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记载，熹宗一生共生下三个孩子，长子朱慈然，谥怀冲太子，其生母是何人已经无法查证。次子和三子都不足一岁相继夭折。一一谋杀掉了熹宗的亲生儿子后，客氏和魏忠贤试图通过向熹宗进献一些已经怀孕的宫女，以达到控制熹宗及继立者的目的。可惜，客氏和魏忠贤的精打细算一直不如意，他们以为年轻的熹宗会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应对立储君的问题，可惜，仅仅7年时间，熹宗因病不治而亡，两人的权势突然崩盘，也昭示着他们末日的降临。
客氏为害乱政的另一半是为了魏忠贤。客氏毕竟是一介女流之辈，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女流之辈，限于阅历，纵然有所图谋，不过是锦衣玉食、人前显贵之类的想法，绝不会在政治上有所企图以至于危害社稷，客氏之害在于其身边的宦官魏忠贤的唆使。不过，客氏利用魏忠贤之目的，意在其巩固自己名不正、身不正的地位。两人生活上日亲月近，如胶似漆，如影随形；政治上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因此，明末客、魏乱政，魏忠贤罪大恶极，但客氏罪不容恕。故史家有云，魏忠贤乱政，“皆客氏为内主”。
窃权的宦官
个人崇拜本来就是专制统治的伴生物，在专制主义时代是一件寻常的事情，但崇拜的对象不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而是一个宦官，其中必有深层的原因。明末，天启时代的宦官魏忠贤制造了明代历史上最为典型的宦官专权，也制造了封建末世宦官专制的最高峰。魏忠贤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宦官弄权的顶峰。宦官魏忠贤，一个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将天下文臣武将的升杀予夺集于一身的一个皇权伴生物。
魏忠贤，河北肃宁县人。一个在本地颇有名气的大无赖，平时偷鸡摸狗，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据说，由于魏忠贤在赌场上输了一大笔钱，无力偿还，在东躲西藏之后，只能狠心挥刀自宫，然后倾其家资，投亲靠友与宫里的小宦官接了头，混到宫里。开始了从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到豪赌天下、肆意妄为的人生历程。
魏忠贤进宫谋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百折迂回。万历十七年（1589年），21岁的魏忠贤别妻离子进宫服役，最初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手下做一些洒扫庭院之类的杂务。几年后，魏忠贤曾试图投靠在四川任矿监税使的宦官丘乘去，但差点儿客死他乡，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逃回北京。第二次入宫的魏忠贤通过贿赂，投靠到颇有权势的太监魏朝门下，负责朱由校的母亲王氏的日常饮食。由于王氏、朱常洛都不受神宗的厚爱，魏忠贤的这份差事在当时并不显眼。但经过了大风大浪和人生沉浮的魏忠贤认为，常洛父子“奇货可居”，他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寄托在这对落难父子的身上。
魏忠贤对待王氏和由校都是尽心尽力的。朱由校出生后，魏忠贤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他。由于魏忠贤自幼长于骑射，有胆识，有气魄，甚至“歌曲弦索，弹棋蹴鞠，事事胜人”。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喜好玩耍的宦官，魏忠贤既能洞察小男孩子好玩的天性，又精于引导教练，他一有时间就陪由校玩耍，逗他开心，深得由校的好感。
