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织工艺
17世纪欧洲的织锦壁毯工艺在追求豪华奢侈生活的富裕的王公贵族的提倡下，由无数优秀的画家和织物师共同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的繁盛地是法国巴黎、佛兰德斯的安特卫普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城市。
路易十四世的宰相戈培尔曾于1662年将分散在巴黎的织锦壁毯作坊集聚起来，成立了宫廷性质的“戈贝兰织物所”，负责人是宫廷画家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brun，1619-1690），闻名于世的“戈贝兰式花壁毯”（Gobelins tapestry）即由此而来。路易十四世时期的法国艺术活动均受到宫廷的制约，织锦壁毯工艺也不例外，当时戈贝兰织物所的设计样稿均由宫廷画家制作，其中尤以勒布伦的样稿为最。他的样稿内容包括希腊神话、宗教故事和历史事件，其中以表现路易十四世生涯的十四幅《国王的故事》和三幅《亚历山大的故事》，以及《十二个月》等最出色，历来被看作是巴洛克织锦壁毯工艺的珍品。当然，有些样稿是在其他画家协助下完成的。
现藏巴黎戈贝兰博物馆的《路易十四加冕式》是国王的故事中的一幅壁毯。作品中人物众多，场面壮观。中央前部的地面是在蓝底上以金丝织成象征波旁家族（Bourbons）的纹章；右前方是身着红色外套的马萨林（Jules Mazarin，1602-1661）枢机主教，其后是路易十四世的母亲和奥地利的王妃；居中的路易十四世也身着带有象征性纹样的服装，周围人物多着浅色服装，并在同类色中显示着明暗、浓淡的变化。作品的样稿设计和制作工艺虽然都很成功，但一味模仿大型装饰壁画的表现而使织锦壁毯固有的艺术特征丧失了，这也是同时期织锦壁毯工艺共有的特点。
巴洛克时期大型的织锦壁毯是用竖机制作的。经线一般多用麻或锦，纬线则是丝或毛，并加金线或银线。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纬线起花的工艺已极为成熟，它较之经线起花更便于模仿绘画的效果。尤其是当时的织物师已考虑到因壁毯质料的不同而造成光线反射的因素。在戈贝兰织物所里还制作了大量的写实花卉纹样的织锦壁毯，它同样是以著名画家的作品为粉本，构图繁密，色彩丰富。特别是壁毯边缘部位的装饰纹样更加华丽，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壁毯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艺术特点，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增强建筑物室内装饰的效果。
17世纪佛兰德斯和荷兰的织锦壁毯工艺也相当兴盛。绘画大师鲁本斯（R。Rubens，1577-1640）也为壁毯制作设计过精彩的样稿，现藏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织锦壁毯《罗马皇帝的故事》就是他所设计的。荷兰画家弗美尔（J。Vermeer，1632-1675）取材于罗马神话设计的样稿也很有特色。可见，当时织锦壁毯工艺所取得的成就是与17世纪欧洲高水平的绘画艺术分不开的。
木工艺
在欧洲艺术发展史上，就整体而言，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在形式上比文艺复兴时期要繁丽、豪华得多。然而，在木工艺方面，特别是家具的设计制作上，则表现出与巴洛克式风格不尽相同的特征。
具有巴洛克式风格特征的木工艺制品首先是在17世纪20年代的佛兰德斯出现的。尽管早期的橡木四门碗橱和双门供桌等家具仍采用文艺复兴晚期的半附柱或螺纹托架等作为装饰，但从其他一些家具广泛利用天鹅绒或皮革包衬的情况来看，已具有巴洛克式家具的装饰因素。特别是采用黑檀、红木或其他染色木材制作镶板、竖柜、横木或山形墙，更显示出巴洛克式家具工艺的某些特色，同时在接榫、刳槽、雕刻和涡卷装饰、莨苕叶饰上也都标志着巴洛克式家具风格的成立。
较之佛兰德斯，荷兰的巴洛克式家具在外形设计上更显单纯、严谨，但在细部装饰上仍然具有丰富华丽的效果。早期家具仍以橡木为主要材料，不过在框架装饰部位已开始采用磨光的紫檀木和红木等进口的贵重木材。后期家具以胡桃木代替橡木而成为主要材料，装饰工艺也渐趋华丽，其中甚至不乏象牙等高级材料的镶嵌装饰，模塑带饰等手法时而可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漆绘家具和雕刻屏风等家具已于17世纪末期在荷兰出现，当时不少荷兰家具的设计显然受到中国明式家具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表现在对中国式家具弯腿形式的模仿上。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家具设计上也并不鲜见。
