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鲁华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长辈情意之深之得，让身为人之子女的我们感恩并用深情文字来表达。
如果不是家庭的变故、社会的变迁，当然还有那文化性格的弱点，祖父起码会是一位相当称职的大学教授。但历史还是为他选择了孔乙己式的农民人生。如果他就认命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一手犁耩耙耱的好本领，而不是游离于知识者与农民之间，也许他可以演化出另一种人生道路：如其他农民一样，融入土地而自得其乐，将生命的汗水化作情感的收获，谁又能说这样的生活不充实呢？
但祖父不是这样的。
关于祖父的童年、青年时代，我知之甚少。就连祖父的生辰年月，我也并不知晓。按1958年照片上题49岁1982年病逝73岁算，祖父应该是1909年生。在村人眼中，祖父是一个什么农活都干不了但毛笔字写得非常好看双手能打算盘的老头。可在我的印象中，他老人家从未干过会计文书之类的事情。他闭口不谈自己的历史。“文革”时期，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山东鄄城，来人外调，将祖父叫到村革委会，令家人紧张得出了几身冷汗。祖父消瘦的脸庞更加消瘦。自此之后，祖父反而于大年三十晚吃团圆饭时，将一个烤焦的白馍掰成十几小块一一分发给子孙，高兴至极，偶然吐露几句自己的家世。我将这十多年的大年三十才听到的祖父断断续续的偶然吐露连接起来，便形成了祖父的人生影像。
祖父的祖父是一个大财主，据说有好几百亩地，在县上是一个绅士，用后来的说法，就是个大地主，但是不是恶霸豪绅，祖父没有说。只听祖父说，新县长上任，十有八九要拜会他的爷爷。不然，你这个县长难以坐稳。可能是按家族排行为四，人们称我的曾曾祖父为四老总。他具体有什么恶迹或者功绩，祖父也未说。我说这些的意思是，由此可见我的祖上家境的殷实和社会地位是多么的令人羡慕与嫉妒，与我亲历过的家境是多么的不相称。就是这么一份殷实的基业，这样令人企羡的地位，硬是让我祖父的祖父，用一杆鸦片烟枪抽光了。这不是祖父说的，是母亲告诉我的。到祖父被迫辍学回家种地时，写在他名下的只有二三十亩地，这时我的两个姑姑和父亲已来到了世间。也正是祖父的祖父这一杆烟枪，才使我家于20世纪50年代起逃脱了地主的厄运，祖父免遭批斗甚至挨枪子，我们也就从地主狗崽子的名单上永远地划去。
但不管怎么说，祖父的童年及青年时代，应该是幸福的。有无陪伴书童不得而知，不过不愁吃穿却可以肯定。有关祖父的童年，他只讲过一件事。在他也许五、六岁或者八、九岁时，曾被土匪绑过票。被土匪绑票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我这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孙子从未体验过。可小时候听人说起黄河滩的麻林王，却是心有余悸。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据说被土匪绑过票，虽不往死里打你，但叫你蹲黑屋、灌辣椒水，甚至叫你吃自己的粪便。如果过期不拿钱来，那土匪就要撕票了。祖父的祖父虽是乡绅，但土匪却不买账，只认银子和钞票。官府也无可奈何，或者官府就不想对土匪有所奈何。最终还是以银子和钞票换回祖父，不然不要说我就是我的父亲也不会来到世上的。这可算作祖父童年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小插曲却影响了他的终生，一遇到惊吓就浑身稀泥一般软。胆小怕事，见人谦恭，伴随他走过了无奈的一生。
祖父也曾经有过辉煌。应该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东三省沦陷之后，祖父以第十名考入济南师范，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那个时期能考上大学的是凤毛麟角，而考上能够上得起的就更少了。不要说十里八村难有一个，就是一个县也没几个大学生。由此可见，祖父在家乡人心目中应该是怎样一种地位了。据他讲，闻一多、老舍等给他们讲过课，或者是他听过这些现代文学名家教授的报告。虽然是在“文革”期间，祖父谈起这些，仍然抑制不住激动，消瘦的脸膛上红光满面，如一盆自燃的烈火，不仅烧烤着他自己，也把我们兄妹几个烤得浑身向外冒汗。那时我们不知闻一多、老舍是何许人也，只觉得祖父好好笑，一个不会犁地、扬场甚至连地都锄不好的人，竟然上过大学。那时虽然老师已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但从内心里我们兄妹几个还是非常敬重老师的。不论何时，也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老师说一声，我们都会用心去办的。记得有一回，我的班主任张鹏举先生的母亲有病，让我帮着买药，祖父说：“张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本该教大学，现在教你们是你们的福分，快去买。”对大学我们自然是充满了崇敬，大学生在我们眼里就像天神。这种感觉直到我考上大学后还保留着，不相信自己怎么就能在神生活的地方生活呢？所以，怎么也难以将什么农活都不会做的农民爷爷和大学生联系在一起。但父亲说的确如此，奶奶在她九十多岁时嚅动着世纪之嘴，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奶奶提起祖父，仍然不忘一句：“逢年过节别忘了把你爷爷请回家，他一辈子喜欢热闹，一个人在那边怪孤单的。”祖父大学时代的生活，除了一些惊怕，其余都是些空白，需我们用想像去填写。我想，也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小说电影里描写得差不多一样吧。
