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13年。元旦那天，袁世凯特派内务总长朱启钤为代表，去宫里向前清宣统皇帝溥仪拜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是废太后隆裕的生日，袁世凯又派秘书长梁士诒持国书进宫祝寿，国书上写的是：“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愿太后万寿无疆。”随后便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全体内阁总长前往祝寿，行的是外国使臣之礼。
一周之后，2月22日，隆裕去世，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所有官吏一律服丧27日，他自己也臂缠黑纱，以身作则。
3月10日，根据袁世凯的命令，在太和殿举行了“国民哀悼大会”，主祭的国民总代表，赫然竟是临时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接下来，又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主持了“全国陆军哀悼大会”，搞得真的跟国有大丧似的。
然后就来了大麻烦，3月20日，宋教仁出事了。
关于宋教仁，前面已经说到不少。他是湖南桃源人，字遁初，号渔父，生于1882年，17岁入桃源漳江书院学习，很快便接受了革命思想，20岁与黄兴结识，开始筹建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成立时，黄兴当选会长，宋教仁则为副会长，该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华兴会成立后，因筹备武装起义被发现，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并一手创办了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来他加入同盟会，该杂志便改为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1907年春，宋教仁潜回辽宁安东，筹建同盟会辽东支部，在策划武装起义过程中因事机不密被迫再潜回日本。但在东北活动期间，他了解到日本极端势力有企图吞并“间岛”（即延吉地区）的阴谋，回日本后，便在日本友人片山潜的帮助下，化名日本人打入从事此阴谋活动的秘密组织“长白山会”，冒死获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假证据。
回东京后，宋教仁查阅了大量资料，写出《间岛问题》一书，不仅揭露了日方的伪证，更论证了间岛一带自周朝以来即是中国固有领土。在拒绝了日方购买书稿的5000元重金后，他把该书转递给了清政府，为维护间岛的主权立下了大功。为此，时任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专门命令驻日公使奖励了宋教仁1000元。
1910年底，宋教仁从东京回到上海，随即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务干事。
民国成立之后，宋教仁先在唐绍仪内阁担任农林总长。袁世凯非常欣赏他的组织才干，很希望能为己所用。后来在陆徵祥甩手不干之后，曾极力邀请他出面组阁，但宋教仁醉心于政党内阁，同时许多议员也认为他太年轻，宋遂婉言谢绝了此美意。
再后来，他组织成立了国民党，此时，临时参议院已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三个法案，按计划，首届国会选举将从1912年12月上旬开始，时间紧得很。
10月份的时候，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回国，刚一回来，他就将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等的几个党派整合成为民主党，并被推举为领袖。这个民主党天赋异禀，一出生就和国民党、共和党成三足鼎立之势，很是惹眼。
此后不久，宋教仁离开北京，回乡省亲。走之前，袁世凯专门叫人悄悄给他定做了一套西装，因为工作做得非常细，这套西装很合身。此外，袁世凯还委托赵秉钧送给他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簿，宋教仁觉得却之不恭，但也只象征性地用了两三百元，便给退了回去。
回老家探望了老母之后，宋教仁随即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选举事宜。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以至于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加一起也只有 154席；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123席，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为69席。国民党虽未能达到过半数的绝对多数席位，但组阁看起来已经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说实话，在一代枭雄袁世凯手握军政实权的现实情况下，就算宋教仁能如愿组成国民党内阁，也不太可能有机会真正施展其抱负。但竞选的大获全胜，仍然让国民党人兴奋异常，尤其是宋教仁，这个理想主义者天真地认为，凭借一部《临时约法》以及多数党组成的内阁，他就有能力让袁世凯妥协。不过也许，必须保有如此的天真，这个社会才可能有所进步吧！
1913年3月，宋教仁来到上海，准备坐火车前往北京，此时他的身份已是国会多数党即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一切顺利的话，他将成为中华民国首届政府——而不再是临时政府——的内阁总理。
3月20日晚10时许，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一行人来到沪宁火车站，先在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休息。
火车到站后，大家立即起身赶往检票口，宋教仁与黄兴并排走在最前面，一路上有说有笑的，怎么也想不到，危险就在前面不远处。
就在大家快要走到检票口的时候，蒙蒙细雨中，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一个黑影，对着宋教仁就是3枪，其中一枪打中了他。可怜宋教仁，只叫得一声“我中枪了”，便已倒在地上，凶手则趁着混乱逃之夭夭。
很快宋教仁被送到了附近的铁道医院，经检查，他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而那颗该死的子弹上面竟然有毒！
在去医院的途中，宋教仁即向于右任口授了三个请求，算是个人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黄兴）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等到上了手术台，宋教仁又托黄兴代他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这封电报，我们可以认为是宋教仁的政治遗嘱，也确实是他最后的遗言。
