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今天的人们扼腕叹息的，就是叱咤风云的船王董浩云当时并没能预见到这一点，反而去大规模扩充船队，从而使董建华身上的重债不堪其负，几至折戟沉沙。
首先是船价大跌。这使董建华名下的财富大幅度“缩水”，其资产净值在1982年为251亿元港币，到1984年则只有18亿港元。虽然采取了多种挽救措施，董氏企业的负债仍高达90多亿港元。
公司的业绩同时也一落千丈，在船只吨位严重过剩的状况下，想卖船也不是容易的事，没有人肯在这种背景下买船，把负担往自己身上压。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1982年，尽管董建华用尽一切办法进行补救，但财务危机之漩涡还是将董氏家族卷入了海底。这个时候，他不仅欠银行的钱还欠股东的钱，欠日本造船厂的钱。据说，包玉刚的大女婿苏海文曾谈到，董家所欠的钱和奥地利的国债一样多。当时汇丰银行是董家最大的债主，仅此一家，董建华名下的债务就高达百亿港元。这意味着每年5亿元的利息。最高时，有人统计，董建华欠债达28亿美元，也就是说250亿港元。想想吧，背负这么重的负担，怎能不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一天，董建华把妹妹董建平叫到办公室，告诉她说，公司遇到了一场惊人的大灾难，说着说着，兄妹二人相对而泣。
试想一下，150多个债权人接连不断上门的状况是何等苦楚；在东京、纽约、伦敦之间穿梭飞行，说服债权人和银行不要冻结资产，让他有个翻身机会，该需要多大的勇气，该忍受多少的白眼和冷面孔；有时连续和债主开会，打20多个小时的电话处理纷乱的事务，又该是多么艰辛。何况那是在业绩低落的情况下，东方海外还要面对美国轮船公司低价抢货的挑战。内忧外患一齐涌来。
让董建华备感凄楚的还有世态炎凉。当董建华随着事业处于巅峰的董浩云周游世界时，所受的待遇是何等荣耀，然而，当他身处逆境时，无情的商场给董建华尚存的天真上了毫不容情的一课。
债台高筑，债主盈门，尽管董建华用尽浑身解数，游说各方财团，想尽一切措施，如出租轮船，减少船舶数量甚至变卖分公司，但东方海外的财务始终没有起色。1985年9月，伤痕满身的董建华无奈宣布：东方海外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停牌，待债务重整后再行复牌。
董氏家族被拖进了漩涡之底，董建华成为“超级穷人”。
正在此时，日本的东绵承造商社对摇摇欲坠的董氏大厦进行了最后的打击：货柜船必须要按时交货。
这一下打击是致命的：若不及时付款接船，董氏家族将被迫清盘。
董氏大厦自身已难支撑，平衡已被打破。若无强援，必将倾覆。
1985年，董建华的事业似已走到穷途末路。虽然采取了降低成本、降低压力的多种手段，但对于奄奄一息的东方海外来讲却收效甚微。如同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其自身免疫系统根本应付不了凶猛的病情，一般的医生也束手无策，只有等待扁鹊、华佗之类的神医了。
汇丰银行是董家最大的债权人，据说，董家的欠贷高达100亿港币之巨。看到董建华苦苦奋斗，却周身是债，自救乏力，汇丰银行决定冒一次险。1985年9月，汇丰银行在会同中国银行向董建华贷出1亿美元的备用贷款，解救他被人起诉的燃眉之急后，决定再以新船为抵押，帮助董建华度过日本人这道难关。
就像失血过多的病人得到了血液补给一样，东方海外算是躲过了清盘厄运，然而大病未愈，积重难返。若想有所作为，非得再有带造血功能的“营养”补充才行。然而，有谁会再帮助董建华呢？
董建华真正到了山重水复，无路可行的地步。
然而，董建华恐怕连做梦也不敢想，还会有人对他施以援手，使他柳暗花明。
1986年3月，与董浩云私交甚笃的大富豪霍英东伸出援助之手，他宣布将注资12亿美元于董建华的新船上。12亿美元，这对董建华来说，无异是久旱逢甘霖，无异于雪中送炭。
霍英东这笔救人于危难的注资，给东方海外带来生机。5月17日，董建华宣布，重整公司债务。
董建华拿出了全部家产，全部注入重新组合的董氏集团。
董建华首先要做的，是说服150多个债权人同意他的重组方案。为此他不惜将全部资本投入重组后的公司，而把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交到债权人手中，自己实际上成为公司的高级“打工仔”。董建华的决定以及其行动时的坚定，征服了所有债权人，他们同意了董建华的决定。从1985年开始的公司债务调整，直到1986年5月17日这天，董建华宣布设立一家新公司——“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持有东方海外65%的股票，余者为霍英东名下的公司所持有。
这次重组工作进行得很慢，直到1987年才结束。这两年是董家最难挨的一段时光。股票被迫停牌，公司控制权落入他人之手，公司欠债达268亿美元，预计要到2002年，公司才有可能夺回控制权。不过，希望也在增加。1987年，东方海外股票恢复上市买卖，公司业绩不再下滑。