其实，祖父很想给我们讲他真正的大学生活，可我们却更关心的是他那时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却在回家种田后入了国民党，害得我们兄妹几个加入红卫兵、共青团都得向组织保证和他划清界限。我入团不仅是班里最后一批，就这公社团委谈话时，还说我为何不和祖父划清界限，虽然个人表现优秀，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没有被排除在外，同时仍非常严肃地警告我，一定要和祖父划清界限。我无可奈何，回家硬是找茬和祖父吵了一架。要是他加入了共产党，即使不是个省部级，也起码是个厅局级老干部。就是不加入共产党，也别加入国民党，我们兄妹的命运就会好一些的。我也就没有必要和他吵一架了。可祖父说，你们小孩子懂啥，君子不党。我当时也不知啥叫君子，又为何不党，我只知他加入了国民党。直到我要上大学走了，祖父的一席话才让我解开了心结。就在祖父上学的济南师范，当时国共两党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两边的同学都有意拉过他。可他就是坚持君子不党，或者是童年遭土匪绑票的记忆令他肝胆已破，心有余悸。他说今天国民党将共产党用绳子吊死，明天共产党又将国民党扔到井里。他要安宁，他想学习，想教育救国。加入国民党是迫于无奈。他回家后，又是三边都拉他（这时还有日占区的汉奸伪政权），他三边都不加入，也都不得罪。某天，县特务队的一位孙姓队长来到我家，一手是国民党票，一手是盒子枪，说：“韩先生，这是县党部要我送的表，你看着办吧。”说着，“啪”地将盒子枪甩在桌子上。据说孙队长是抬手枪响人死的主。祖父“君子不党”的信条，在盒子枪面前失效了。可我还是不能原谅他，因他不像李玉和，还上过大学呢。可他说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合家团圆、平平安安。可是，社会平安了，他却离开了人世间。其实，祖父一生胆小，县党部要他加入国民党，也不过是图个名拉拢名士而已。因此，祖父并无什么恶迹。新中国成立，鄄城县第一任县长或者书记，就是祖父的同学。县上给祖父一类的人开办学习班，祖父的这位同学见到祖父问：“你来干啥？”当得知祖父的情况后，说：“你能干什么坏事？既然来了，就学习学习吧，完了想在县上干，就给你安排个事。”祖父说不想干，就回到了家里。
祖父不仅君子不党，而且信奉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父亲、叔父都因此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遇。父亲讲，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或者是淮海战役时，大军过黄河，鄄城县的董口是个渡口。村上驻了一个团（另一种说法是刘邓的司令部就设在我村），有个营长骑了个大洋马，引得孩子跟在后面跑。这位营长看上了我父亲，要父亲给他当通讯员。说破了嘴皮子祖父就是不同意，硬是把父亲从营部拉了回家，锁在房里不准出门。之后，把父亲送到一位老中医那里，让父亲背起了甘草、陈皮之类，这也成为父亲终生的谋生手段。1967年或1968年，我们家已由山东迁到陕西大荔的一个村庄落户近十年了，叔父几个要好的伙伴约好同去当兵，可祖父就是不同意，说当工人、教书都行，就是当兵不行。后来，叔父当兵的伙伴都成了城里人，叔父至今还在为土地劳作。不久，祖父让父亲回到山东老家，为叔父娶回了我的婶婶，幸亏一家幸福，不然叔父终生难解心结。可祖父每每看到满院子孙，却乐得合不上嘴。生活虽苦，但天伦之乐，却让祖父心满意足。
祖父说，人生在世，以孝为先。天下再乱，礼教不可无。“文革”如此乱，破四旧闹得热火朝天，可我家每年春节，把大门一关，由父母领着给祖父母一跪三拜。我和哥哥破四旧，不下跪，母亲说那就鞠躬敬礼。祖父乐呵呵地说，行行行，我也不是守死礼，敬礼就敬礼，只要有这个心就行。今天想来，应该感谢祖父，我们兄妹几个，虽不敢言孝，如今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从未和父亲高声说过一句话。父亲虽说不管我们家事，可只要父亲说一句，我们必然照办。倒不是为了守孝道，而是为了父母身心愉快。父母是村里有名的孝子，记得1978年祖母病重，父亲守在病床前一两个月，待祖母病愈，父亲大病一场。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如果看望祖父母晚了，父亲就会把脸一沉，久久不说一句话，这时母亲就会将礼品收拾好，催促我快去叔父家（祖父和叔父一起生活），父亲说：“我和占一一块去看看咱娘。”占一是祖父为我起的学名，意为让我在人世上好生存，随便占一个位子即可，不可贪心，故我乳名随群。但是我心里清楚，不管祖父多么讲究礼数，只要一见到我们这些孙儿，就什么都好说了。
