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年前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想不开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颐和园昆明湖。
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毛泽东有诗云，“莫笑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
呜呼，一代学人，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无，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成认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没顶自沉，用这种办法结束自己生命者，多为女性，多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国维也好，稍后一点的老舍也好，作为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在羞辱下，在无路可走、无以为生的绝境之中，这是最无奈，也是最无能的选择了。
自王国维之后，自老舍之后，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生过别的什么作家诗人，什么教授学者，想法淹死自己的类似事情，这，当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赶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开。知识分子天性的软弱，也许没法改变，但拿定主意不死，却是可以咬咬牙坚持住的。这一点，相当重要。
每次逛颐和园，走到排云殿的西边，石舫的东面，就会遗憾王国维之缺乏这点认识。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发生过“初辱”、领教过“初辱”、忍受过“初辱”，那么，这个“再辱”，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辱”过和没“辱”过，有质的不同，“辱”过一次和“辱”过多次，则是量的不同。无论什么“世变”，无论怎样“再辱”，完全没有必要一死了之。
因为从历史的、传统的、薪火相传的文化角度来衡量，这样一位精通中学，深谙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为中国文人中的佼佼者，作出贡献的王国维，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他跳进昆明湖，这扑通一声，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真正称得上学富五车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从此，有学问的文人，凤毛麟角，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我一直认为，王国维选择这一天自杀，是受屈原的影响。
他之订于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这位学人的谦逊，他太崇拜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诗人了。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三年，阴历的五月初五，屈原用的方法，与王国维的方法相同，也是扑通一声，跳进汩罗江，结束自己生命。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日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干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看起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
其实，有什么想不开，过不去，解脱不了的心结呢？
不就是将他从左徒的高位，黜降到三闾大夫，地位大不如前吗？不就是将他流放汉北，流放江南，精神大受打击吗？
不就是再也管不了内政外交的大事，手闲得发痒吗？不就是得不到帝王的知遇之情，心里感到空空荡荡的吗？唉，这就是诗人的弱点了，像一个玻璃杯，装着他极其充滞，极其丰足，也极其来得快的感情，可是，沸点极低而易激动，韧性极低而易沮丧；耐力极低而易泄气，稍一不慎，就会爆裂破碎。
近人有一幅《屈子行吟图》，我觉得那位画家，根本没领会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写：“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则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只画前一句，昂首迎风，神色傲倔，衣衫飞扬，落拓不羁。未画后两句，其实诗人极其失落，极其郁闷，一个想不开的要自杀的人，是潇洒不起来，飘逸不起来的。
此时此刻的诗人，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在湖边江畔，在水乡泽国，无所傍依，到处流浪。一位渔夫将他认了出来。
“啊呀，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狼狈成这个样子？”
“我被流放了！”
流放二字，对后来的中国文人而言，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可能战国时期的楚国，初次这样收拾文人，让屈原赶上了，他有点受不了。
渔夫当然要问：“这是为什么呢？先生！”
屈原说他被流的原因：“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渔夫劝说他：“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噬其醨，何故怀瑾握琦，而自夸见放焉？”
据科学家研究，自杀的人是存在着某种厌世基因的，受刺激，很窝火，想不开，很别扭，那基因就趋使着必走这条绝路不可。屈原的性格本来就偏执，认死理，于是与这位好心的渔夫辩白。“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夫的意思，你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生存方式，活下去呢！那个楚怀王，那个顷襄王，已经把你抛弃了，干吗还要自作多情，魂牵梦紫呢？同样的道理，王国维这样的有学问的文人，难道想不到这种最起码的常识？那个已经跑到天津租界里当寓公的末代皇帝，甚至不知道你是老几，值得你去效那份无济于事，屁也不顶的忠贞吗？
屈原投江以后的一百多年，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埋头为这位自沉汩罗的诗人写传时，膺服他的志，“其志洁，故而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但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自己设计的结局。
他之所以要这样高度评价屈原，这里面有太史公自惭形秽的内心隐痛，他活得苟且，活得委琐。然而，对于屈原这样的做法，值不值得死，有没有必要死，难道除死之外就再无生路了吗？他虽然未置一词，但通过渔夫的嘴，说明他不会赞同这种样子的断然措置。因为，他本人曾经像屈原一样，忠忱爱国过，忧患元元过，赤心耿耿过，谠言铮铮过，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更没得到好的下场。
