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仁于是勉励他道：“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人圣之机也，勉之！”你已经恢复了良知，也算已经迈入了圣人之门，没有什么可多忧虑的了。
这年十月，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薛侃首刻于南赣，凡三卷；此时，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
见于学生日益增多而无处安置，守仁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
有明一代书院达一千余所，他们大多是在正德至万历年间兴起的。但是这其中最著名的，不过是包括稽山书院在内的四大书院（还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
在稽山书院的这些接引师中，有来自湖广的萧谬、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广东的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南直隶的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南赣的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安福的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新建的魏良政、魏良器等，还有来自泰和的曾忭。
尽管如此，由于宫刹卑隘，乃至不能容纳那么多的学子，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守仁每次临讲，也不多说什么，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是故人人悦其易从。
浙江海宁人董沄号萝石，以能诗闻于江湖，年六十八，来游会稽，闻阳明先生讲学，便以杖肩其瓢笠诗卷来访。
董老先生入门以后，长揖上坐。守仁异其气貌，礼敬之，与之语连日夜；董老先生有悟，他怅恨自己闻道之晚，于是竟不惜自降身家，也心悦诚服地拜入守仁门下。
守仁与之徜徉山水间，董沄日有所闻，忻然乐而忘归也。他故乡的子弟社友都来招呼他回去，且道：“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
董沄却解释道：“吾方幸逃于苦海，悯若之自苦也，顾以吾为苦耶！吾方扬鬐于渤澥，而振羽于云霄之上，安能复投网罟而入樊笼乎？去矣，吾将从吾之所好。”你们快走吧，这里才是我心向往之的地方。
遂自号曰“从吾道人”。守仁为了勉励后学，还特意把他的事迹记录了下来。
NO.3 大本大源
这年的八月，守仁宴门人于天泉桥。
那一晚是中秋之夜，月白如昼，守仁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当时门人在侍者百余人。
时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众人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阳明先生见诸生都在兴头上，乃退而作诗，其中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
次日，诸生入谢。守仁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道：“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不过守仁的劝戒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进去，他的不少弟子及再传弟子中都不乏狂放之士，乃至于离经叛道。守仁对于狂者的赞赏态度，对大胆冲破传统藩篱、张扬自我的肯定，可能也在某些方面暗暗鼓励了这些狂悖的弟子。
就在这时，门人舒柏问阳明先生道：“人常怀敬畏之心，是否会妨碍做到胸中洒落呢？”
于是守仁指出：“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恐惧忧患之谓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作，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耶？”敬畏之心不会成为洒落之累。
门人刘侯又问阳明先生道：“入山是否更利于养静呢？”
于是守仁指出：“君子养心之学如良医治病，随其虚实寒热而斟酌补泄之，是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专欲入坐穷山，绝世故，屏思虑，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不可得矣。”
入山虽然静了，但容易使人养成空寂的心性，对于人世渐渐疏离，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很多人都不免怀着这样的疑问，即钻研阳明先生所倡导的“心学”是否会妨碍举业呢？钱德洪的父亲就有这番疑问。
当时，德洪携二弟德周读书于城南，钱父前去探望二子。魏良政、魏良器等人陪着钱父遍游“禹穴”等诸名胜，乃至于钱父十日忘返。
陪着自己游玩固然让老钱开心，但是他还是不免疑问道：“二位小友，近日承诸君相携，不过此举不妨碍你们的课业吗？”
“心渔翁多虑了，我等举子业无时不习。”二人问答道，“心渔翁”是钱父的号。
“老夫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不知朱学你们也曾理会过吗？”
二人自信地说道：“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
话说得这样满，钱父不免将信将疑，于是他又来请教阳明先生。
守仁道：“岂特无妨，乃大益耳！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身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身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
钻研作为圣人之道的心学就等于探求大本大源，人既得此大本大源，就可以受用终生，举业自然不在话下；纯粹的“举业”不过功名的敲门砖，待门敲开了，除了这功名，自己其实还是一无所有，何况敲不开还是经常的事。
嘉靖四年又是大比之年，由稽山书院出来的钱楩与魏良政二人，一取江苏的解元，一取浙江的解元。这一下钱父是彻底服气了，笑道：“打蛇得七寸矣。”
转眼又到了嘉靖四年的正月，守仁家里又遭遇了一桩不幸之事，这就是他的结发妻子诸氏的亡故。
三十多年的夫妻了，感情还是很深的，所以守仁又着实悲痛了一阵子。但生活还是要往前，看样子自己这身体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大概很快就要追随夫人而去……
山阴知县吴嬴重修县学，提学佥事万潮与监察御史潘仿拓新万松书院于省城南，那些落第学子都被招收进来。不久，他们请阳明先生做一篇记，守仁便答应了他们。
此后不久，守仁又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尊经阁”是建在稽山书院的一座藏书阁。
大略道：“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亡失散，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成规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在这篇记中，守仁批评了世上的大多数学者不知道从自己的心中去探求六经的实质，只知道在一些传闻和注疏之间思考、求索，拘泥于字义的细节之中，并浅陋固执地以为这就是六经了。
作为文章这也是一篇佳作，它连同《瘗旅文》都被选入《古文观止》。
NO.4 书信论学
还在嘉靖三年四月时，守仁服阕（守丧期满除服），例应起复，御史石金等交章论荐，但是当道还是做了冷处理。
转眼又到了嘉靖四年的六月，已经升任礼部尚书的席书又为疏特荐曰：“生在臣前者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者见一人，曰王守仁。且使亲领诰卷，趋阙谢恩。”
结果老当益壮的杨一清得以入阁办事，次年守仁也有领卷谢恩之召，但此事却也不了了之。看来皇帝本人对起用守仁也不那么热情，纵有一干弟子、朝廷新贵如方献夫、黄绾等人积极奔走也无济于事。
也许在皇帝看来，这个王守仁既功高盖世，又为人正直，皇帝任性的行事难免要受到阳明先生的掣肘；若到时二人闹得不愉快，不得已贬抑守仁，皇帝又怕背上恶名。
最关键的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议礼之争”中，守仁作为一位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却没有明确表态，年轻的皇帝自然要对他心生不满。
九月，守仁归余姚省墓。待他回来之后，见于有些弟子轻易见不到自己从而松弛下来，守仁便与广大弟子们约定今后在龙泉寺之中天阁集会，日期是每个月的初一、初八和十五、二十三这四天。
而且守仁还希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即便是自己不在，大家也可以通过经常性的集会彼此切磋、砥砺。
十月，众弟子一为缓解稽山书院的紧张状况，一为感念师恩，遂集资立“阳明书院”于越城（绍兴的别称）。
阳明书院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十二年之后，巡按御史门大周还曾建祠于楼前，匾曰：“阳明先生祠”。
由于不为政事所累，守仁在这一时期的闲暇颇多，他的生活也比较单纯。
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光大心学上，除了常与门人相聚外，守仁还经常以书信与顾璘等众友人相往还，重点自然还在于学问上的辩难与切磋。学问也像刀子一样，不常磨它便要生锈或变钝，而他人的非难倒像是一块磨刀石那样。
转眼之间又到了嘉靖五年，邹守益因故被谪判广德州，他在当地修复古书院以集生徒，并刻《谕俗礼要》以风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