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就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从那年刚一开始，不知不觉间，人们就有一种感觉——中国经济的某种不确定时代可能即将来临。
这种不确定感觉来自哪里？坦率地讲，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经历了2011年一整年异常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人们对于包括房价在内的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数已不再具有信心；也许中国经济前几年的各种表现，尤其是CPI（居民消费指数）已经让人预感到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也许是出于职业敏感，也许是源于某种“第六感觉”，从2011年下半年起，我就在我主持的节目中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何时放缓的问题。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陆续成为我的《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这些经济学家里的“北派”和“南派”，开始借助我的节目平台展开意见交锋，有时甚至还“打”得不可开交。
所谓“北派”，乃指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学家，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以乐观居多；而“南派”则多以上海、深圳为基地，对中国经济多倾向于谨慎观察，甚至常有批评之言。
说起来，经济学家的工作与医生有点类似，只不过医生面对的是生理之病，而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经济之病。每当经济出现不稳，经济学家的工作首先是“诊断”，其次是“开药”。
久病成良医的朋友都知道，一个疑难杂症，不同医生的诊断可能会有差异，其开出的处方也可能千差万别：有些医生开出的药，也许只能缓解病痛于一时，而不能消除病根于永久；而有的医生则能一眼看出病因，并能手到病除。这是庸医与良医的区别，也是临床经验是否丰富的区别。但有的病则是经验丰富的良医也从未遇到过的，这就成了医学上的一大难题；谁能攻克这一难题，那无疑就能成就医学上的一大进步。当然，如果病治好了，但病人付出了巨大而痛苦的代价，那就成了医学上的“硬着陆”；若在没有明显痛苦的情况下将病治好，那无疑就是“软着陆”。
经济学家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比医生更难，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身体，而是社会，没有必然的规律可循。于是，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永远在预言，但其预言永远不准的经济学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习惯于“下猛药”，只缓“病痛”却不除“病根”，甚至还可能加重“病根”的经济学家，那应该就是经济学界的“庸医”了；但也有一些经济学界的“良医”，眼光精到，“用药”准确，那无疑是经济学界的“良医”了。
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真有病了，人们还是要找医生，只不过要找到一个好医生不容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家。因此，“不要轻信经济学家而又不得不听经济学家”就成了经济不稳来临时人们的一个十分两难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久病成良医，“尽信医不如无医”。
经济学家里最有民间声望也最有争议的，无疑就是郎咸平了。无论是早年的“郎顾之争”，还是近年屡次发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郎咸平似乎永远都以最犀利的语言和姿态站在风口浪尖上，也为很多民众和第一线的企业家所追捧。
这位美国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骨子里依然有着严密的西方学术训练所遗留的痕迹，但使用的是为中国最大多数民众和企业家能够听懂的语言（甚至是有些煽情的语言），因而也成为最为人所知，甚至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
我们最早的见面是在2005年的某一天。那时的郎咸平还没有今天这么有名。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喜欢看你的欧洲问题分析。”说出这样的话似乎不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对人的态度多是批评和苛责，而很少赞扬或恭维。但这话似乎又很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素来我行我素，直来直去。
说完这句话后的几年里，郎咸平越来越忙，卷入了很多纷争，也越来越有名。我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直到2009年，我们又开始电话联系，那时他的名声已非2005年时所能比。
我为了一件事给他打电话，他却抓住这个机会让我出席他的节目《财经郎眼》。这就是郎咸平，永远能抓住机会，也永远不会吃亏。
那时的《财经郎眼》还没有改版，摄影棚狭小而简陋，而且多半在晚上录像，但我还是不止一次从香港赶到广州去捧他的场，有一次甚至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吃上饭。说实话，我也是个“大忙人”，每周的日程都排得非常满，若不是碍于郎咸平的面子，恐怕很少能有人让我这么做。
与郎咸平的合作不算多。他的节目起起伏伏，时而被封，时而解禁。有一次他的节目又遭受短封。最后一期居然是我和他一起做的。但等到节目解禁时，当时录制的内容已略显过时，那一期就永远封尘了，我的辛苦也就永远白费了。我成了郎咸平为数不多的被封杀时的“陪葬者”，这让我至今还很不爽。这当然只是笑言而已。
