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正当年轻力壮，不去想三灾六病；人正当雄姿英发，不去想衰朽残年；人正当兴致勃勃，不去想身后的是是非非，对生活持乐观、豁达的态度。其实生活中的困苦繁多，天灾人祸常常不可预料，倘若每天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则会错过太多生命中的精彩。中国人天性乐观，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常以梅花耐寒而香激励自我。这不是大而化之，而是在豁达中找到了重生的力量。
一种从容，别样出世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草木如人，中国人吃苦耐劳，纵使遇到天大的打击，国破家亡、家园尽毁，也能道一句“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个从灾难中成长起来的民族，依靠经验创造历史，即我们常说的缅怀意识。这样的民族懂得传承文明的硕果，懂得继承祖先留下来的最好的东西，能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世间的一切苦难。
古人讲忧乐观，倾向于忧患意识，但有了忧患自然也就有了乐观心态，二者相对，一个表现人格的约束性，一个表现人格的自由性。当人们忧患过多的时候，其实也在期盼快乐，“乐”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最早的世界观。“乐”（lè）与“乐”（yuè）虽不同音，但意义同源，都来自于古时候祭祀的音乐。音乐是人们表达各种情感、用来交际的方式。按照中国中庸之道的解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古老的祭祀乐曲，悠扬低沉、神秘意远，古老如镇魂歌一般，叫人的精神不断沉淀。此后的乐曲也以这种极为平和的方式传承。乐曲所追求的是社会、人、宇宙万物之间和谐地存在，彼此都“适度”地均衡。儒家把“乐”定为学者必修的基础课程，正是这种平缓而不急躁的上古音乐，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心态。
古人把乐天知命称为达观。达观是对人生持消极的态度，一切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乍一看，它竟如此消极，但是达观也含有看破难处，继而解决问题的积极意义。前人在国家政治濒危、军事受创之际，常常欷歔，忧患泪水源源不绝，但达观之作也随之而来。北宋文人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全文描述的是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情景。此时，正是范仲淹庆历改革时期，欧阳修因为支持改革，被贬江南，满肚子的苦水无处倾诉。但欧阳修仍能保持与民携手游山的兴致，和百姓共苦乐，这份泰然和豁达，叫人不得不佩服。自古如欧阳修这般的文人士大夫不少，武士武将悲愤中淡看荣辱、不屈者亦有之。正因他们对生死、得失看得淡，便有了不朽的意志，纵使苦累多年，仍心怀家国。
在这些先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无数悲情的意味，却也从中获得了鼓励。《礼记·乐记》里讲：人不能无乐（yuè），乐是人道、人性。乐（yuè）是人性中的东西，自然乐（lè）也是人的本性。如果终日充满了悲情意味，以叔本华的观点，这类人恐怕多数都会毫无意义地“自杀”。我国古代所谓的达观，并不是让人消极厌世、远离尘嚣，而是一种得失荣辱观，是一种对生死无惧的态度。它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对人的心灵具有极大的净化作用，却并非宗教，因为达观是一种与天地相融合、无所约束的“乐”。
达观与乐观不尽相同，前者成于苦难，后者与生俱来，但它们同样是在天灾人祸中发生“激化”，在这一刻，它们走到了一起。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李白却潇洒地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人生孤独寂寞、家破人亡时亦有，王勃却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种生活态度，是达观，更倾向于乐观，因为即使失去了很多，一切都可以再创造出来。
中国人讲达观，求的不是“隐世”，而是“出世”，它从一种看似“无为”的状态转变成“有为”，继而重归到中国人天生的乐观心态上来，并在此乐观基础上重新找回自信。梅香自苦寒，不经历寒霜雨雪，香气怎能持久，春天又如何绿意盎然？
精神丰盈，文明不会干涸
江油市青莲镇，距离四川绵阳市仅半个多小时车程，这附近有很多游人钟情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太白故居、窦山国家地质公园、养马峡、安县千佛洞、西羌九黄山。乘车坐看山壁间的景色，稍纵即逝，竟觉惋惜，不如下车信步而行，一草一木中所蕴涵的恬淡平和叫人一饱眼福，感受蜀道陡峭的震撼。李白故居中的浩然之气似乎吸收了他旷达胸襟所蕴涵的气魄，叫人顿时豁然开朗、心旷神怡。