天妒英才，3月22日凌晨，一代英杰宋教仁终告不治，撒手西去，年仅32岁。临死之前，他没有追问凶手是谁，更没有要求为己复仇，他所牵挂的，是自己的母亲，是国家和人民。他希冀用最文明的方式拯救这个苦难的国家，最终自己却倒在了最野蛮的枪口之下——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因为宋教仁的成仁，而终于错过了一个极其微弱的机会。
至于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凶手，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最主要的有四种：袁世凯杀的；赵秉钧杀的；孙中山杀的；陈其美杀的。迄今为止，以上说法都还没有权威的结论，在这里，我们干脆一笔带过，一切还是留待后人评说吧！
宋案发生的时候，孙中山正在日本考察铁路，得知噩耗后，立马就赶了回来，强烈主张起兵讨袁。大概是因为对袁世凯过于痛恨，孙先生饥不择食，甚至提出了“联日速战”的策略，要联合日本人来打老袁。多亏大家还算冷静，没采纳这个“引狼入室”的馊主意。
反对最极力的人恰是黄兴，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他主张“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即“欲以暗杀袁世凯，省事免牺牲”。
不论对错的话，应该说黄兴很冷静也很有大局观，毕竟在当时来说，从实力上看，国民党远不如北洋派；而且边疆局势动荡，日、俄对东北、英国对西藏无不虎视眈眈，若中国人自己再打起内战，很难说不会重蹈朝鲜的覆辙——这里可以简单交代一下我们之前所熟悉的几个人：闵妃早在1895年即已被日本人杀掉，大院君李罡应于1898年去世，李熙于1907年被迫退位当了太上皇，而到了1910年，朝鲜终于被日本给灭了国。
黄兴的意见得到了革命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大家都认为首先应该走法律途径，依法办事。这样，就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出面，建议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全权审理宋教仁案，并推举黄郛为主裁官。这个黄郛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大人物，他的太太沈警音也很有名，曾是沈佩贞战斗过的杭州女子敢死队队长。
袁世凯接受了程德全的建议，不想却遭到司法总长许士英的反对，于是案子就交给了上海地方审判检察厅。
这时凶手早已被抓获，是一个叫武士英的退伍军人，他的上线应桂馨比他还要早一天落网，而应桂馨又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甚至赵秉钧有联系，有双方往来的电报为铁证。
武士英先是承认自己为钱枪杀了宋教仁，后来又翻供否认。他最早和应桂馨一起，被关押在英租界巡捕房里。4月16日，租界当局把他们移交给了上海地方检察厅看管，结果仅仅8天之后，武士英就在狱中不明不白地死了。
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向全社会公布了当时已经掌握的关于宋案的所有证据，其中包括了应桂馨和洪述祖、赵秉钧之间的来往电报，一时间，举国沸腾。赵秉钧眼看自己就要被唾沫淹死，赶紧展开自辩，说是他只给应桂馨发过一封电报，是给他密码本，这属于公务行为；而应后来给他的电文都是情报，他并没有回复。从公开的证据来看，他倒也没说假话。
赵秉钧接着又说，洪述祖确实是内务部秘书，但自己作为长官，并没有代为受过之理。另外，应桂馨和革命党人的关系比和他之间要密切得多，这又该怎么说呢？
为了进一步撇清自己的关系，赵秉钧还接受了北京《新纪元报》的采访，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一为内务总长，一为农林总长，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10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帮着还的。
赵秉钧接受完采访，立即偕同外长陆徵祥、财长周学熙赶往汇丰银行中国总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3月份的时候，美国宣布退出，而日、俄已于之前加入，故现在成了五国银行团。美国人退出的原因是，他们不同意对中国的借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当然这只是表面的理由。
因为之前已经谈得差不多了，故本次谈判虽依然异常艰苦，但总算于第二天凌晨达成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将指定用途，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实际总额为2100万英镑。而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以及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垫款外，仅余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总额竟达6789万英镑。
消息公布之后，舆论大哗，新科参议院议长张继和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全国，称此借款未经国会批准，简直是岂有此理！随后黄兴及国民党三大都督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也发表通电，指责袁世凯藐视国会，违法借款，火药味十足。
孙中山当然不会无所作为，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和胡汉民分别前往上海和香港的汇丰银行，要求他们阻止北京总行的借款行为，并警告他们说：袁世凯这个总统当不了几天了，你们借钱给他就不怕血本无归？
奈何老外们不怕，相反他们对老袁很有信心，于是北京临时政府就有了钱。
问题是钱并不一定就能买来快乐，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有钱了的袁世凯日子过得很是焦头烂额。尤其4月29日参议院通过“反对大借款案”，指此借款为非法，老袁终于忍不住了，公开表示这个大借款根本就是去年的事，那会儿还没你们这个国会呢，当时的临时参议院对此早就批准过了，我哪里有什么违法？
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在尝试着让步。4月30日那天，他通过司法总长许士英通告上海方面，关于宋教仁案，如果上海地方审判检察厅一审、二审都不能定案，则司法部同意由江苏省组织一个大理院分院全权审理，这其实已经和国民党人要求成立的特别法庭没有区别，之所以不说特别法庭而说是大理院分院，只是因为许士英许总长的面子也很重要而已。
不仅如此，袁世凯本来还想做更大的让步，接受赵秉钧的辞呈。
