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说大家很关心的下一个“一不小心”，即中国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赶上美国。如果说过去几次“一不小心”主要都是得益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那么赶上美国之后，如何维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则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也许赶上美国之后，中国依然可以依靠粗放型经济模式；但富国不等于强国，中国要维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必然需要技术含量高的经济模式，必然需要大量高端人才的支撑。
不要忘了，从本书前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高端人才储备目前还正在大量的“失血”之中。就目前而言，我们还看不出中国的这种“失血”现象有任何扭转的迹象。
按照一些朋友的“认真”计算，中国“一不小心”赶上美国的时间，很可能是在2025年，也就是距离现在11年之后。11年的时间长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经济总量赶上美国也许不难，但要维持世界第一的地位，中国现阶段的能源储备、人才储备是严重不足的；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安排也是严重不合理的……
再看一段我与王辉耀和崔大伟的对话：
邱震海：中国目前的人才情况能不能支撑到中国2025年赶上美国？
王辉耀：我认为这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说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才流失的速度在加快，比如过去这些年出去的留学生人数在不断加大，同时还有大量财富精英，包括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也在大幅增加。
如果我们要做创新型国家，要成就2025年的一个价值链攀升，要从中国制造发展到中国创造，没有人才的支撑肯定是无法实现的。
邱震海：辉耀兄最近写了一本书，叫《移民潮——中国怎样才能留住人才》，里面讲到2011年时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是110万，外国到中国的留学生是29万，相差非常之大。
王辉耀：对，而且来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只有11万多。
邱震海：这110万中国留学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最优秀的中国学生跑到了美国，跑到了西方，而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大多却不是其本国最优秀的青年，这种数量上的反差，加上结构上的反差，其实已经让我们非常震惊了。当然我们要区分三个概念：一是人才的流动，二是人才的流失，三是人才的浪费。人才流动是应该鼓励的，但是人才的流失是应该引起警觉的：所谓人才流失就是他放弃了国籍，带走了他的身份，带走了他的资金，带走了他的技术，不可能再用他的知识、财富来为祖国服务。中国有很多战略，如国防战略、经济战略、能源战略、产业战略、科技战略，然而却没有一个好的人才战略。
邱震海：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分别攻入德国。两个国家都在掠夺资源，苏联在集中精力抢机器，抢设备，甚至抢军火。美国则是有选择地抢那些高学历的德国科学家，甚至创造过原子弹的德国科学家，把他们作为战俘运到美国。
王辉耀：实际上，二战以后美国的很多重大发明，包括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电子计算机，发明这些的科学家，很多都是他们抢来的。
邱震海：我们看看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奖人数，根据2012年的数据，美国是233个，中国为零，还比不上以色列、南非。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问题。再看看中国和美国聘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人数，中国还是零，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聘到一个拿到诺贝尔科学奖的人到中国来长期工作，而美国占了70%。是因为中国没钱，请不到一流的诺贝尔奖得主吗？还是其他原因？
王辉耀：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制度问题，比如吸引人才的环境，包括机遇条件、团队、英语工作的语言环境，甚至包括绿卡、办签证，都是制约因素。
邱震海：中国从2004年之后开始实行中国绿卡，希望一片诚心能够吸引外国顶尖科技人才来为中国服务，这已经超越原来只是吸收海归回来的政策。
但是我们比较一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公民拿到美国绿卡的加起来有111万。而最近10年，自从中国推出绿卡制度以来，拿到中国绿卡的总共只有4000人。
王辉耀：这个比例悬殊非常大，美国每年发放的人才绿卡是14万张，另外还每年发放近8万张人才签证。从这个上面来看，我们发放的绿卡非常少，而且这4000张绿卡持有者里面还有一半是家属。
邱震海：拿中国绿卡的很可能还有一部分是华人，在拿到美国绿卡以后，为了在中国生活工作方便而再回来拿中国绿卡。
崔大伟：他们要在中国工作，就要跑来跑去，拿到中国绿卡是应该的，这里我们没谈到双重国籍的问题。很多国家现在反对这个政策，中国一直不愿意改变制度，只承认一个国籍，作为中国人，要拿到外国的国籍，就必须放弃中国国籍。
王辉耀：这也是个制约因素。
邱震海：现在很多朋友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美国，现在我们喜欢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个平面来看，但其实中国和美国在人才储备上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相差非常远，现在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出口国，美国是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同时中国也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国，而美国又是最大的人才输入国，这种对比也许会让很多朋友有所清醒。我们再引用美国的敌人——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说的一句话吧，他说：“贫穷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花费巨资培养出人才，最终却为发达国家服务，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辉耀兄，我记得你的书上有一段讲到塞拉利昂。塞拉利昂是一个非洲穷国家，缺衣少药缺医生，但是美国芝加哥某一个医院里面原籍塞拉利昂的医生人数，超过了塞拉利昂本国的医生数目。
王辉耀：对，这确实是事实。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比如一年基础教育的投资金额达到700亿到1000亿美元。这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数据。所以，关于基础教育的培养，国家花费大量资金在人才培养上，但是获益者却是美国，这就是现实。
