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3岁登基，阅历浅薄，错把奸人当作生父和生母；他嗜好金钱，欲壑难填，鸿都卖官，明码标价；他寻欢作乐，不顾及帝王应有的尊严，把宫廷重地当成喧嚣的市井之地；他身为帝王，很少关心政治是否清明，却是荒淫无度，一心要做人间神仙。这就是汉灵帝刘宏，可以说是汉代帝王中最无知、最爱钱财、最不成体统、最荒淫无度的皇帝。
无知认贼作父
汉灵帝刘宏，建宁元年（168年）继位，东汉帝位传承至此，已有140余年，帝国之锐气渐渐荡尽，又碰上一个荒诞另类的他，气数也快到了尽头。
灵帝年少继位，无知无识，缺乏心计。据《续汉书》记载，每次汉灵帝准备大赦天下前，就让人密封三钱之府。这是因为汉灵帝自认为金钱最为宝贵，担心大赦天下时，有人乘机盗取府中财物。河内人张成自称会观天象，会占卜。他知道汉灵帝将要赦免天下有罪之人，就教唆他儿子杀人。果然，他的儿子被抓7日后，就赶上大赦，被免罪释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灵帝本人城府不深，略有心计的人就会察觉出汉灵帝的一举一动，知道他将要做什么。
汉灵帝执政期间，国家屡遭兵寇，天下开始显现大乱迹象。官员刘焉认为刺史权力太轻，不能令行禁止，所用之人，又不能尽职，只会增加不安定因素。他建议汉灵帝改置刺史为牧守，从朝廷中间遴选大臣，镇守全国各地。然后，刘焉又暗地里结交当朝的权贵，希望寻找一方重地担任牧守，借此机会逃避迫在眉睫的天下大难。朝中大臣对刘焉的建议争议不断，汉灵帝不知所从。此时，恰逢益州刺史郗俭为政苛烦，地方百姓谣言四起，闹得京城也不得安宁。加之此时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也被叛军杀死。汉灵帝为了消除眼前祸患，没有考虑清楚刘焉建议的严重后果，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刘焉如愿以偿地担任了监军使者，并且兼领益州牧职位。太仆黄琬担任了豫州牧，宗正刘虞担任了幽州牧。从此以后，牧守的权力日益显重，掌握了地方军、政、财大权，最终酿成了日后军阀割据的局面。
汉灵帝不仅无知，还认贼作父。汉灵帝时，宦官把持朝政，可是汉灵帝却对周围亲近的人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张常侍是指大宦官张让。汉灵帝在位时，宦官张让和赵忠一起担任中常侍，同被赐封列侯，他们两人和曹节、王甫等人，狼狈为奸，坏事干尽。曹节死后，张让兼任大长秋职位。
“一人升天，仙及鸡犬”。张让有个家奴，管理家中一切事务，但他仗着张让的势力，手眼通天，贿赂百官，声名显赫。京城三辅地区有个叫孟佗的人，家产颇为丰厚，一心想与这个家奴结交，便倾其所好，无所不送。张让手下的这个家奴为孟佗的慷慨大方而打动，自然也十分听他的话。有一次，张让的家奴问孟佗：“只要我力所能及，你想让我帮什么？”孟佗说：“我别无他求，就希望您和您的下属给我下拜一次。”这实在太容易了，张让家奴二话没话就答应了他。当时，每天拜见张让的来宾车马络绎不绝，有数百辆之多。孟佗也去拜见，他故意在人多的时候到，自然也是进不去。可是过了不久，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家奴却率领他的下属主动出门，在大路上迎拜孟佗，然后，他们又一起坐车进入张让家的宅院。前来的宾客大吃一惊，都以为孟佗与张让关系非同寻常，于是见不上张让的那些人都争着抢着用天下的珍品贿赂孟佗，孟佗然后把其中的一部分馈赠张让，张让大喜过望，便举荐孟佗担任凉州刺史。由此可见，一个普通家奴尚且如此显贵，炙手可热，就更不必说张让个人的权势了。