读书是祖父的心愿，教书是祖父的职责。从济南师范辍学回家，祖父便做起了教书先生。我父母的亲事就是祖父在外祖父村上教书时定下来的。祖父不会做农活，但书教得好，方圆闻名。他把未了的心愿寄托在我们身上。读书后做不做官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了书人就会聪明起来，就有机会干点事情。1979年我以渭南文科头名报考北大，虽因身体有病未成行，但祖父还是乐得合不上嘴。次年我上西北大学，祖父让宴请全村，我虽不乐意，可祖父看着乡亲喝得满脸通红，听着人们的恭维话，喜滋滋地说：“同喜，同喜。明年喝你家的喜酒。”临行前，老人说：“我北京、南京、东京都去过，就是没有去过西京。等你毕业了，我去西京看看。”可是，在我大二时祖父却去世了。暑假前，老人病危，除我之外，儿孙皆在他的膝前。老人说下话，不许将他病之事告诉我，以免影响我的期末考试。可他老人家却是望着大门离开人世的。至今想来，我后悔不已。我为什么不在上大学后就带祖父来西安看看，以了他老人家的心愿呢？我为老人守了一夜灵，祖孙二人拉了一夜家常。老人将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飞跑着，指着一间房大声喊道：“这是我的教室！我本该站在这个教室，你们却硬叫我犁地、扬场，还讥笑我。”这当然是一个梦，梦醒后整个村庄一片静寂。
祖父讲卫生、爱干净。平时院子里不能脏，每到过年，祖父便领着我们兄弟几个，把大小房子齐齐打扫一遍。他总在身上装一块手帕。长长的白须用木梳子理来理去，到病逝也是一尘不染。这在乡村也是少有的。令祖父难堪的是，他的同龄人总因此蔑视他，说他一个农民，哪来那么多的穷讲究。祖父爱干净，更爱面子。他总想在人前显示一下自己，可犁耩耙耱没有一样能拿出手的。只有到了春节，有人让他写对联，这才显示一下笔挥天下的本领。可人们并不知其中的道道，反而产生一种孔乙己卖弄文字的感觉。今天想来，祖父写的可能是柳体或颜体吧。直到电视上播放“封神演义”，我才从姜子牙身上理解了祖父的笨拙。不过，姜子牙是以天下为己任，祖父是以读书教书为己任。可他不如姜子牙，姜子牙辅助周王平定了天下，而他却只能抱恨田头望土兴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且不论这种思想的对与错，单是生不逢时又抱残守缺，就注定他一生必然要演化一出悲剧。不仅自己演化着悲剧，还将悲剧演化到子女身上。大姑的婚事是一出悲剧。那时新婚姻法已颁布，青年们也有退婚离婚的，可祖父硬是不准大姑退婚。说要是那样，他在村上就没法出门。父亲也有过自己的情感，但我们兄妹五个还是来到了世间。母亲在祖父过世后还在说，要不是祖父，我们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完整。所幸的是，父母晚年相依为命，互为帮衬，这也许是上苍的赐福吧。
最不被人们所理解的是祖父的认死理。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是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尤其在农村，许多事情是不能较真的。可祖父就是事事较真。本来不大个事情，几句话一说，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可祖父就是咬着不放，非要理论个是非曲直丁是丁卯是卯的。多年后，我每每见到治学严谨的老先生，为了一个极小的问题翻阅大量资料，甚至为了一句话和人辩论得面红耳赤，就想到了祖父。我想，如果祖父不是在乡村，而是在大学就好了。
更不被人理解的是祖父常有一些孩子般的举动。记得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跳高运动员拿了个世界冠军，好像是跳过了2.29米。广播上一播，青年们也热起了跳高，甚至梦幻着跳个2.30米呢。没有跳高的标杆，就在大草笼上横根扁担，跳将开来，跳不好，腰扭脚崴。祖父见到，为我们指教了一番跳高要领，竟然示范起来。那时祖父已过了耳顺之年，却和小伙子一般天真。回家向父亲讲了，父亲将我骂了一顿，祖父却说父亲：“你懂个啥。”父亲便不言语了。1981年，合阳东雷引黄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叔父在工地上。祖父去过一次，回来作了一首长诗。暑假回家，祖父让我看，内容如今全忘，只感到像郭沫若二十世纪50年代后的诗。只是，一个农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却保持着一颗童心，这是令我震撼的。当时巷院中的人，见祖父都说他好心情，跑几十里路去看儿子，看黄河。可转过身却说，这人有病，放下庄稼活不干，看什么黄河。其实，祖父是在看他的生命，因为此黄河与彼黄河是一条河。此河水流上千余里，就要经过我老家的家门。老人从1958年来到陕西，再也没有回过生他的地方，那里埋藏着他的梦幻。他说过，待生活好些，他要回山东老家看看。可我并没有领会老人的心意，只以打油诗而论之，简单地说其间充满童心，却未看到童心中的沧桑。就这，祖父还夸我：“到底是读了大学，还是孙儿知道爷爷的心。”
我又知道些什么呢？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对祖父一知半解。因为祖父这部书被人为地损坏得太多太厉害了。
配图：于雅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