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蓝的星球，时间的列车载着它度过了几十万年，从原始的蛮荒时代缓缓驶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性命都变成了附属品，更无权奢谈自由与平等。以蒸汽机和电力为标志的两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人类先后进入了现代化时代，民主、自由、人权和生态等一系列问题，相继闯入了人们的思想。
呼吸民主的空气
一轮红日从东方缓缓升起，这是一个不用工作的日子，有一些比工作更重要的事情要在这一天作出决定。穿着兽皮的成年男女，如同刚被驱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一般，用最简易的方式遮挡着自己的身体，兴致勃勃地去参加盛会。每个人随意地坐下来，开始讨论一项又一项的议程，一切重大问题全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集体中的首领也由全体与会人员共同选举产生。这样的盛会被称为“氏族议事会”，由氏族的全体成年男女组成，并且每个人在议事会上都有同样的权利。
时间如江水一般滚滚而逝，从原始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相对于地球亿万年发展史是如此的短暂。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了蔚蓝的爱琴海边，伴着动人的涛声，一砖一砾都闪烁着文明光辉的古城雅典，也有与原始社会投票选择首领方式相同的集会，不同的是，后来者更具文明内涵。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投票决定创立法律、向某个国家开战，也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演讲。民主以一种断断续续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闪现，直到历史迈入近代，它才渐渐地摘掉面纱，一步步地从幕后走向台前。
从崇尚暴力到迷恋等级，再到极权独裁，最后到自由民主，历史以它特有的方式诠释着这一切。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在历史的进程里寻找着适合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各种不同的选择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轨迹不一、但方向大同的发展脉络，民主就是其中的一条主线。所谓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也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约束，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约束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为了将这些统治者“关进笼子里”，无数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是血的代价。令人欣慰的是，一切都不是停滞不前，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中国也不例外，千百年的努力之后，终于看到民主的熊熊烈火越烧越旺。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历史记住了近代中国这个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谭嗣同。重新翻开那次仅持续了103天的变法篇章，宪政思想是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为系统的宪政主张。这些想要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人，曾经试图变革，将国家的权力交给人民，由人民来制定法律，约束会害人的统治者，但最终失败了，还葬送了许多人的性命，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接着往下翻，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一页，当政者频繁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封建军阀统治的本质未曾改变。总是有这样一批人，“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们不忍看着苦难中的中国人长久地如此生存下去，将外国的“德先生”（即民主）引进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五四运动。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鲁迅先生在《半夏小集》中写道：“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都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显然在鲁迅先生看来，五四运动或者说他自己的最根本的主张，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既不做异族的奴隶，也不做自己人的奴隶。做自己的主人，做社会的主人，才能使中国走出黑暗的困境，一点点地靠近光明。
改革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的实现更是一条漫漫长路。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就像原来是两个驯兽员共同训练一只老虎，其中一位驯兽员突然离去，剩下的一位驯兽员就驾驭不住这只老虎了，于是老虎就开始伤人了。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社会需要管理者，但是管理者又爱滥用权力。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更为完善的民主制，用权力约束权力。就好像我们需要“马”为人类服务，但是“马”又到处乱跑，所以就需要给“马”戴上缰绳，这样“马”才会老老实实地为人类服务。正如爱迪生发明电灯一样，要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才能找到最适合做灯丝的那种材质，民主实现的过程也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才发现了最适合中国的方式。
温岭市松门镇党委多年来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民主——“泥土里诞生的村议会”。他们的会议没有鸿篇大论，有的只是群众与镇领导之间的平等对话。群众提出的问题大到村镇建设规划，小到邻里纠纷，镇领导耐心听取，周详地解释与答复。这样的“村议会”不断演进，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有学者认为，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寻找到了新的生长空间。
乡镇一级的民主恳谈会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一期一个主题，恳谈会的内容主要是当地的重点工作以及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参加恳谈会的群众大多是“有备而来”的。村一级的民主恳谈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凡本村村民均可参加，但村级民主恳谈会最初并不顺利，村民的发言无序、非理性。过激的言辞批评使村干部颇为尴尬，部分村干部甚至有被“批斗”的感觉。但随着村民在恳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逐步得到妥善的解决，村民们对干部的态度也渐渐地改变了，由猜疑转向信任，由抬杠转向合作，由矛盾转向和谐。几年下来，民主恳谈会渐渐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成为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管理方式。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曾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经过了千百年的探索与追求，民主之路终于在我们脚下逐渐露出了痕迹，尽管上面布满了荆棘，尽管还有一些是我们从未触及的角落，但终有一天，当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可以享受在权利与义务之下的自由。如今，民主不再只是一种选举投票，它会成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会成为每天呼吸的空气。