节目里，郎咸平依然是保持一贯的犀利风格。有一次，他冷不防来了一句：“难怪我看你这么顺眼，原来你有欧洲学术的训练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个时隔几年又一次对我的欧洲学术背景表示赞赏的人，却坚决不肯出席我的节目，还笑言：“我是个很小气的人。”但在我看来，他是个很不给面子的人。这当然也属于笑言了。
就是这个郎咸平，几次喊出“中国经济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的结论可能有些耸人听闻，他的论证方式可能有些“大白话”风格，但至少其中的一些资料和数据，以及对这些资料和数据的解读，是值得深入参考的。
潘石屹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地产大亨和网络大V。不久前他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关于大V作用的那段结结巴巴的表白，很快成了网络上疯传的段子。而他自己也毫不计较，发微博称这折射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011年上半年，中国房价疯涨之后，遇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这时，几乎所有的地产大亨都噤若寒蝉，只有潘石屹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出席节目与牛刀对话。他还在微博上对任志强喊话：“任总，邱震海请你出席节目！”结果遇到的是沉默。
了解牛刀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对地产调控充满期待的评论家，曾预言“2012年中国楼市将崩盘”，其力度远超谢国忠的“楼市下跌50%”和李稻葵的“楼市下跌20%”的预言。问题是，2013年早已结束了，中国楼市不但未崩盘，而且价格还一路飙升。
在2011年调控最严厉的时候，潘石屹愿意出来与牛刀对话，还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节目中，潘石屹一如既往的小心翼翼。面对牛刀的大胆预言，潘石屹“小媳妇”似地表示：“我对2011年中国房价的预测是不上不下。”后来两年的房地产市场发展，验证了2011年上半年潘石屹那番不是预言的预言。
面对牛刀引用当年海南房地产的例子，潘石屹很小心却又很坚定地说：“我想给牛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跟十多年前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没有最终的需求，全是草炒草建。而今天我们看到北京、上海的需求，尤其最近几个月时间，北京的房租上涨的幅度很快，这就是最真实的需求。”
下面这段对话也很有意思：
牛刀：中国的土地是全民所有，是公有制的，在公有制的土地问题上，首先得保证城乡居民的正常安居。如果保证不了城乡居民的正常安居，炒买炒卖土地，哄抬房价，这属于一种垄断性行为。不可能由开发商来垄断土地，而是政府在垄断土地，开发商只是充当卖地的中介，是一个经纪人，开发商把土地的价格抬起来，然后让所有人都到商品房市场去抢房子，这样的市场是不健康的。
邱震海：我们看一下石屹兄作为开发商是不是有不同意见，看您的表情显然是有点不同意见。
潘石屹：不，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两位的意见和网友的意见我都同意。还有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无论是土地出让金还是房地产开发占的税，占比都非常大。……我觉得土地的供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想象中的一个理想模式就是，所有土地应该统一起来，国有土地可以出让，集体土地也可以出让。另外，所有人的身份应该统一起来，再不要划分北京人与外地人，也不要划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我想这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吧。
2013年已经过去，当过去所有的调控措施都已失败，甚至政府已不再追求房价调控的时候，重新读一下两年半之前潘石屹、牛刀与我的对话，大家恐怕都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2014年伊始，人们广泛关心的除了房价走势外，还包括中国经济的未来前途。
对已经高速增长30多年的中国经济而言，这个放缓的节点早晚都要来临，只不过我们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临而已。如果说这只是就经济的一般规律而言，那么中国经济在长期高速发展过程中已经累计了相当程度的问题和痼疾，这些问题也势必在一定时间以“量变到质变”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这种周期性放缓和结构性放缓兼而有之的情况，恰恰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疑难杂症”。
现在回头说说2012年的中国经济。
对一般民众来说，普遍感受到中国经济出现放缓迹象可能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然而增幅却在之后五个季度连降。2012年第二季度，GDP第一次出现倒行“破八”。从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我们一路都已听惯了“保八”的说法，所谓“破八”一定是上行破八。然而这一次却出现了第一次的倒行“破八”，并且GDP增速只有7.6%。到了2012年第三季度，虽然其他一切数据都有所回稳，但整体GDP的增速继续下降，跌到了7.4%。
如果我们继续看2012年前两个季度的经济数据结构，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国际市场尚未完全复苏，尤其是欧洲市场依然疲软，因此中国经济曾经赖以支撑的出口大幅下降；从2008年以来，中国决策高层一直试图拉动的内需依然十分微弱；而支撑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投资。