按道理说，张让如此受到汉灵帝的宠幸，应该忠于汉灵帝才是。可是，张让却是个吃里爬外的家伙，他暗地里背叛汉灵帝，与反官府的黄巾军首领有往来。这个阴谋后来被官员王允揭穿。王允少有大志，早晚习武。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揭竿而起，王允官拜豫州刺史，率军平定黄巾军，他和左中郎将皇甫嵩等名将大破黄巾军，黄巾军投降10万多人。他从红巾军的降将中得到了张让宾客所写的书信，发现张让与黄巾军秘密勾结的事实。汉灵帝虽然十分震惊，由于张让的叩头谢罪，汉灵帝在痛骂他一顿后，最后居然饶了他。张让大逆不道，却没有被治罪，由此可知，汉灵帝好坏不分，认贼作父。而侥幸活命的张让从此怀恨在心，捕风捉影诋毁王允。第二年，王允就被逮捕入狱。明代不畏权奸的东林党人杨涟在熹宗皇帝面前指责魏忠贤说：“魏忠贤是大奸大恶之人，他的罪过罄竹难书。而今陛下怜悯他小忠小信的行为，不忍舍弃他，难道不知他已罪恶满盈，令人无法容忍。汉代张让、赵忠，汉灵帝常以父母称呼他们，可他们却背叛他。”杨涟言外之意，就是不要认贼为亲。实际上，汉灵帝和熹宗皇帝一样，都是不辨正邪、认贼为父的昏君。
爱钱售官营利
光和元年（178年），汉灵帝在鸿都门前开榜，公开卖官售爵。这就是汉灵帝遭到后世批评最为激烈的事情之一。汉灵帝公然向世人宣示，官员职位可以随意出售。至于官员职位大小随其等第，明码标价。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州郡县吏，价格等级，各有差别，富有者可以先交钱，贫穷者任职后加倍交纳。利欲熏心的汉灵帝售官时还双管齐下，他一边公开通告全国卖官，一边又通过宦官“暗箱操作”，当然主要针对的是人人艳羡的、显赫的官职。朝廷三公大员之位，标价1000万；九卿之位，标价500万；二千石的郡职官员，标价2000万；四百石的县职官员，标价400万。官员职位虽是明码标价，但也不是绝对遵循的原则。有时可以根据买官者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实际拥有财产的丰厚程度作一定的浮动。尤其荒唐之极的是，有钱者可以现金交易，无钱者但有关系者可以到任之后，加倍偿还。因为朝官的地位一般优于地方官，所以，朝官的价位比地方官的价位要高出一筹；在地方官当中，价位又有不同，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富庶，一些地方贫瘠。贫瘠地方的官员价位较低，而富庶地方的官员职位是买官者竞相争逐的目标，所以价位不菲，职位的获得者就是开出价格的最高者。
当时名流之士段颎、樊陵、张温等人虽然功勋卓著，享誉一时，然而他们也都是先交纳钱财，然后才登上三公的位置。崔烈是崔寔的表兄，他是冀州的一位名士，人品和学问都比较好，他从地方郡守一直做到朝内九卿，可是他偏偏一味贪慕权势，总觉还不能满足自己的权势欲望。于是他托人拉关系，走后门，终于攀上汉灵帝的奶妈赵娆，因为她早年扶养汉灵帝，被汉灵帝封为平氏君。崔烈通过与汉灵帝奶妈的不寻常关系，交上了500万，居然一下子买上了自己垂涎已久的大司徒官职。崔烈如愿以偿，圆了自己多年来一直未圆的梦想。可是“钱是试金石，在钱的面前，是最能检验一个人的价值观的”。从此以后，崔烈声名狼藉，受到正直人士的鄙视。
等到崔烈走马上任的那一天，百官前来祝贺，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因为这是朝廷大员正式任命的礼会，汉灵帝出头露面自然也不例外。汉灵帝亲眼目睹这一热闹非凡的场面，心里一个劲地后悔，觉得要价太低了。眼见崔烈自己收取贺礼丰厚，不仅有了官位，而且狠赚了一大笔。此时的汉灵帝觉得吃了大亏，这样的好事居然让他得到了，他恨不得自己就是崔烈，可以收取那么多的礼金。汉灵帝禁不住对自己身边宠幸的人说：“这个官真是没卖值，当初应该向他要1000万。”当时程夫人在旁边回答道：“崔公本来是冀州名士，难道是他愿意买官吗？假若他真是这样的话，在见识上反而不可以与寻常妇人相比！”汉灵帝为此事后悔不迭，总觉得自己仿佛是做了一件傻事，当了一次傻子，被人狠敲了一竹杠，一连好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过汉灵帝总算是没有找崔烈的后账，不知是崔烈背后找人做了汉灵帝的思想工作，满足了汉灵帝的额外要求，还是汉灵帝恪守了“金口玉言”为君之道。