在谋取内廷权力的道路上，魏忠贤可谓费尽苦心。他首先要竭力讨好自己的引荐人魏朝，并通过魏朝结识掌管内府要职的大太监王安。王安是常洛的亲信，曾任内廷职权最重的司礼监秉笔一职。一向善于投机钻营的魏忠贤得到王安的初步赏识。魏忠贤还利用与魏朝交往的机会结识了时任朱由校乳母的客氏，两个人很快打得火热。魏忠贤还试图与西李选侍拉近关系，以便在朝中培养自己的关系。
既蒙蔽了正直的太监王安，又有客氏的从中帮忙，加上熹宗对他也有良好的印象。魏忠贤不仅成功地躲过了神宗、光宗和熹宗时改朝换代带来的巨大冲击，还审时度势，步步高升，在熹宗登基后，成为皇帝最信任的大臣。他从伯而侯而公再上公，很快达到了最高爵位，他的亲戚中，一人封伯后又封公，一人正一品，一人从一品，四人正二品，二品以下不计其数。赤贫的佃户魏家如今笏满床，转眼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
作为一个宦官，一个臣子，魏忠贤的权力无以复加，他给大明帝国也带来了无以复加的灾难。
天启二年，魏忠贤说服熹宗，用顾秉谦代替孙慎行为礼部尚书，开始操纵外官的第一步。从此，熹宗反主子为傀儡，专宠魏忠贤，心甘情愿地为他的全面擅权提供便利。次年，外官中的绝大多数投向魏忠贤的怀抱，听从他的指使，他全面操纵处廷、军队和特务机关。在魏忠贤的周边形成了所谓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一大批高官为党羽，故《明史》称：“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形成所谓的祸国乱政的“阉党”。
魏忠贤的淫威可谓登峰造极，对他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个人崇拜突出地表现在生祠的建造上。“祠”本为祭奠死者而建，给生者建祠已非“常态”，而遍建生祠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为专制制度下扭曲的独裁者公开叫魂。
生祠之建始于浙江巡抚潘汝桢，天启六年时，他上疏熹宗道：“东厂总管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时值两浙遭遇水灾之际，魏先生厉行节约，蠲租免税，百姓得救，无不欢欣鼓舞，途歌巷舞，感恩戴德，他代表广大百姓请求给魏先生建造生祠，以垂永久。”对于如此逻辑混乱，颠倒黑白、强奸民意的一派胡言，魏忠贤很快代表熹宗做出回应：“魏忠贤确实心勤为国，切念恤民，应该顺从民意，允建生祠，以垂其不朽之功。”熹宗还以自己的名义给生祠题字曰：“普德。”不久，一座富丽堂皇的生祠在美丽如画的西子湖畔落成。此路一开，天下仿效，生祠的规格越来越高，举办的仪式越来越隆重。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就出现了40余座生祠。一时之间，天下最气派、最漂亮的建筑就是魏忠贤的生祠。
魏忠贤热衷于个人崇拜源于他本身强烈的自卑心理，一个年富力强的男人，一个出身卑微在社会最底层、在内廷的最下层强颜欢笑任人欺负长达30年之久的残废人，要想保持一颗健全、正常和健康的心理是何其的困难。魏忠贤恰恰是这样一个具有强烈的赌徒心理，在获得最大一笔博弈收入之后，那该是怎样的满足与成就感。窃权之后的魏忠贤迅速形成了几乎是病态的爱好：讲排场、听好话，无论多么过分的吹捧他都不以为过。绝大部分的官员选择了迎奉献媚。而熹宗不守规矩地纵容，也成为这场个人崇拜闹剧的帮凶。
魏忠贤的权力毫无疑问来自皇权。那么文盲天子明熹宗为什么那么信任同样是文盲的宦官呢？或者说魏忠贤是何以取得熹宗的绝对信任呢？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熹宗本人没有任何的执政能力，在权力需要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国家机构总是要运转，那么运转具体实施者是谁？自然是皇帝认为可以信赖的人。我们知道：魏忠贤能取得皇帝的信任，第一，他在服侍皇帝生母时的忠心耿耿博得了好感；第二，在皇帝的幼年和童年时代，魏忠贤也是由校身边的玩伴；第三，熹宗对乳母客氏的绝对信任和依赖而产生的对魏忠贤的放纵与保护；第四，熹宗时代，魏忠贤所施展的戏君之术，牢牢地把握住了皇帝的行为；第五，天启时代的文臣武将依附于魏忠贤，很大程度上纵容了阉党的放肆和由校的嬉戏。