将这三项组合在一起，人们很自然地就能得出如下结论：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并未完成，甚至没有让人看到有即将完成的迹象。
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的结论。原因很简单：谁都知道，由投资（尤其是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的模式在2008年后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基本平稳，也完成“保八”的政治任务，但同时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国进民退，民营企业萎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经济学家、企业家和一般民众而言，早点知道这个放缓的节点什么时候来临，并对此未雨绸缪，做出准备，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再看看几年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反倒已经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但已经开始复苏，而且奥巴马在过去五年里成功改革了美国经济，使其增添了活力。其中，美国经济的微观创新能力显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样是五年的时间，中美经济调整似乎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对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今天的中国缺少像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大视野、大思路、大战略，或者至少缺少像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主义、英国撒切尔主义一样，能够强力扭转经济颓势、社会颓势的大视野、大思路、大战略。
二、过去五年：中国经济何以弯路重重？
让我们把目光往回看五个年头。2008年11月，我应邀到浙江杭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民营企业峰会”。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民企峰会了，但在杭州举行的这一次峰会在中国民营企业历史上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时，由美国“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
2008年11月的杭州已经有了一丝凉意，但在参加会议的人们心中，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凉意，因为一些中国经济和改革的重量级人物都云集峰会，其中有吴敬琏、高尚全等人。这之前的一个月，我组织了一个“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系列节目”，高尚全、吴敬琏是节目前三集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高尚全这个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历史上注定是有一席之地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80年代任体改委副主任的他曾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的提法，这些后来都被写进了中共文件。2008年9月我致电邀请高尚全出席节目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与高尚全相比，吴敬琏近年来显然更引人注目，也更具有争议。首先，要成功争取吴敬琏出席节目就已然十分不容易。一般的媒体电话，都会成功地被吴夫人的礼貌言词所挡驾。“吴老最近身体不好，完全没有时间”基本上是吴夫人善意而规范的回答模式。
但2008年10月的一天，我居然接到了吴敬琏亲自打来的电话：
“邱震海先生吗？我是吴敬琏。您给我的留言我收到了，我下周可以出席您的节目。请您把节目提纲发给我吧。”吴敬琏显然从被他夫人挡驾的媒体名单里找出了我的电话，言谈中十分有诚意。我当时好奇的只是，吴夫人在一旁是怎样的神情……
吴敬琏在节目中侃侃而谈，儒雅而又犀利。“中国如果不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30年后可能出现像印尼那样的结局”这一犀利的观点，就是吴敬琏在我的节目中提出的。一期36分钟的节目，对于吴敬琏而言显然太短。节目录制完毕，我们当即约定了第二周再加一集。
一个多月后，吴敬琏在杭州的民企峰会上见到我，立即拿出他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签上大名赠我留念。在这本书里，他比较了苏联式以投资见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Extensive Growth）和以注重效率见长的集约型增长模式（Intensive Growth），强调只有集约型增长模式才是经济发展的持久源泉；而集约型增长的重要环节，则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他在这本著作中还透露，当时服务业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仅为30%多；而在日本，这一比例则是70%多，在美国更是达到了80%多。
2008年年末时读吴敬琏的这本书，也许觉得这只是对中国30多年经济历程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经济方向的指引。但五年后再展读此书，方有别有洞天之感，因为这五年的发展历程似乎证明了中国没有向着更加提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反而向着更加依赖投资的方向大踏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