在那天的节目录制现场，我从王辉耀平静的语气中读出了深深的忧虑，于是就有了我在节目现场的那段有感而发：“中国发展很快，但是坦率地讲，中国未来的发展到底有多少可长期支撑的空间？我们的能源是不是足够？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产业，尤其人才储备，是不是足够？如果人才储备不够，甚至还在大量流失，那么未来的15—20年，中国将如何维持？今天的中国就像一个人在不断长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身体里面的血在不断流失，也许等到有一天我们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看上去很大的时候，我们的血已经没有了。”
我在一些公开演讲场合论及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时，曾经用过一个“面粉与水”的比喻：当中国作为经济体蓬勃发展的时候，会产生许多工作岗位，犹如一个大池里需要的水，而大量从农村富余出来的劳动力就成了往“水池”里倒的“面粉”；在发展的早期，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过去中国的劳动力供应一直是无限的；但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水池”依然没有填满，而“面粉”则开始稀少了，这就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亦即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态开始趋于结束。
这个“面粉与水”的比喻，也可用于对未来几年中国人才“失血”状态的描述。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和国力的上升犹如一池清水，需要大量高尖端的一流人才来填满。然而恰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手上的“面粉”远远不够。如上所述，今天需要100万高尖端人才的中国，实际的高尖端人才却只有一万。所以，有限的“面粉”永远无法填满那池清水。
不仅如此，而且这极其有限的一万人里，有些人可能还正在认认真真地计划移民。换言之，这一万人的数量，未来几年还可能继续萎缩。那100万容量的“水池”，恐怕永远没有被填满的那一天了。
但请不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一直都说国家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吸引一流的人才。但今天我告诉大家，中国的各级政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国家很困难”这句话早已不适用了。更重要的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居然吸引不了全世界最具才华的人群，这里面的原因一定不是硬件层面的，而绝对是软件层面的。
四、人才危机背后的制度危机
在中国，谈什么都可以，但千万不要谈法治，因为谈法治太奢侈；也千万别谈体制，因为谈体制太沉重。人人都知道，今天的很多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但恰恰是关于体制的改革最为艰难。
然而涉及人才问题，我还是要忍不住谈一下体制问题，虽然我不可能太过深究。
还是请大家先看一段我与王辉耀等人的对话：
邱震海：中国在人才战略上最大的软肋是什么？
王辉耀：我认为人才的吸引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比如美国参议院正在出台一个新的美国人才移民法，这个移民法有很多大动作，比如人才工作签证从每年6.5万个大幅提升到11万个；还要开创创业签证，同时也要取消国别的移民配额。中国需要加强环境制度建设，比如中国现在还没有投资移民法，还没有人才移民法。另一方面还需要建设我们的学术氛围，自由的学术环境，海归子女回国后的求学也是很大的问题。
邱震海：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硬环境问题，一个是软环境问题，我个人理解硬环境问题比较好解决，出台一些法律规定就可以解决，但软环境问题更难解决。过去20多年中国的硬环境在不断发展，但中国的软环境到底有没有改变？
王辉耀：现在很多地方是有大楼却没有大师，也就是说，硬件非常好，每个到中国的外国人可能都觉得中国的硬件非常好，但是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还有另外几个问题，一个是大学普遍只进不出，人才流动没有起来，在吸引人才方面台湾大学的人才流动性非常大，而在大陆，高校间的人才流动还不够。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论资排辈也非常严重，等级制度、体制内体制外的流动障碍很大，比如评选机制，看的往往不是你能做多少工作，而是你有多少关系，这对于海外归来并且习惯于纯粹凭学术、凭本事、凭能力来奋斗晋升的人来说，意味着还要做很多额外工作。
崔大伟：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比如，在国外创造一个新的知识产权，带回国内，很可能六个月以后就有人把你的知识产权拿走了。
王辉耀：我觉得只要认真来做，是可以转变一些现实状况的，比如，周边一些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有大量人才流失，后来又经过努力把这种人才外流转变成人才回流。对此，我觉得中国也完全可以做到。
邱震海：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能做到这点的关键是什么？
王辉耀：关键有几个方面。一是他们很注重制度建设，包括跟国际接轨的人才吸引政策的建设，第二就是软环境的改善，包括学术环境、工作环境、子女教学环境，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归国人才能够得到一个发展和流动的平台。
邱震海：您从加拿大过来，在一流人才的引进方面加拿大有哪些可以供今天中国借鉴的地方？
崔大伟：加拿大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跟中国一样的问题，我们人才也都跑到美国。我是加拿大人，我拿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很多跟我情况相似的加拿大人都跑到了美国，所以后来加拿大也建立了一个制度，对于留学回国者给予多30%~40%的工资，并且提供研究经费。
王辉耀：加拿大也有一个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加拿大向美国输送一个人才，还可以从其他国家吸引四个人才来做补充。
邱震海：我记得1978年3月，当时有过一个中国的科学大会，在战略高度上全国上下都认识到科学春天的来临，中国未来的四个现代化只有靠科学才能发展。35年过去了，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高端人才依然严重储备不足，如何从战略高度来构建这个问题？
王辉耀：您说得很对，这个1978年的科学大会，我记得当年郭沫若称之为“科学的春天”。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做了两个非常英明的决策，一个是恢复高考，另一个是派遣留学生。这两个政策对中国未来30年的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呼唤人才的春天来临。中共“十八大”的报告就提出了构筑具有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制度优势。什么是构筑具有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制度优势？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的战略架构上处理好这个问题。
崔大伟：现在中国有一种现象，就是对新近回来的海归不那么信任。一些早年的海归已经当上了官，似乎不太欢迎新来的海归，害怕优秀，害怕竞争。
邱震海：似乎中国越发展，某种程度上对人才的心态越趋于保守。我也听到很多海归朋友有类似的描述。这与1978年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