但他却没有下决心像屈原那样轻易地就给自己画句号。
要知道，天有多大，这世界就有多大，这世界有多大，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应该有多大。这也是从屈原到王国维的两千三百年间，有人想不开，死了死了，想干什么也不行了。
有人想开了，遂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这就是坚决活下去的司马迁理解同情屈原的同时，并不以为然地描写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是太史公的这支笔，记叙下来屈原的死，从此，每年的这一天，成为全民的一个节日。他们用划龙舟的形式，用吃粽子的方法，来纪念这位诗人。在中国，一个文人的忌日，能成为举国上下的嘉年华。相反，中国差不多有三百多个帝王，他们活着的时候，惟辟作成，惟辟作福，什么事情办不成呀，然而他们却没有办法能够在死后享受如此永远的殊荣，实在是使知识分子扬眉吐气，澡感荣幸。
死了能被人记住，不容易，死了能被人怀念，更不容易。
死了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次出现在活着的人的视野里。说实在的，这么死一回，好像也值得似的。然而，除了王国维，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中国文人宁可学司马迁，也不学屈原。因为，在端午节的这一天，那些划龙舟的人，那些吃粽子的人，那些点雄黄酒、挂艾蒿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去纪念这位中国第一诗人者，也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现实，能使中国文人清醒。
也许外国文人对于各色各样的“辱”，见识得少，经历得更少，忍受得尤其少的缘故。所以，读外国文学史，譬如俄国的第一诗人普希金，第二诗人莱蒙托夫，为了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对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深感此二位之大可不必，也觉得此二位有如屈原和王国维之想不开。
当然，对他们随便就豁出命去拼的精神，还是忍不住为之激动。
为什么激动，因为懦弱的我，做不到。而且我还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太把命当回事，也是做不到的。中国文人，从古至今，几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种样子因怄一点闲气而拉开架势决斗的案例。
中国只有忍辱负重的司马迁，这位无论怎样想不开，也要努力不死，绝对不想自杀，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书立说的范本人物。
或许，这正是应该我们为之自豪的，由于惜生畏死的缘故，中国作家的自杀率，要低于西方，更低于日本。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那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被整肃得太狠了、太苦了，消灭得也太轻易了、太随意了。因而，物理学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发了古往今来的文人，特别强烈的求生谋存的能力，只要有一丝活下来的可能，轻易不肯自绝干人民。
对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国同行，由于活得优裕、从容、自在，不那么感到明显的压迫、威胁、镇压，因而稍有郁闷，不快、压抑，就受不了。于是，视生命为儿戏，说死就死。
越是大师级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如法捷耶夫，越是爱用这种方法解脱自己。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是其中一员。
1942年2月22日，他同妻子一道，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郊彼得罗保斯的寓所自杀。他留下一纸《绝命书》，声言死的理由。
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
说实在的，因这点理由寻死，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好像不是那么值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的。
当然，一个人要结果自己，是他的自由，是他的选择，不容别人置喙。按照中国文人自杀的通常规律，走这条不归路，原因无非两端：其一，这个世界不让他活下去；其二，他本人也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光有其一而无其二，不会自杀；同样，没有其一也就不可能有其二，更不会自杀。
所有用非常手段结束自己者，归根结底，一，起因源自外部；
二，下手还在自己。
茨威格的绝命理由，无论外部，无论自己，以中国人的眼光，是很站不住脚的。第一，纳粹离你已经很远；第二，克格勃也算计不到你；第三，又不是生活在我们那位流氓无产者朱皇帝文字狱的阴影之下；第四，你从德国流亡到南美洲，人家巴西相当礼敬你，面包有，黄油也有，没有充分理由走这条路。
好像是老两口开煤气，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亡。“文革”期间，傅雷夫妇也是用同样方法，离开这个世界的。可博雷是逼得没法活了才寻死，而茨威格所在的那个巴西，既没有红卫兵，也没有造反派，至于有这个走的必要吗？
这就是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了。西方人对于生命质最的要求，和我们只求活着便好的生存哲学，是迥然相异的。
中国人有面包，哪怕没有黄油，也可能活得很滋润，甚至连面包也没有，只有面包渣，也能苟延残喘地活下来。外国人，光有面包和黄油是不行的，好像还需要其他精神方面的东西，中国人或者中国文人，一般不存有这种奢望。
茨威格，只是缺乏“一种非凡的力量”，就觉得括不下去，只是不能“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就想结束生命。这种精神状态，放到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是不会当回事的。
没有力量就没有力量呗，不能开始全新的生活就不开始呗，至于吗，为之而死，傻不傻？
中国人最现实，天堂再好，哪怕顿顿吃葱扒海参，餐餐喝浓汤鱼翅，他也不会去的。宁肯有一顿没一顿地在人间熬煎，也不接受这张去天堂赴宴的请柬。这就是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了，说得好听一点，叫“活着而且要记住”，说得难听一点，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因之，普希金会为一位法国爵爷骂了一句绿毛乌龟而妒火中烧，以致大动干戈，最后送命；莱蒙托夫会为同窗羞辱他为乡巴佬儿，怒发冲冠，而与那些贵族子弟决一死战，伤重不治。这种为忍不下去的一口气，不惜拿命去拼个高低的做法，绝不为中国文人所取。
活着，便是一切。中国文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者，也不在少数。但更多的却能在万般劫难，次之，万般磨难，再次之，万般困难，再再次之，万般刁难之下，苟存下来。其信条，说白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怎样严酷恶劣的外部空间，也要尽一切可能，求生图存，活着并且要记住，这才是人生最高诉求。