从人治走向法治
秦国都城南门，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立在门口，众人围在木头前，窃窃私语，不知这根木头到底有何特别之处。随即，传来命令：“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十两金子。”人群骚动了，有人说：“这样的一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人说：“这应该是开玩笑的吧！”大家左看右看，却没有人上前。见无人响应，赏金增加到五十两。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也就越多，却始终没有人敢去扛。
突然，人群中站出来一个人，说：“我来试试看。”说着就扛起木头，一直走到北门，并当场得到了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分毫不差。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姓们都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这个左庶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他见命令已经起到作用，便将新的法令公布出去，赏罚分明，绝不徇私，依据律法治理国家的雏形出现了。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在此之后，提出了“以法治国”、“法不阿贵”等主张，将“法”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将“人”（即统治者）的地位相应降低了。虽然韩非子的主张在中国并没能长久地贯彻下去，但他的思想却与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孟德斯鸠写下《论法的精神》之后，资本主义据此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向人类证明缺点颇多的人治，在未来恐怕并不足以来管理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行，只有健康的法治才是将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儒家思想风靡千年，人治、礼治、德政相结合的统治思想持续了很长时间。古代早期的人治，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比如产生官本位思想，培养出了与人民对立的“官场”；扭曲了人民的思想，让人民逢官必拜，逢官必跪，习惯接受“官老爷”的训斥和教育；官员务虚不务实，好大喜功，欺上瞒下，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等。人治的弊端越发显露出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改革亟待实施。法治与人治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而人可能信口开河；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公正性；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
著名旅美学者薛涌曾说：“我住在波士顿郊区。一天，家中的供水出现了问题，于是连忙打电话找镇政府来检查。半个小时后，人就来了。检查完毕，发现公共供水系统没有问题，政府没有责任，需要我们自己解决。但初来乍到的我们，不知道找哪个公司，于是便向他求助。他递给我一张名单，密密麻麻有几十家公司的名字和联络方式。我问他能否推荐几家，他正色道，只要说出一家的名字，他就犯法了。他是政府工作人员，不能介入任何私人的交易程序。”法律在这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心中已经成了“神”，是不可侵犯的。
古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从人治不可能一下子过渡到法治，无论从哪个层面讲，这种转变的难度都是十分大的，而且想要瞬时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就注定了这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封建社会中，为弥补人治的缺陷而不断提出的一些法治的条款；思想家们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的主张；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中国的法治之路走得尤为艰难，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直到现代才逐渐走上了正轨。
张召良，浙江奉化市长汀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由于自己所在村子的土地被省政府批准拨给市土地流转中心，而联合村里的其他村民一起将浙江省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经过历时三年的上诉之后，终于有了令他们满意的结果：“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应诉处于2005年9月1日所做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这意味着，上诉省政府的农民胜诉，而在以往的时代这几乎是奢望。
法治和人文精神密切相关，法治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思考、关注和把握过程中的产物。综观近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确立了法律至上，用法律制约政党、政府权力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传统，不难发现，这一传统的形成与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和民主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就中国的国情而言，民主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必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法治如何与民主配套同行，是邓小平同志考虑最多的问题，他的结论是：“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对中国来说，法治与民主的实现程度是相互平行的，发展民主与建设法治，将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正朝着法治社会迈进，一切都能依法办事，民主便能更好地实现，一个国家的和谐繁荣也会更加持久。
科教：国家飞翔的翅膀
早在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就证明了科教兴国的真理。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农业人口占全国3/4的贫穷落后的国家。1806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大败普鲁士军队，占领了2/3的德国领土，并获得了12亿塔勒的巨额赔款。