天道酬勤。80年代末，世界航运业开始复苏。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繁荣，航运业、造船业再度繁荣。东方海外挟重组之威势，抓住时机，度过了难关。到1990年，公司的亏损额度已由26亿美元下降到600万多美元。
1994年9月，东方海外的股东们在9年之后首次获得股息，董氏家族也完全取得了企业控制权，控股比例超过50%，董氏家族这才真正重见天日。
1995年12月13日，香港港口热闹非凡。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货柜船“东方海外香港”号举行下水典礼。李嘉诚、陈方安生参加剪彩仪式。笑容满面的董建华以新船王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
东方海外，已经极其壮大，蔚为奇观，其资金逾百亿港元，经营24艘货柜船，办事处遍布145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底营业额达到167亿美元，雇员达3000人。
东方海外的业务也在不断地发展。1996年，它与美国总统航运、日本大阪三井、马来西亚国航运、英国渣华邮船联手，开辟亚洲至西北欧航班轮运。和总统航运、大阪三井开辟东亚、南亚至美国西海岸航运，与太平洋船务合作开辟南亚至澳大利亚航运。同时，董建华吸取父亲的教训，开展了多样化经营，在房地产、酒店业、食品业、货包业等方面投资，于分散投资风险中求多样化共同发展。
董建华重新树立起了他的船王地位。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董建华又被推选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从而书写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华章。
8梅花香自苦寒来
毛泽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杖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把梅比做成功者，把风霜雨雪比做人生，都是再恰当不过了。成功的人生要义无反顾地奉献，要百折不挠地追求，要坚忍不拔地奋斗。因为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不自苦寒来，哪见梅花香。
众所周知的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正是朵来自苦寒中的梅花。
“文革”爆发后，18岁的张艺谋插队到了咸阳地区的偏僻农村，在他21岁时，正值大招工，知识青年纷纷返城，但张艺谋因为出身问题，没有厂家敢要他。他只好默默地看着别人通过各种门路一一离去。恰好那时有一种风尚，就是各个工厂之间经常要举行各种篮球比赛，有这方面特殊才能的人都被视为宝贝，所以便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着篮球特长的人可以放宽政审条件予以录用。张艺谋本来就有着强健的体魄，篮球也打得不错，知道这一消息后，他越发勤奋地训练，最终，咸阳国棉八厂在招工时看上了他的好身手，放宽政审条件录用了他。
张艺谋由农民转成了工人，又开始了他新的奋斗。他的绘画才能开始崭露头角，3年后，因此而被调入工艺室从事设计工作。从此，张艺谋又迷上了摄影。摄影使他如痴如狂。他背着一台“海鸥”牌相机走遍了八百里秦川的山山水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国摄影作品大赛中，他的作品获了一等奖。
考电影学院是张艺谋生命中一次至关重要的机遇，也是他人生的根本转折点。
那是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文革”后的第一次招生，张艺谋的心一下子热起来，他知道期盼多年的机遇已经来临。但他也意识到，政审可能再次成为他的劫数。可毕竟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他一定要亲自试一试。
张艺谋争取到了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带着自己精心挑选的摄影作品，找到了电影学院的招生办公室。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优秀的艺术素养令老师们大加赞赏，但是，学校规定招生的最高年龄是22岁，而张艺谋当时已经27岁了。制度无情，首先是年龄一项就把张艺谋阻挡在门外，张艺谋虽然多方奔走，终无结果。
张艺谋失望至极，但仍未绝望，他听从一位深谙世事和中共党史的朋友的建议，给素昧平生的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还附带了几张能代表自己摄影水平的作品。
最终，信辗转到了黄部长手中，颇通艺术的部长认为张艺谋人才难得，遂写信给电影学院，并派秘书前往游说，终于使电影学院破格录取了张艺谋。而且，最使张艺谋感到幸运的是，他竟然莫名其妙地逃过了政审和文化考核这两大难关。