所以，不是聪明人惟图苟活，而聪明人懂得算账。也许只有王国维，只是为了“义无再辱”的那个“辱”，投湖自尽。用结束生命的办法摆脱了辱，同时也把他的珠玑文字，锦绣词藻，三坟五典，殷墟甲骨，随之沉干湖底的烂泥之中。
这个账，怎么算，谁来算，都是划不来的。
因此，中国文人之怎么折腾也不死，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后来，“文革”期间，即使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神州陆沉之际，休看北大、清华，离颐和园咫尺之遥，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教授、讲师、学者、权威，再跳昆明湖，重蹈自屈原起，到王国维的赴水之路。可从《牛棚历险记》，到《九死一生录》皇皇巨著中，那十年间，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宗旨下，在决不提倡“温良恭俭让”的主张下，知识分子所领教的辱，当不逊色于彼时的王国维。
他们之所以宁可当孙子，当王八蛋，当臭狗屎，当牛鬼蛇神，宁可被踩上千万只脚，踩得喘不上气，踩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也坚决不死的缘故，就是算清楚怎么划算，怎么不划算的这份账。否则，如今种种集会的主席台上，要没有这些巍巍长者，矍烁前辈，耄耋泰斗，文化象征在座，该是多么寂寞和令后人生出无所傍依之感啊！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的中国文化人，当然不是全部，但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对工宣队的俯首帖耳，对军宣队的唯唯诺诺，对造反派的低三下四，对红卫兵的惟命是从，所表现出来的含垢忍辱的求生哲学，其实，倒是值得后人敬重的。
不管是否有污清听，不管是否有亵先贤，在这方面，两千年前的，那位身残处秽的刑余之人，那位著“无韵之离骚”的大师司马迁，开创了中国文人苟活贪存的传统，才是中国文人所以求生拒死的榜样。
说到底，在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中，文化、文艺、文学，永远只是一个有也可、无也可的零配件。文人的这等角色身份，注定了他们的依附和从属的命运，以及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生存准则。也许外国文人不尽如此，但在封建社会里我的那些古代同行，却是必须如此，一定如此的。
一个堂堂关中汉子，血气方刚，凭什么像一头猪那样，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话儿给阉了，不就因为汉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吗？试想，哪是一种什么样的辱呀？当将他宫刑以后，他不但失去“一种非凡的力量”，他不但无法“再一次开始奎新的生活”，甚至连一个常人的力量也不具备，像一个男人那样生活也不可能。如果，他按茨威格的想法，一百回都死过了。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在蚕室里一头撞上墙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着创伤的折磨和比创伤更痛苦的羞耻，埋头在一车一车的竹简中，著书立说。
正因为他存活了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也就有了这部不朽的《史记》。
如果，屈原在汩罗江边趔趄地站住，听渔夫的话，然后，打道回府，当一个自由作家，不拿楚国的工资，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的作品就不会仅仅是《离骚》以及《九歌》、《九章》、《天问》等篇。王国维在颐和园长廊的尽头坐上一会儿，然后，叫一辆黄包车，心平气和地拉回清华学堂，那他遗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儿本《观堂集林》了。
对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这些帝王的原因。
只有活着，便有一切。只有活着，而且写作，便也拥有未来。这就是说，早在达尔文学说形成之前的两千年间，中国文人就明白“适者生存”这个人类演化的原理了。由此推断，若普希金和莱蒙诺夫不去决斗而死的话，他们将会为俄罗斯文学贡献得更多，当是毫无疑义的。
呜呼！虽然很难熬、很痛苦，但在历朝历代帝王的挫折底下，中国文人终于活明白了，不但不肯死，不便死、不想死、不去死，而且，求不死、求长生、求活得更久远，成为他们的追求。
司马迁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到，也是在他《报任安书》中强调的，“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妄，犹能引决，观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恩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称焉。”
他这种“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苟活”哲学，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虽然这种样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码的抵抗和斗争，有点消极，尤其会被当下的革命青年瞧不起。若从大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不死而且活着，应该承认，那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这种尽量使生命延长的做法，是以时间在我的优势，换取空间在你的劣势，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之举。
拿鸡蛋跟石头碰，石头无损分毫，鸡蛋却是要粉身碎骨的，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文人与统治者的相处之道。因为石头有一种磕碰碾压鸡蛋的嗜好，努力避免发生这种状况，便是智者的抉择。倘若鸡蛋完整地存留，孵化为鸡，鸡后有蛋，蛋后有鸡，如此往复，以至无穷。想到达点，也就欣欣然了。
石头，只不过是石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章、那一节。作为鸡蛋的文人，也许搬不开它，但当历史掀过这一章、这一节，时间和空间便统统划归“书生意气，挥斥方道”的范畴里了。
或许因为这点明白，中国文人通常不采取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法，更不赞同从屈原起到王国维的那种因为想不开而扑通一声的行为。先贤司马迁一定等到写《封禅书第六》，等到写那个老匹夫的完蛋，然后才如释重负地不知所终。
从这则端阳节的文人旧话，联想到屈原，联想到王国维，也随之想到与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司马迁。
我想，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对强者，之所以要“苟活”下来，道理恐怕也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