遭此奇耻大辱的德意志民族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在柏林科学院发表系列演讲，他认为“教育是使法国人战胜一切和为所欲为的唯一根据……唯一能使我们挣脱压迫和灾难的办法只有教育”。
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普鲁士国王仍应教育部部长洪堡的要求，拨巨款创建了柏林大学，开始了“教育兴国”之路。到19世纪中叶，柏林大学已成为世界大学的楷模。德国被世界公认为“教育国”、“世界科学的中心”。由于科教的发达，德国统一后只花了40年时间就走完了英国人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1901～1920年，德国人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是最多的。1870年，德国打败法国，很多法国人反省说，是德国的大学打败了法国。
20世纪后半叶，知识经济兴起。知识经济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是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经济的新型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教兴国”成为所有国家必须重视的发展战略。
爱尔兰和美国是知识经济到来后典型的成功国家。目前，爱尔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国，在欧洲大陆出售的软件产品中，有六成产自爱尔兰，而爱尔兰不过是欧洲西北的一座小岛。从昔日的“欧洲农村”一跃成为“欧洲软件之都”，这一切皆得益于爱尔兰从20世纪70年代起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现在的爱尔兰已步入欧洲富裕国家的行列。美国作为第一台计算机产生的国家，在一台重达30吨的“大笨象”型计算机上奔跑了50年，经历了几次经济灾难之后，成为世界上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
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一切先进事物的产生，都来自于人类曾经的努力，而知识的传承成了激发人类智慧不断发展和被开发的重要元素。中国自孔子时代开始，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科技水平也领先世界上千年。然而，中国在近代落后了，一大批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了解并艳羡国外的工业革命成果，先后提出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学术救国”、“人才救国”等救国兴邦口号或主张。这些科教兴国理念的提出，必然推动中国向现代化社会的靠拢。
中国的“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同志决定立刻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他对教育制度发展看法的关键。邓小平深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必将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新中国科教兴国的思想此后再也没有动摇过。第三代领导人也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并为此进行大笔的投资。
世界银行在世纪之交首次提出：一个国家的发展依靠三大资本，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是可见的、有限的，人力资本却是无限循环的。人力资本并不是单纯的劳动力，而是人的头脑。列夫·托尔斯泰曾说：“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如果我们的大脑被充分开发，把自我价值发挥出来，有了足够的知识底蕴，有了一定的深度，人生也便有了价值。发展科技靠的是什么，自然是兴旺的教育事业，而教育事业正是实现人自我深度的渠道。
这些年来，我国在教育制度上的探索，吸收了很多西方教育方式，极大地增强了素质教育。同时，为了普及教育范围，大学的门槛已经狠狠地削下一阶，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当年龚自珍深感清朝末年的社会死气沉沉，仰天呼唤：“天公啊！请你抖擞精神，把各式各样的人才都赐给我们吧。”中国如今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游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2008年的高考已结束，清华大学为少女作家蒋方舟让路60分，一时间社会哗然。人们认为单凭文笔就被清华这所全国最高学府录取，实在伤害了那些一直挑灯奋战的学子。可一些人又不得不反思，通过国家或世界级竞赛拿到奖杯的学子可以被保送至高等学府，何以以文学作品取得奖杯的学子却不能呢？
人才是不分学科、不分等级、不分性质的。手机的发明者库帕仅仅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并没有深厚的无线电知识。当他去找业内的资深人士乔治求取工作的时候，希望帮助乔治制造手机，却遭到拒绝。最后，这位被瞧不起的“外行人”库帕，用最有力的事实狠狠地打了乔治一巴掌——他用世界上第一台无线电话与乔治通话。以教育和科技兴国，就不能否认社会人文学科等其他学科的发展。
试想，如果几千年来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的出现，人们将会失去多少乐趣，人们的思想将会如何的麻木。如果单纯的科技硕果没有文字和语言的形象化形容，人们迟早有一天无法把科学知识传递下去，迟早会对一切科学失去兴趣。
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均衡而全面的，它正在致力于创造一个多样化且广泛的教育系统。中国有13亿人口，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力资源。如今中国已经有7000万人口受到高等教育，还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人才强国战略”已经升格为我国的国策，我们必须尽快培养一批世界顶尖的管理者和专家级人物，才能带着整个中国起跑。这一切都需要教育的发展和大量的科学教育投资，来促进科技、技术和管理思想的进步，从而引起更大的知识爆炸。这种知识爆炸，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都将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起到强大的助力作用。我们要让中国所谓的“人口压力”，成为真正的知识资源“核反应堆”，让一切书本上死板和枯燥的数据内容，激发出人们更新奇的想象，使人们创造更多的奇迹。
2003年10月15日，酒泉的上空一缕金色的火焰升腾，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离开大地，直冲云霄，在茫茫的浩瀚空际当中围绕着地球旋转，见证了风云莫测的地球气象。随后，“神舟六号”的上天，“嫦娥一号”绕月卫星成功用宇，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都呈现了中国多年以来科技教育发展的硕果。
如今的中国，也正在搭乘通往现代化的远航火箭，在世界这片“昊宇”当中翱翔。一开始的落后在所难免，但随着不断地调整航线，为火箭注入更多的燃料，我们的速度必将越来越快，直至成为领军人。
家园的拷问
游翔于玉宇之内，一颗蓝色的星球缓缓映入眼帘。几十万年前，它色彩斑斓，到处都是蓝色汪洋和绿色树海，偶尔有白色的冰川和黄色的沙漠；几千年以前，它的绿色在减少，黄色在增多；几十年以前，它的绿色再次萎缩，黄色直逼深蓝的大海；几年以前，它的白色快消失了，绿色快没有了，剩下的大都是蓝色和黄色。
蓝天白云，青山碧水，鸟儿们自由地飞翔，野兽们在山林奔走。人们在没有污染的环境里劳作嬉戏，一切是那么的清新自然。这种人间仙境是否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从古到今恐怕少有。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环境从古至今一直在恶化。我们离污染越来越近，离自然越来越远；离疾病越来越近，离健康越来越远。生存环境在恶化，将来的将来，我们不敢想象。今天我们发现，天不蓝了，山秃了，污染越来越多，温度升高了，气候比以往更混乱、更没有规律性，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人类应该拷问自己了，究竟我们的生存能否持续下去，究竟怎样做才能获得人类的长存？