17世纪的路易十四世时期是法国家具工艺的鼎盛时期，在欧洲家具史上此时的所谓法国“豪华型家具”已在装饰形式的发展上超越了巴洛克式的界限。
“豪华型家具”的种类繁多，其中常见的有碗橱、珍品橱和桌、椅、床、柜等等，其上装饰的纹样有爵床叶形、槲橡、狮、羊和王家标记及路易十四世的文字组合等等。家具的边、角多采用包铜处理，它不仅可以保护精致的贴木面，也具有较强的装饰性。贵重的家具还利用象牙、龟甲、金属和珍木等材料进行镶嵌装饰，有的甚至还采用人体浮雕或青铜铸像加以装饰，效果精细奢丽。
安德列·夏路·布尔（Andre Charles Bourd，1642-1732）是路易十四世时期最优秀的家具工艺家，长期在宫廷任职。他早期的作品常采用五彩木片作花鸟图案镶嵌装饰。1680年左右，他创造了一种所谓“布尔镶嵌法”，即将金属片和龟甲重叠在一起，刻成一样的图案，然后镶嵌在橱柜家具的表面。这种镶嵌法曾对法国其后的家具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连邻国的家具工艺家也纷纷仿效。作为一个优秀的家具工艺家，布尔不仅擅长镶嵌技法，同时也掌握了完美的木工和包铜技艺。
路易十四世时期“豪华型家具”在桌、椅、床的设计反映最为明显。当时椅子的设计样式繁多，在宫廷里要按地位和身份来规定椅子的样式。总之，17世纪法国的家具工艺是取得了独特成就的，尽管它是更多地表现了宫廷工艺美术豪华繁缛的某些特点，但在设计或制作工艺方面都是相当卓越，并具有一定的影响。
德国巴洛克式家具工艺风格的确立是在17至18世纪之交的阶段，南部家具不仅在设计上注重优美曲线的运用，而且实木和贴木的模塑技艺都已达到较高水平，著名的法兰克福式碗橱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成就。北部的汉堡式双门或四门大型碗橱也很有特色，它模仿建筑式半附柱、柱头，饰带和山形墙作为主要装饰手段，但都以莨苕叶饰和花果雕饰破除了装饰的沉重感。此类橱柜在北部地区的流行相当广泛。
另外，德国家具在17世纪末期也与荷兰一样受到中国明式家具的影响，其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传统的后扭式直腿为中国式的弯腿所代替，同时也出现过一些受中国家具启示而创作的漆绘家具。
英国巴洛克式家具工艺的兴起和繁盛的时期是在英王查理二世（Chades Ⅱ，1630-1685）和安妮皇后之间的半个世纪中。早期的家具一方面是受荷兰影响在民间流行的风格素朴的胡桃木家具，另一方面是具有奢华精美风格的宫廷家具，二者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宫廷家具多用珍木制成。并采用透雕细工、贴金花饰或垂花雕刻等精致的装饰手法，而且大多以天鹅绒或织物包衬，从而在装饰繁华的程度上绝不亚于法国的家具。
威廉三世（William Ⅲ）和安妮皇后时期英国巴洛克式家具更多地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其中以贴木技术和镶嵌细工最为杰出。此期的镶嵌细工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在黑白底子上的黄褐色木或象牙为材料，作各种花鸟纹样的镶嵌装饰；另一种是以黄色贴木为底，用深褐色木材作精细的蔓藤花饰镶嵌，两种镶嵌形式的共同特点就是纹样繁密、色彩高雅和技艺高超，往往是镶嵌纹样与底水平高，毫无凸凹、粗疏之感。
英国巴洛克式家具的种类相当丰富，除了常见的橱式写字台、四门碗橱、五斗橱和珍品橱以外，还有圆形折叠餐桌和八腿门廊陈列桌等等。
17世纪，作为巴洛克风格发源地的意大利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都逐渐丧失了昔日的全欧中心地位。尽管如此，意大利的巴洛克式家具工艺的发展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它最明显地表现在兴盛时间较早，从而对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巴洛克式家具工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许多艺术家曾应聘在各国宫廷任职，它创造的典型的巴洛克式装饰纹样，即卷轴和莨苕叶形装饰等在各国都有效仿；尤其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宫廷巴洛克式家具风格直接影响到法国路易十四世家具的设计和制作。另外，意大利巴洛克式家具也具有独自的风格特征，它常常利用外形的对比、技艺的工细和效果的豪华来获得较强的装饰性。
