红榜很长，可是第一个名字就是他。他中了“解元”，熟识的人纷纷向他道喜祝贺，不相识的人也围着这位乡试的冠军，欲争一睹风采，眼睛里充满极大的羡慕。
商辂一举成名，心中十分高兴，便同其他举人一起去拜访各地官员，披红挂彩，一路鼓乐齐鸣甚是荣光。淳安县的官员更是光彩，赠送金字匾额，贵重礼物自是当然。他们当然明白举人的前途无限光明，说不定日后还要靠他提拔举荐呢？一时商辂家里门庭若市，张灯结彩，沉浸在一派喜庆之中，各路财主豪绅也争相登门造访巴结商辂。
商辂不更世事，再加上少年得志有点骄傲，便在世俗的应酬交往中荒废了学业，所以第二年会试的时候，便名落孙山了。
这对志气高远的商辂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以为举人不中进士是个极大的耻辱，便潜心攻读诗书。常常闭门谢客，不出校门一步，这种刻苦求学的精神，感动了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李时勉，他特意为商辂找到一间非常安静的房子，鼓励他专心攻读。
商辂刻苦钻研，没日没夜地博览诗书，练习写作，整整十年。终于在英宗九年（1444年）的会试中，一举夺魁，成为“会元”，这次他没有放松，紧接着又在殿试中夺取了“状元”。功夫不负苦心人，当他身披十字大红，骑坐高头大马，帽插金花，畅游京城的时候，确是十分荣耀，商辂连中三元到处被人传为美谈，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件盛事。
商辂不久便以状元身份被授官翰林院修撰，后来又当过兵部侍郎，兵部尚书，主持过《宋元通鉴纲目》的修纂，也兼任过东阁，内渊阁大学士，参预国家的机要事务，成为一名内阁重臣。他为人平易，老成持重，正直清廉。
在“土木之变”后，他积极支持于谦，反对投降。英宗复辟之后又不畏奸权，所以屡次受到排挤，最后被革职，回家闲住。明宪宗继位之后，被召官复原职。这时宦官汪直掌握朝中大权，控制有名的特务机关西厂的大权，任意捕杀朝中大臣，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没有人敢上奏弹劾。只有商辂敢冒死去上奏，列举汪直和西厂的十大罪状，宪宗不得不关闭了西厂。汪直和他手下的爪牙们对他恨之入骨，但也确实找不出他什么过错，最后利用一个罪犯，严刑拷打让他说出是商辂包庇他犯罪，并且指使投靠在门下的官僚诬告商辂，进行打击报复。
商辂看出朝廷的黑暗，皇帝对汪直的宠信，自己与这黑暗的朝廷不合群，就自动写了奏章，请求告老还乡，在家闲居十年后而死。终年七十三岁。这位明朝历史上惟一一位“连中三元”，曾为仕林赞美的一代名臣便与世长别。
求荐名家刘勰一举成名
刘勰是梁朝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撰写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在后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然而，在《文心雕龙》最初问世时，其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当时的人们很看重文名，没有一定的名气，即使文章写得再好，在圈内也不可能受到重视。同时，刘勰的出身也很低微，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平民家庭，这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要想出人头地更要付出比别人艰辛十倍、百倍的努力。
刘勰在当时默默无闻，无人知晓，但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却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文心雕龙》这部文学巨著。
虽然人们不重视他，但他知道自己作品的价值，他深信这部作品一旦公之于世，将会轰动文坛。
然而要想使自己受人重视，必须要拜在名师门下或借助贵人力量。否则，尽管有良好的愿望，作品还会有湮没无闻的危险。
为了设法改变这种局面，他决定去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求得他的帮助。
如果沈约能够对此书作出正确评价，那么刘勰就会平步青云，一夜成名。
但沈约是一介名流，刘勰只是一个贫寒的士子，二者之间的差距很悬殊，不是说见就能见得到的。
好在刘勰苦思冥想之下，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天，他事先打听到沈约今天有事外出，就背上自己的书稿，装成一个卖书小贩的模样，在沈约乘车的必经之路上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