20世纪40年代，美国洛杉矶发生了一起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由于大量汽车尾气与紫外线发生了作用，形成有剧毒的光化学烟雾。正在午休的人们被笼罩在毒气当中，莫名地剧烈咳嗽，双眼疼痛无比。一些老人因为呼吸衰竭失去生命，人们赤目流着无法控制的眼泪，草木都变得枯黄。这次毒气事件，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教训，让地球人看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生活在蓝色星球上的人们大感生活富足，对周遭的自然环境不知餍足地摄取，过程是快乐的，却渐渐地遭到了大自然毫不留情的报复。
工业革命最早由西方社会兴起，其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改造对象，这是工业文明人类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本着这种原则，西方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了传统工业文明，它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享受。但传统工业文明采取控制和掠夺的方式，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全球自然资源，排放大量自然界无法吸纳的废弃物，打破了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和自我平衡，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20世纪以来，在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同时，气候变暖、臭氧层遭到破坏、酸雨酸雾、海水污染、淡水短缺、物种锐减、土壤退化等问题，已经如沸水升腾，炙人耳目。生态文明被严重破坏的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固然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与此同时，环境危机也日益逼近。20年前曾游览中国风景胜地——杭州西湖的人说，西湖的水是很干净的，没有一点儿生活垃圾的踪影；如今的西湖，依然碧柳垂荫、游人如织，可是偶尔走在西湖边上，常见一块块白色的垃圾随水漂浮，令人不禁皱眉。蓝天碧水的日子离人们越来越远，漫天垃圾、遮天蔽日的浓雾终日笼罩浩瀚长空，曾经的绿草如茵，如今却常遭飞沙走石、狂风暴雨。人们不得不对环境重拾重视的心态，在发展物质、精神、政治文明的同时，生态文明也必须升级到同等的地位。
一个正确的生态文明观，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要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
中国的儒道佛三家也都是生态文明的倡导者。不论是“天人合一”、“赞天地之化育”的主张，还是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情怀，都反映了儒家对和谐的追求。道家崇尚自然、效法天地，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中国佛教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中国的古人早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今我们却常常对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置若罔闻。
再看日本，古代的日本国非常重视森林的培植，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过度毁林给国家环境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随着日本经济跻身世界一级，它的生态环境问题也频频出现，数十年前九州岛的水俣湾化工厂泄漏污染物事件的发生，不但使大批的鱼死亡，很多人也因此得了重大疾病。但是日本一直致力于对环境的改变，对资源适量取舍。如今日本是世界上森林平均覆盖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它无疑可以成为许多国家建立生态文明的样本。
一百多年前，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概念，他把地球生态系统的统一、多样和循环性展现给人们，强调“人·社会·自然”只有和谐发展，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这种观点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其实就应该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远古时代，人类匍匐在自然的脚下；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却变得自大不堪，自以为获得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努力为自己创造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建立了“文明社会”。但是这“文明”是以破坏自身生存之地为代价的，一旦自然环境承受不住人类文明的打击，就会大肆破坏这种文明，与其同归于尽。中国的古楼兰国即是因为对水和植物的大肆破坏而被掩埋于茫茫沙海之中的。如果人类再不重视对自然的关怀，距离永沉沙池或者永沉海底便已经不远了。
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曾说过：“厄运在同一条路上漫游，时而降临于这个人，时而降临于另一个人。”人类同生存在一个星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生态系统是存在于整个地球的大循环系统，所以生态文明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如果有哪一部分人忽视这个问题，灾难迟早会降临其身。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自然当中，一切都受到彼此的约束，人类不肯受约束，用贪婪的欲望去撷取大地的财富，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和创造物都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我国是一个经历过因对自然无知的索取而遭到反噬的国家，所以我们以切肤之痛体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如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一种对自己进行身心净化、自我保护的过程。为此，我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植树造林、大圈自然保护圈、减少污染物排放、退耕还林，等等，但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正像生态学家珍·古道尔说的那样：“唯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我们才会采取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
漫漫求索之路，因为有反思，成长才更加稳健。八千多年以前人类的身影就遍布黄河三角洲。在千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由此带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起。中华民族总结了无数苦难的经验，培养了忧乐圆融、不畏艰险、奋发努力的精神特质，塑造了特有的国人风骨。这种风骨，激励着我们不断进步，创造更灿烂丰富的中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