错位的角色
天启，朱由校登基改元之年号，这个寄托着大明帝国君臣上下开启中兴之天地希望的新皇帝的年号，从它启用的那一天开始，似乎就预示着凶兆。
有人说，天启政治，实质上是客、魏政治，此话虽有道理，却不准确。因为，宦官专权终究是皇权专制的伴生物。魏忠贤明白，尽管自己权倾朝野，呼风唤雨，毕竟大权是皇帝给的，或者说是盗取皇帝的。于是他想方设法逗皇帝开心，派出爪牙四处寻找奇珍异宝，以博取皇帝的信任。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责任，没有家国天下的概念，缺少母爱和有责任心官员的管束，在客、魏这等奸邪之人的引诱之下，还能做出什么力挽狂澜、救国救民的大事呢？
天启时代的大明政局已经不像宪宗成化、武宗正德时期那样国库充盈、边境熙然、军有锐气、家有余赀了。大明历经万历30多年的折腾，财政严重的入不敷出，军伍羸弱，官吏腐败，市井萧条，民人贫苦，更可怕的是东北边地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政权已经吹响了灭国夺位的号角。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部分正直官员，抱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理念，针砭时弊，严惩奸邪，救国救民；部分倡导“经实致用”的文武官员以切实的行动尽己所能，力图扶正将倾之帝国大厦。但这些努力终因帝王的不作为、甚至胡作非为，终因阉党的从中作梗而化为乌有。
天启初年，客、魏乱政已成朝野公开的秘密，东林党人杨涟数列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要求对魏忠贤“逐款严讯，立刻正法”，将“奉圣夫人”客氏驱逐出宫。客、魏二人利用他们与熹宗亲近的机会和长期“结下”的感情，使出浑身解数，在保全自己的同时，步步为营，成功实现大反攻，血清东林党人，驱逐了一大批不与自己合作的官员，一举把持朝纲。
魏忠贤能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关键是利用了熹宗无知、好玩的特点。无知致使其常受蒙蔽，不辨真假；好玩导致忘乎所有，荒怠国是。
熹宗好玩是出了名的。孩童时的他就是宫中出名的顽童、活宝；当了皇帝之后，既无人管束，又有魏忠贤等人的诱使，更是玩得不亦乐乎。熹宗之玩，最喜欢的还是做木匠活。他曾经亲自用大木桶、铜缸之类的容器，凿孔，装上机关，做成喷泉等各种水戏，忙得乐不可支。更多的时候，他是锯锯刨刨，制成各种精巧的楼台亭阁，还亲自动手上漆彩绘。他做的雕刻木器砚床、梳匣、护灯小屏等木质艺术品，十分精致。他还让小太监拿到集市上去出售，价钱不菲。有诗云：“圣主多能绝代姿，罢朝常是运斤时。裕妃笑指灯屏问，雕到寒梅第几枝。”
像其他多动好玩的少年儿童一样，熹宗也喜欢舞枪弄棒，演练武艺。魏忠贤曾给小皇帝从京军神机营中选调一批火器，再从宦官中选择一批年轻精壮者，组织一支上百人的火器队，经常在宫苑里给皇帝一人表演阵法。熹宗玩得兴起，也会自己亲自上阵，有一次火铳走火，还差一点伤到自己。又一次，他自己指挥300人的太监军队，让皇后张氏指挥300名宫女军队，玩两军对垒的游戏。张皇后感觉有失身份，托辞身体不适回宫休息。熹宗玩兴大起，竟然从宫女中挑选了一位代替皇后指挥。这种玩法，与他的前辈正德武宗皇帝相比，是何等的相似。
只要是玩乐，熹宗就喜欢。比如，他还喜欢游猎。一次，按规制皇帝要巡视太学，但熹宗想去打猎，就与魏忠贤合谋缩短程序、简化仪式，没等仪式结束，就和魏忠贤一起兴致勃勃赶到围猎场。熹宗还喜欢在后宫里与宫女们做游戏，这种作法与他的爷爷神宗皇帝小时候在宫里玩掷金豆子的小游戏没有什么两样。又如他常常在晚上吃饭时，会在宴会厅的门框上挂一个小银铃，然后鸣鼓吹笛，叫侍宴的宫女们用手帕蒙住眼睛，前去摸这个银铃，摸不到的就被罚出局，摸到的这把银铃作为奖品送给她。然后再系一个银铃，再摸，终夜不倦。《天启宫词》道：“美人灯下裹头行，鼍鼓低敲玉笛停。清响一声罗帕卷，君王重系小银铃。”
东林党人沈钫书法