然而，一切已成往昔。“5·12”汶川地震使已经存留了一千多年的房屋损坏大半，李白雕像也被折断。可李白石像未因损毁而失了潇洒，仍醉卧草丛，泰然自若，等待工人们再次把它扶正修缮。
李白一生不羁、随性，他对于自己的怀才不遇心怀不满，在《古风》三十七中他自喻“明珠”、“孤芳”，却在“群沙”、“众草”中被埋没。在遭受一切侮蔑之后，他仍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言。
《易经》中讲“天地否卦”，“否”自然与“泰”相反，天地之间的气不交不通，一切都不安慰，显大凶之象。但因天地万物循环往复、因果互通，所以在“否”极的时候“泰”就来了，这即为物极必反、苦尽甘来之意。所以《易经》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遭受一切大灾大难之后，只要不断自励、不断向上、不断更新，不放纵、不享乐、不放弃，自然会生生不息，等待自己的将会是新的气象。易学是中国古代的瑰宝，它是对天地万物因果循环的一种理解，博大而精深。它揭露了自然界中“破而后立、败而后成”的循环规则，也培养了人心的坚韧性。它与乐一般同为儒家推崇的六艺之学，培养了中国人乐观处世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李白本人便是这种精神的模板。
从自诩天下中央之国到鸦片战争之后的屈辱，中国陡然直下，颜面尽失。中华民族不是没有迷惘的时候，但在迷惘中总有探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成功也罢，失败也好。历经劫难，饱受风霜，从头再来。这是哪里来的精神？这是从达观走向乐观，从乐观走向“不屈”的结果。
鲁迅曾对中国人发出疑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讲，如果处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发生迷惘，错乱地信一些组织或宗教，的确是失掉了自信力。但是，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说，虽然这些人等于是为帝王将相服务，但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人不自欺，他们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被湮灭于黑暗中，一面也在前仆后继地战斗。如果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指一部分人则可以，倘若加于全体，便有失偏颇了。鲁迅的一句“中国的脊梁”，说的正是中国人天性乐观、不屈的风骨。
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曾因对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缺陷进行抨击，得不到雅典人的理解，而被法庭以不信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判处死刑。尽管曾获得逃亡雅典的机会，但苏格拉底仍选择饮毒而死，因为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他逃亡后雅典将再没有好的导师可以教育人们了。临死前，70多岁的苏格拉底仍然说：“许多决议者对我讲，只要我不再从事哲学研究，就可以释放我。但是我可以说，只要我活着，我就坚决不会放弃哲学研究。我被神派到这个城邦，就好比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责任就是刺激它迅速前进。”苏格拉底告诉人们，尽管身体遭受苦难，但是精神是不朽的。像脊梁一般坚韧的精神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就是用来督促一个民族的前进，就算它的力量再小，但是它可以为一个国家搔痒，让国家重新抖擞精神。
现在西方社会认为，中国人太讲精神力量了，诸如从古到今都讲仁爱、忧患、家国、道义、乐观、坚韧，等等。有了精神上的粮食，中国人总觉得一切都会否极泰来。在西方人看来，世界都是物质的，不是继续存在下去，就是趋于毁灭。钱穆先生曾说，过于物质化的文明没有亲切感，就好像埃及的金字塔还在，可古文明的内涵不再饱满。我们之前所总结的华夏风骨，虽然是精神层面的，但它产生于物质，更对物质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倘若它没有积极意义，就不会被继承下来。但是物质的东西如果不被保护，就会脱离一切精神文明，成为一个观赏物，而失去其精髓。
中国人在历经万般劫难之后，纵使被压弯了脊梁，仍然努力挺起胸膛，传承下来的风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这些风骨、精神将督促中国大胆探索，永不停歇地追求进步。
当人类诸多古老文明消失于世时，黄河和长江守护着的中华文明依旧挺立在东方大地，表现出坚韧的生命力与非凡的创造力。我们在慨叹“黄鹤已去，白云悠悠”的同时，不禁要问，为什么唯独古老的中华文明能够历久弥新、完整有序地前行？为什么历经几千年，中华文明可以生生不息，直到今天依然充满活力？为什么中国人有如此强烈的家国观念和向心力，虽漂泊远方，但只要家国需要，随时都能掏出一颗炽热的中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