崔烈名声扫地，威望大大降低，他自己也感到忐忑不安。有一回，他私下问自己的儿子崔钧：“我现在居于三公之位，不知人们如何评说我呢？”崔钧回答：“父亲大人，您年少就有英名，而且不断升官，做官做到九卿一级。议论您的人认为，父亲不应该担任三公，然而您现今却登上了这个位置，天下仰慕您的人都非常失望。”崔烈困惑地问儿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评价呢？”崔钧回答道：“他们说，您身上带有一股铜臭味。”崔烈勃然大怒，举起大杖就要打儿子。当时的崔钧正担任武职官员，是当时军中的虎贲中郎将，他穿盔戴甲，戴着鹖尾，狼狈地逃跑。崔烈一边追，一边骂：“你这个怕死的兵，父亲打你，你就跑，你还算个孝子吗？”崔钧一边跑，一边说：“舜侍奉父亲，小杖就挨，大杖就跑，不能算是不孝。”崔烈这才放过儿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名士都像崔烈一样无耻。汉灵帝曾经想让羊续接任太尉一职。按照当时通行的惯例，只要是官拜三公的官员，都要交纳1000万的礼钱。汉灵帝派遣宫中常侍前去督促羊续，名义上是叫“左驺”，其实就是汉灵帝派使臣前往羊续的家中道贺，按惯例，升职的官员不仅要热情接待，还要自觉地如数送上丰厚的礼金，而且恭恭敬敬，厚厚馈赠来使，事情就算水到渠成了。可是，羊续根本不买汉灵帝的账，他居然让汉灵帝派来的使臣坐在破旧的单席上，举起自己的缊袍，对使臣说：“这就是我个人的资产，如此而已。”汉灵帝的使臣怏怏不乐，回去向汉灵帝汇报，汉灵帝大为不悦，这羊续太不给面子了，提拔羊续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汉灵帝时期碑刻《张迁碑》
文人傅子说：“汉灵帝时，在鸿都门外，贴榜卖官，以至于太尉段颎、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这些人，都是交纳钱财，少至500万，多至千万，才买到三公之位。段颎数次征伐，有大功勋；崔烈在北州有很大名气；张温有杰出才干；樊陵能偶遇时机。他们都是显赫一时的有名之士，还都要交纳钱财，才能获取官位。何况刘嚣、唐珍、张颢之流！”曹操的祖上曹嵩，投机钻营，贿赂中官太监，交纳钱财1亿，结果官拜太尉。所以在汉灵帝统治末期，京城广为流传着“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的童谣。
熹平年间，宫省当中的狗都戴有官帽，佩有绶带，一时被人们传为笑谈。据说，有一条头戴官帽的狗，突然跑到司徒府中，便有史家对狗跑到司徒府作了如下的诠释：“宰相多非其人，尸位素餐，不能主持公正，不能保持气节，阿意曲从；当时在位者都如狗一样，所以狗才会跑进司徒府门。”可见人们的愤恨与不平。汉灵帝时，司徒的地位，如同丞相，总理全国的一切政务。东汉人京房在其《易传》中说：“国君不能正直，臣下想要篡位，必然会有妖狗戴帽而出。”虽然这些都是附会之言，不可相信，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当时社会的不正常现象。
买卖官爵在汉灵帝之前的汉安帝和汉桓帝时期已经存在，但却是在灵帝时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汉灵帝时期，官爵的买卖呈现前所未有的特点：第一，卖官途径更加多样；第二，卖官从台后走到台前，从秘密转向公开；第三，从卖官的级别上来说，从普通官员的提升到中央、地方重要的官员任命；第四，卖官的根本目的发生了质的转变，从权宜之计提升为以营利为根本宗旨；第五，卖官持续时间长，断断续续持续10年，危害性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