西班牙的巴洛克式家具是在菲利浦四世（Philip Ⅳ）和卡洛斯二世（CarlosⅡ）的宫廷中展开的，并直接受到意大利和法国巴洛克式家具工艺的影响。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伊斯兰工艺的豪华风格。
玻璃工艺
进入17世纪以后，欧洲的玻璃工艺仍然以威尼斯和德国等地为中心，呈兴盛未衰之势，尤其是威尼斯继续保持着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但各国独自的特色却较以前更为显著。
威尼斯的玻璃工艺在13至14世纪是以珐琅彩绘式的玻璃器为特色，多装饰着神话或寓言故事以及肖像等。15世纪中期和16世纪初它便为吹制技术较高的透明玻璃器所代替，之后又兴起刻花玻璃，其工具最初出现的笔杆状的金刚钻。17世纪仍然以刻花玻璃器为主，但已改变了过去点状纹样的表现，而刻画出结构复杂，手法精巧的缠枝纹，已具有巴洛克艺术的明显特色。然而，此期的威尼斯玻璃器在欧洲的影响和销售市场已开始受到德国和英国的冲击。
德国的玻璃器，直到17世纪纽伦堡等地仍然保持着珐琅彩绘这一传统的制作工艺。一般玻璃器皿上都装饰着笔法细腻的风景画。不过此时德国玻璃工艺的主要成就还是透明玻璃器，它把旋盘式宝石研磨的技术作为装饰手段，在透明玻璃器上作出浮雕式的装饰效果，题材多以肖像，城市徽标或几何纹样为主，从而形成了与威尼斯刻花玻璃不同的风格特征。现藏纽约科尼克玻璃美术馆的《磨花玻璃高脚盖杯》，是德国纽伦堡的产品。自1622年将宝石研磨的技术运用到玻璃磨花上以后，使纽伦堡的玻璃装饰由原来的珐琅彩绘迅速转向以刻花工艺为主的生产。在制作工艺和装饰水平上足可以与同时期威尼斯的产品媲美，并在欧洲争得了广大的市场。
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玻璃工艺主要是受到威尼斯和德国的影响。17世纪以后，英国的玻璃工艺逐渐出现了自己的特点，特别是著名的玻璃工艺家乔治·列维兹克罗托创制成一种含铅的特种玻璃，它比威尼斯玻璃器透明度更强，并不易破碎，曾为欧洲不少国家所仿制。在法国，威尼斯玻璃工艺的影响是明显的，里昂和南特等地都曾大量生产过威尼斯式的透明玻璃器和珐琅彩绘式玻璃器。特别是1669年，戈培尔招聘威尼斯玻璃工匠在巴黎成立了王室制镜所，后来该所成为法国最大的玻璃工场。
在佛兰德斯，具有威尼斯式浮雕装饰的玻璃器曾盛行一时，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等地生产的玻璃酒具等直到17世纪后半期仍然保持着威尼斯影响的痕迹。在荷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玻璃工艺也受到威尼斯的影响，但从一些作品上来看，它把威尼斯式的金刚钻刻花工艺发挥得更加完美，特别是17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带有肖像或徽章等图形的刻花玻璃器已与威尼斯的趣味迥异。但是到了17世纪末，荷兰和佛兰德斯的玻璃工艺同时都受到德国的影响，其中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对德国旋盘式浮雕装饰的模仿上。
陶工艺
巴洛克时期欧洲陶工业的繁盛地是荷兰的德尔夫特（Delft）。早在16世纪初，由安特卫普传入的意大利马略卡式陶器就已在阿姆斯特丹和哈勒姆（Haarlem）等地流行起来。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荷兰的制陶工艺又受到中国和日本等东方陶瓷的影响。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德尔夫特的制陶工艺就在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
荷兰是最早发展海运事业的国家之一。1602年成立东印度联合公司，建成通往远东的港口，并在西班牙之后独家垄断了远东贸易。其中最主要的货物便是远东的瓷器。当时的商人为了满足王公贵族以及富裕的欧洲人对东方瓷器的需要，一方面加强海运事业，另一方面重视就地生产。荷兰德尔夫特窑以此为契机，改变了长期仿制意大利陶器的状况，制定了仿制中国瓷器风格的方针。
初期德尔夫特陶器的中国风格的装饰是在盘、瓶、壶等陶器造型上，描绘水边小鸟、森林逐鹿、岩下小虫等，并在四周饰以花边纹样。此后还有风景仙人、骑马人物、楼阁仕女以及各种几何纹样，风格充满了东方情调。