熹宗玩耍时非常投入，简直到了物我皆忘的境地。每当小皇帝专心在制作时，魏忠贤或者在一旁喝彩、夸赞，或者竭其所能提供和创造机会或条件。就在这时，魏忠贤便把朝中之事向他启奏，熹宗往往极不耐烦地说：“尔等用心行去，我知道了。”头也不抬地制作不辍。有了皇帝的授意，魏忠贤的胡作非为就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了。比如杨涟急于把请求罚治魏忠贤的奏章递给熹宗时，魏忠贤就诱导小皇帝到南海子游玩，先是巡湖垂钓，然后是水师表演。魏忠贤亲任大元帅，组织水师操练。在舟师炮火轰鸣与厮杀间，熹宗早把国事抛到九霄云外，魏忠贤的帮凶们加紧布置反攻，杨涟等东林党人步步陷入被动，剿杀魏忠贤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如此下去，明朝岂有不亡国之理。
天启时代，风雨际会，天下大乱，熹宗执政的时代也并非一无是处。如他曾重用兵部尚书孙承宗、越级提拔袁崇焕，并相继取得宁远、锦衣保卫战的胜利，把辽东防线一度向前推进了数百里。他为张居正平反，优恤元勋，一度安抚了受伤的士人阶层。在澳门问题上，他表现出大明王朝一贯的强硬态度，两战澎湖都取得了胜利。此外，他还罢矿监税使举。
惜乎，阉党挡道，不以国家利益为上，而以私人集团利益为首务，以私损公，忠正不立。袁宗焕破格提拔之功在于斯，罢黜赋闲在家之过亦在于斯。“宁锦大捷”充分显示了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的军事能力，宁锦防御体系的构建为明王朝找到了一条遏制后金八旗军兵有效的方法。然而，由于袁崇焕拒绝与魏忠贤为伍，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被诬陷为“老气横秋、胆小怯懦”，坐视锦州城于不顾被罢职在家。大明的悲剧此时已经终定。
天启五年初夏，魏忠贤、客氏与熹宗在西苑湖上游玩，客魏二人饮酒作乐，熹宗带两个小宦官，亲划一叶小舟嬉水，不幸落入水中。熹宗身体本来就虚弱，历此惊吓水激，身体大不如前。终于天启七年七月病死。年仅二十三岁。熹宗无子可嗣，皇位遂传给弟弟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皇帝。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六日，专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自缢在阜城的一家客店里。这一天，离熹宗去世不足3个月的时间。崇祯元年，朱由检下令磔忠贤尸于河间，又斩客氏尸。接着，崇祯随即对依附魏忠贤集团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大清洗，有的逮捕处死，有的罢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职等。魏忠贤的阉党集团被彻底铲除了。
熹宗天启皇帝历来被史家公认为荒诞昏庸型皇帝。细数其人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熹宗的一生，似乎一直就生活在孩童时代，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自然也谈不上对皇权有什么浓厚的兴趣。由于帝位传承制度的因素，他被推上了大明帝国王位的宝座，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担此“重任”，他的所作所为，从一个“富家”子弟的角度看，似乎天经地义，而从一个帝王的角度看，却又显得那样匪夷所思，令人忍俊不禁。
值得深思的是客、魏集团的形成及其危害。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皇权缺少有效的约束，无上的皇权一旦被奸邪小人所盗取，将会产生可怕的严重后果。亲贤人，远小人，千古至理，不可不察。东林党人虽有替天行道之举、之心，但一介书生，徒有良心正义感还是不够，宦海凶险，还要有足够的智慧与谋略，否则，成事不足反而败事，落下亲痛仇快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