然而，好事多磨。在张艺谋读完二年级的时候，校方以他年龄太大为由要求他离校。而此时力荐张艺谋的黄部长已经离位。向谁去求助呢？张艺谋意识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伯乐身上。自己已进入而立之年，更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所谓命运，无非就是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他硬着头皮给校领导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决心书”，强烈地表达了自己要求继续读书的愿望。再加上爱才的老师多说好话，校方终于同意让他继续上学。在以后的三年中，张艺谋的摄影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毕业分配，张艺谋又一次陷入困境。尽管他在学校时年年成绩优秀，年年被评为“三好生”
、“优等生”，而且他的妻子在陕西工作，但没有任何门路可求的张艺谋仍被分配到远在南宁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命运是不公平的，但张艺谋却并未因此而沉沦。
广西电影制片厂地处边陲，厂小人少、设备差、技术力量薄弱。但是这里也人才匮乏，因此对于像张艺谋这样的正牌大学生来说，也很容易脱颖而出。
很快厂里就给了张艺谋一班人一次拍片机会，而这一机会在其他大的制片厂可能要等上好几年。一个精明强干的摄制组组成了，导演是张军钊，美工是何群，张艺谋和萧风则担任摄影。这一帮年轻人，心中充满“反叛”的激情，他们要用迥异于前辈的电影语言，来宣告他们的个性、思想、尊严和价值。他们取材于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一首叙事诗，演绎成电影《一个和八个》，结果获得巨大的艺术成功，颇受专家、学者的好评。这部电影开创了中国当代电影史的一个新篇章，成为第5代电影人崛起的标志。该片被评为1984年“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
张艺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来源于他对电影艺术的诚挚热爱和忘我投入。正如传记作家王斌所说的那样：“超常的智慧和敏捷固然是张艺谋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惊人的勤奋和刻苦也是他成功的重要条件。”
拍《红高粱》的时候，为了表现剧情的氛围，他能带人亲自去种出一块一百多亩的高粱地；为了“颠桥”一场戏中轿夫们颠着轿子踏得山道尘土飞扬的镜头，张艺谋硬是让大卡车拉来十几车黄土，用筛子筛细了，撒在路上；在拍《菊豆》中杨金山溺死大染池一戏时，为了给摄影机找一个最好的角度，更是为了照顾演员的身体，张艺谋自告奋勇地跳进染池充当“替身”，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摄影师满意为止。
1986年，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被吴天明点将出任《老井》一片的男主角。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张艺谋接到任务，二话没说，下农村了。
他剃光了头，穿上大腰裤，露出了光脊背，就吃住在太行山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每天他与老乡一起上山干活，一起下沟担水。为了使皮肤粗糙、黝黑，他每天中午光着膀子在烈日下暴晒。为了使双手变得粗糙，每次摄制组开会，他不坐板凳，而是学着农民的样子蹲在地上，用沙土搓揉手背。为了电影中的两个短镜头，他打猪食槽子连打了两个月。为了影片中那不足一分钟的背石镜头，张艺谋实实在在地背了两个月的石板，一天3块，每块150斤。
在拍摄过程中，张艺谋为了达到逼真的视觉效果，真跌真打，主动受罪。在拍“舍身护井”
时，他真跳，摔得浑身酸疼；在拍“村落械斗”时，他真打，打得鼻青脸肿。更有甚者，在拍旺泉和巧英在井下那场戏时，为了找到垂死前那种奄奄一息的感觉，他硬是三天半滴水未沾，粒米未进，连滚带爬拍完了全部镜头。
张艺谋因此而荣获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中国第11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第8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张艺谋用他的经历启示我们：如果你能倾生命之全部能量于事业之一点，那么你必然能得到一个成功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