德尔夫特的所谓“希诺瓦兹里”（chinoiserie，意为中国样式）的纹样，是从大量中国进口瓷器纹样中，选择适合欧洲人理解的形态，并加以改变而重新组合。因其表现形式比较自由，纹饰清新活泼而深受欧洲人喜爱。德尔夫特陶器不仅在荷兰最先采用“中国样式”，而且随着输往欧洲各地，对欧洲其他地区的陶器装饰产生了广泛影响。
德尔夫特最初的“中国样式”，十分接近中国瓷器纹样。它以白地蓝彩纹样为主，近似中国青花瓷。装饰纹样多是龙、狮子、凤凰、亭台楼阁、仙人、庭院花枝、山水风景等中国青花纹样，人们称之为“中国的形象”。当时的欧洲人认为德尔夫特陶器最近似东方风格，因而对其十分倾心。
德尔夫特陶器虽然装饰风格模仿中国瓷器，但造型完全按照欧洲人的生活习性和欣赏习惯而设计的。这也是德尔夫特陶器能够垄断欧洲陶工艺制品市场的重要原因。
除了日常用具以外，德尔夫特陶工艺最出色的是陶砖的设计和制作。当时的陶砖不仅作为室内铺地的重要材料，而且还用作壁面装饰，特别是室内壁炉的周围几乎都以陶砖镶砌。荷兰的陶砖最大的近1平方米，上面多饰以花卉纹样，它不但满足国内的需要，同时还向法国、德国、俄国和印度等地输出，在国际上颇享盛誉。现藏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蓝彩花鸟纹陶砖》就是德尔夫特的代表作品，显示了当时较高的制作工艺和装饰水平。
史的高峰。高档家具的衬垫、室内壁毯和服饰对织锦需求量很大。当时坡埃和奥比索两地的织锦工场专门生产家具用的衬垫，而久享盛誉的戈贝兰工场则主要生产壁毯。据记载，戈贝兰的织物在18世纪中期处在黄金时代，常备的毛丝和绢丝有一万种不同的色彩，并在织物中广泛使用金银丝。织物的色彩、光泽和手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不少罗可可绘画大师直接从事壁毯的纹样设计，如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曾任戈贝兰工场的主持人，所以壁毯的题材有很多是罗可可式的田园牧歌风味。现藏巴黎卢浮宫的一幅戈贝兰织锦壁毯的设计段就出自布歇之手，壁毯中央椭圆形内表现的是希腊神话故事，其内容和形式与周围的罗可可式装饰纹样相互生辉。
法国18世纪染织工艺的时代特点较为明显地反映在纹样的变更上。从30年代开始，罗可可式的染织纹样大体形成。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自然主义的植物纹样的表现；二是构成上注意非对称性的处理；三是更多地表现了绘画性的特点，如丰富的层次和明暗关系处理。
18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现了方形连续纹、蛇行纹和贝壳纹等，特别是带有情节性的人物风情题材，显示了罗可可绘画艺术对染织纹样的影响。当然，由于过分注意写实纹样的表现，势必向织造工艺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就多少影响到染织品自身特征的充分发挥。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自然主义纹样的表现已逐渐趋向于图案化，实则已显示了向新古典主义工艺风格的过渡的特征。
18世纪的欧洲不仅是法国的丝织、毛织和刺绣等工艺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他国家的织物工艺也都有一定的发展。在意大利，尽管已失去了昔日织物工艺的繁盛现象，但其优秀的传统仍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着作用。在英国，印染工艺较为发达，当时的木版印染和铜版染色都很流行。另外，西班牙、德国和荷兰等国家的织物工艺也各有特色，呈现出精致而华丽的艺术风格。
陶瓷工艺
16至17世纪，欧洲航海业获得空前的发展。来自东方各国的珍贵文物，诸如瓷器、玉器、漆器、织物、象牙雕刻等源源不断地运至欧洲各国，尤其是光润柔美的硬质瓷器，更为王公贵族及整个上层社会所珍爱，致使瓷器的价值一度超过黄金。瓷器已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掀起了竞相仿制瓷器的热潮。
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当德国人约翰·弗里得里希·伯蒂格尔（Johann Fried rich Bottger，1682-1719）和埃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切恩豪斯（Ehrenfried Walter Von Tsehirnhaus，1651-1708）看到本国对远东硬质瓷器的需要量逐年增加、财政支出愈来愈大的情况下，决意研制和发展本国制瓷工业，并为此曾反复进行各种试验，终于在1708年7月烧制出朱红色瓷质炻器，人称“伯蒂格尔炻器”。