赵秉钧上辞呈也是不得已，就在前一天即29日，上海地方检察厅按照司法程序，通过北京地方检察厅向他发出了传票，要求其到庭接受审讯。赵秉钧心想，老子堂堂一个国务总理，若是跑法庭上去站着，哪怕只是被当众质询，那人也未免丢得太大，此事绝不可行！
但是，毕竟已经是民国了，法院也是需要尊重的，不去的话，总得有个说法才对。赵秉钧想啊想啊，最后想出了一个大学生逃课的必备理由——说自己病了。然后第二天就拿着医院开的诊断书，加上一份辞职书，找到袁世凯让他看着办。
兹事体大，袁世凯找来了梁士诒和段祺瑞商量。梁士诒的意思是，不妨照准，然后请唐绍仪回来当总理，借此安抚国民党人。袁世凯觉得有道理，便想接受，不料段祺瑞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西汉时期七国造反，打的是清君侧的大旗，汉景帝照他们的意思把晁错杀了，他们还不是照样反？最后还得靠周亚夫出兵才平息了七王之乱。所以啊，人心是感化不了的，只有武力最靠谱。
袁世凯自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摊子铺得大了，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方方面面都照顾得特别仔细，比如军队，就主要交给了段祺瑞负责，那么段祺瑞的声音，大体上也可以看作北洋军系的意见，这个意见就连袁世凯也不能漠视，再说段总长说得也有道理。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只给了赵秉钧15天病假，而由段祺瑞来代理总理一职。以陆军总长代理总理，相当于组成了一个战时内阁，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国民党若再不听话，中央政府将不惜以武力解决一切问题。
这样到了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的第二张传票又来了。
赵秉钧当然还是不肯去，但他又不敢硬扛着不去，那样会被舆论骂死。于是便回函说道：“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15日在案，自未便赴沪。”
即便赵秉钧不肯来，但形势已经摆在那儿了，按司法程序走下去，前景似乎是光明的。其实事情从刚一开始，便一直都是如此，因此在国民党内部，稳健派始终占着上风。所以当4月份国民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的时候，出席会议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以及湖南、广东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等人中，只有李烈钧、柏文蔚略为倾向于孙中山这一边，总的来说，人心思静。孙中山无奈之下，只好一面派人四处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季陶做黄兴的思想工作，只是成效都不大。
大家不愿意贸然用兵，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国会终于在4月8日召开，经过选举，国民党参议员张继和王正廷分别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而民主党议员汤化龙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议员陈国祥当选副议长。国民党既然控制了参议院，更不怕政府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出现什么偏差。
然而接下来形势出现了反复，陆续披露出来的宋案材料包括，武士英翻供不承认自己杀人；应桂馨不仅是青帮大亨且是陈其美的好友，甚至还是同盟会员，当过孙中山的卫队长。而就在此前几天，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身份发表通电，为袁世凯辩护，内容既包括大借款，也包含了宋教仁案。
所有这些，都使得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与此同时，曾与汪精卫联手谋刺载沣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偕同到北京上任的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据说黄兴专门给了他们3000元作为经费。
不料事机不密，周予觉很快便被抓获，旋即叛变自首，然后便由他妹妹周予儆以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名义向军警执法处告发，说黄兴组织了一个血光团，自己就是团员之一，专门被派到北京来搞暗杀。而偏偏在此前后，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包括国会议员王锦堂遇刺，财政总长周学熙遇刺（未遂），汤化龙、孙毓筠等议员也都接到了匿名恐吓信……
就在这个时候，黎元洪在武汉也侦破了一个叫做“改进团”的秘密组织，在搜查出的大批文件中，不少都有黄兴的批语，批语里面有不少和推翻黎元洪、暗杀袁世凯之类有关的话。
这下子舆论再次大哗，却是对国民党非常不利的批评。人们纷纷指责国民党破坏统一，扰乱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紧接着到了5月15日，袁世凯宣布撤销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并授意直隶都督冯国璋、东三省都督张锡銮、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河南都督张镇芳等联名通电，指斥黄兴等人“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横行，甘为戎首”；正在崛起的东北强人张作霖话说得更重，指其“倾覆政府，损害国体”；河南护军使雷震春、河北镇总兵赵倜更是指责黄兴争总统不成而故意捣乱。
孙中山并不因此而有丝毫退让，他不仅仍在计划北伐，甚至扬言要另组政府。而且相应地，安徽、江西两省，在军事上已经有所部署，看起来，北伐似乎已是一触即发的状态。
这下袁世凯是真急了，于5月21日写了篇文章预备在《时报》上发表，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任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觉得这话太强硬了，署袁世凯的名不太好，遂嘱咐总统府秘书曾彝进给揽过来，“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盛怒之下展现了他的枭雄本色，慨然表示：“就说是袁慰庭说的，我当负责任。”
这样到了6月9日，袁世凯首先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由黎元洪兼署；14日，再免去胡汉民广东都督之职，由陈炯明继任；30日，又免去柏文蔚的安徽都督，由孙多森以民政长兼署。就这样，袁世凯一鼓作气将国民党籍的三大都督通通免掉，展示了不惜一战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