伯蒂格尔又以顽强的毅力攻向最后的堡垒，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在1709年3月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
1710年1月23日，国王勒令在德累斯顿20千米之外的阿尔布累希茨堡建立麦森（Meissen）王室瓷窑，并于1710年6月正式开业。为了赶制复活节王室用瓷的需要，国王提供给伯蒂格尔两件瓷杯样品。依据这两件参考用的瓷杯，伯蒂格尔制作了无釉杯、施釉杯、瓷盘、碗钵等复活节所需的一批瓷器。从此，麦森王室窑所生产的瓷器名声大震，逐步传至世界各国。但最初制瓷用的是次维考粘土，在烧成时极易开裂，正品率很低。经过伯蒂格尔的努力，终于用一年时间在德累斯顿西南90千米发现生产硬质瓷所需的优质高岭土，并因产地取名“施诺瓦白土”。这里的瓷土一直开采到19世纪中叶。伯蒂格尔反复优选瓷土、改进窑炉，最终烧制出优质白瓷器，而且在1713年春天开始批量生产，并因此得到普遍的赞赏。这时生产的麦森瓷器可谓名副其实的硬质瓷器。
18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麦森瓷厂大量仿制日本柿右卫门和伊万里彩绘瓷器，如八角形器皿、带盖茶碗以及装饰形式，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这与奥古斯都二世喜爱日本瓷器具有直接关系。
欧洲的瓷器也分硬瓷和软瓷两种，硬质瓷与中国瓷器一样，采用高岭土为原料，烧色程度高；软质瓷以陶土和玻璃为原料，烧色程度低，壁体呈白色半透明状。德累斯顿的硬瓷烧制方法在当时是极为保密的，尽管法国自1769年开始掌握了硬瓷烧制的方法，但18世纪法国主要是以软质瓷为主。法国塞弗尔（Severs）瓷窑是最著名的瓷器产地，路易十五世（Louis X Ⅴ，1710-1774）的宠姬蓬帕杜尔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是该窑的庇护者。塞弗尔瓷器的装饰特点是在器皿的两面中央绘以罗可可式的装饰纹样，多以青、绿、黄或玫瑰色为底。从1757年至1764年该窑产品大多是蓬帕杜尔夫人所喜欢的玫瑰色底，所以亦称“玫瑰色蓬帕杜尔式”。现藏巴黎布特·巴列博物馆的《水壶与水钵》便是代表作品，器物的造型带有罗可可式的优美曲线，水壶的两面和水钵的四面装饰着白底金色的植物纹样，其余部位均以玫瑰色为底。另外，塞弗尔窑的白色瓷塑也是相当精致的，不少有成就的雕塑家也都从事过瓷塑的设计，它与德国流行的彩色瓷塑趣味迥然。巴黎卢浮宫藏的《泉》虽然是一件彩色瓷塑，但它与青铜底座的组合却非常谐调，是一件成功的陈设品。
在英国，自18世纪以来，斯特弗德希地区的斯脱克（全称“托伦特河畔斯脱克”Stoke-on-Trye），相继出现威尔顿、乔桑·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等著名陶艺家，迎来英国陶瓷史上的新纪元。而乔希亚·斯普特父子同享有英国陶艺之父称号的韦奇伍德一样，为英国近代陶瓷工艺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大乔希亚·斯普特以改进转移贴花而著称；小乔希亚·斯普特则以完成硬质骨灰瓷而名垂史册。
欧洲自1709年在德国德累斯顿首次成功地烧制硬质瓷之后，1718年分别在德国的柏林、奥地利的维也纳、法国的塞弗尔先后出现瓷窑。相比之下，丹麦皇家哥本哈根窑的创建，在时间上晚了几十年（1775年建窑）。当然，1730年丹麦已经招聘外国化学家和技术人员，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烧出瓷器，但这时的瓷器只是软质瓷。
皇家哥本哈根瓷窑的创建者、化学家F。H。米勒，早就对研究硬质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自1771年建成瓷窑开始，就不曾间断地进行硬质瓷的研制，终于在1775年烧制成功丹麦最早的硬瓷。
木工艺
在罗可可时期的工艺美术领域中，木工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其中家具的设计和制作工艺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在崇尚豪华奢侈的宫廷生活中，家具是室内装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法国罗可可时期的家具工艺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摄政时期（1715-1723）和路易十五时期（1723-1774）。前者是法国家具从巴洛克发展到罗可可的过渡阶段，史称“摄政时期风格”，后者是罗可可式家具繁荣发展的阶段，也称“路易十五风格”。
摄政时期家具造型所出现的明显变化是基本以弯腿代替了过去的直腿，以曲线造型充分形成了轻柔流畅、富于韵律的装饰效果。在装饰手法上广泛运用了雕刻、贴木、镶嵌以及贴金、模塑等技术，装饰题材则以螺纹花卷、蚌纹、莨菪叶簇和彩带等为主。在家具的种类上也有明显的增加，如过去很少出现的五屉衣柜此时已相当流行，它多采用弯腿样式和叶簇、丝带镶嵌装饰。另外，从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扶手靠椅》上可看出当时的座椅家具也颇具摄政时期的风格特征。
路易十五时期罗可可家具的特点是新型家具的不断出现和新的装饰形式的运用。在宫廷女宠弄权的情况下曾出现了专门女用的斜盖高腿写宁台和小型写字台等，另外还有小型梳妆台、文件柜、墙角五屉橱、方形或圆形的工作台等。这些家具的造型和结构已较为注重适用功能，在形式变化上也比较丰富。同时这些家具的装饰手法也相当出色，除一般采用珍木贴片或多彩的方形、菱形贴木装饰以外，丝带或花叶的雕饰也极为工细，有的家具还采用色彩绮丽的刺绣或丝缎包衬，极尽豪华高贵之能事，特别是镀金铜饰的运用比摄政时期更为广泛。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的家具工艺还受到欧洲大陆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崇尚法国式的豪华家具。但不久便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势力的勃发，家具工艺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民族的特色。
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家具设计家和制作家是托马斯·齐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1718-1779），他对各国的家具工艺都作过广泛的研究，尤其是对法国哥特式和罗可可式的家具，以及中国式的家具研究颇为精深，并探索过“中国风格罗可可化”的可能性。齐彭代尔的设计丰富多彩，仅“齐彭代尔式座椅”就有3种样式。他还设计过齐彭代尔式沙发、活动的拼合餐桌、三支脚的饼形茶桌和曲面衣橱、书桌等等。现藏伦敦博物馆的《中国式床铺》就是他的一件代表作品，整个床的设计吸取广中国式的四柱形式，但高高的尖形顶盖则是英国独有的，它以红黄相间的装饰为主要色调，局部施金，获得了奇特的装饰效果。
除齐彭代尔以外，英国当时比较著名的家具师还有托马斯·琼斯（1714-1746）等人。从他们的一些作品来看，中国家具对英国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明显地表现在曲线运用、装饰纹样和漆绘工艺等方面。同时在有些人的作品中已带有庄重典雅的新古典主义工艺风格的意蕴。
罗可可时期，德国家具工艺的地方色彩也较为突出，但总的看来与法国相比带有质朴而敦厚的特点。一般家具造型比较高大，装饰也较为单纯。常采用木片、象牙、铜锡作为镶嵌材料。当然，一些带有人物、花鸟和中国的龙等装饰图案的家具也相当华美。18世纪中期，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的风格也在德国盛行一时，诸侯宫廷的家具无不豪华灿烂。流行的珍品橱、五屉柜、写字台、座椅和台桌等在造型和装饰上基本是对法国的模仿，有的宫廷甚至直接采购巴黎的产品。当然，较能反映德国罗可可式家具特色的情况也时而可见，例如一种综合橱是由珍品橱、抽屉柜和分类架三部分组成的，它既有庞大浑重的体积，又以檐板、圆槽和主体装饰等获有灵巧疏朗的感觉。另外在一些大型玻璃碗橱和墙角窄柜等家具设计上也反映了独自的特色。
罗可可家具在意大利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威尼斯，这里的上流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表现出享乐主义倾向，对法国罗可可家具的反应较之罗马或佛罗伦萨远为敏感。威尼斯制作的鼓形珍品橱、衣橱和桌面镜架等多为彩绘家具，它用石膏作底，再经绘制或贴金处理，具有光润柔丽的装饰效果，颇富特色。另外它还吸取了中国油漆家具的工艺，但却在色彩和装饰纹样上体现了自己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