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中，“仕官之人”，“纡朱杯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十五《国论要目·废贪储》。甚至身至相位者也有“专以商贩为急务”的。宋徽宗时，汴京相国寺佛殿后资圣门前，各路罢任官员携土特产、香药之类皆汇集此地出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同寺内百姓变易》。象“孙殿丞药铺、靴店”、“徐官人幞头铺”、“杨将领药铺”这类明显为仕官所开设的店铺，在汴京、临安为常见。见《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不少士子因仕途不达，弃儒经商，如临安城中开书铺的陈起即系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的诗人。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经商之风甚至刮进释道圣地。宋徵宗时，开封很多师姑公然到大相国寺的两廊，销售绣作、领抹、珠翠、头面、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等货物。一些原以耕桑为业，视商贾百工为“淫巧”的土着居民也逐渐弃农经商。以长江中游地区而言，武昌县外出经营的就有“数百余家”《湖北通志》卷二一《舆地志》。麻城县有《风俗谣》曰：“东乡田庄，西乡文章，南乡经商，北乡酒浆。”说明这里的男女已打破原来一概务农的状况。
２．商市交易从坊市到“瓦子”
宋元都市贸易市场称“瓦子”，方形，四周有酒楼、茶馆、妓院（瓦舍）和各种商店。中间广场上定期举行集市，设立浮铺。许多艺人在这里搭起勾栏演戏卖艺。“瓦子盖取聚则瓦合，散则瓦解之义”《咸淳临安志》卷十九。是定期集市易聚易散的场合。《马可·波罗游记》记宋末元初的杭州，“除了街道上有不计其数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一边长八百多米”，“很多街道和市场相通”；“每个市场，一周三天，都有四万到五万人来赶集，人们把各种大家想得到的物品提供给市场。”《咸淳临安志》记当时临安共有瓦子17处；汴京开封，相国寺瓦市“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
各类商行众多，经营待业分类极细。开封至少有150行，杭州多达414行。杭州商行有“团”、“行”、“市”、“作”之分。“团”和“行”大多为批发市场；“市”多为销售市场；“作”则多自制自销。当时开封、杭州店铺林立，交易繁盛。《东京梦华录》载东京市吉“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盒器皿，车担使动，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吴自牧：《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临安自官巷至羊坝头一带，诸行百铺齐全。据《梦粱录》记载，该区有店名可考的商店就达120余家。城南多销售高级消费品，“珠玉珍异及花果时鲜，新鲜海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元代大都（北京），出现了许多着名街市，如猪市、骡马市、羊市、米市、珠市、骆驼市等。
3．早市和夜市兴盛
北宋东京，五更时分，闻行者头陀的“高声叫佛”，早市就热闹起来。有“人力早市”，各色工匠、道士僧者，赶早来等人“请唤”。潘楼东街巷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袜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比起东京品早市，南宋临安早市的规格、品种花样显得更为严重宏大和丰富。临安的早市四更时分开始，当城门大开时，数以万计的“铺席”便已开张。这种铺席有食品类的、服饰类的、文化类的、服务性的，等等；小到针铺、颜色铺、牙梳铺、真头面铺，大到如大瓦肉市、城东菜市、城北米市、官巷花市、融和坊南官巷珠子市等，应有尽有。许多铺席都带有批发性质。早市上最常见的是小吃饮食，其中有“煎点汤菜药者”，即在茶、汤中放入甘草香药，当面“煎点”给顾客喝的人。
宋代的商市突破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出现了“夜市”，成为都市消费市场的一大特色，也是宋代城市商业发达的标志之一。其交易时间之长、规格之大、内容之丰，远非前代可比，构成了南宋社会的都市风俗奇观。
东京夜市主要集中在看御街、马行街一带。看御街一带夜市有两个中心点，一是朱雀门至龙津桥一带；二是州桥南北。这里地方官府集中，商业繁盛，妓馆众多，店铺林立。以售卖各类“杂嚼”食品和提供各种服务为主。马行街的药肆，灯火通明，百工作坊，运行不息，酒楼、勾栏，繁闹异常，以至蚊蚋也无处藏身。
南宋临安的夜市，更呈现多样化、交易与趣味娱乐融为一体的特色。风味食品多专一化，且四时分明；各类怀有伎艺的职业商贩竞献技能；更有那“卖卦者”，取花俏名字，着行头，说行话“盘街叫卖”。市井里的诸色歌吟卖物之声，不亚于伎艺表演。临安称得上是座不夜城，吃穿住行玩，奇玩器皿百色物件，应有尽有。
4．乡镇集市和庙市的兴旺
宋代的市集在城外的称“草市”，在乡村的叫“小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墟”或“赶场”。市集定期开放，各地相互错开，以方便买卖。在草市、小市的贸易中，米、豆、麦、谷、鸡、鱼、蔬菜等农副产品和布帛、竹木器具等日用品为大宗，也交易一些生产工具。
宋代已开茶市。《宋史·赵开传》曰：“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陆游《兰亭道上诗》曰：“茶市纷纷乘雨前。”
宋代的城镇形成了以地方产品返销为大宗的专营市集，成为商业经济的一大特色。以祭祀神灵为主的庙会有独特的贸易风情。东京寺院、道观林立，各种经常性的大型祭祀活动，为庙市提供了交易时机和交易场所。最着名的是相国寺，“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八次），大三门交易飞禽猫犬、珍禽异兽。二、三门搭建露屋散棚，经营日用杂货、时果腊脯、屏帏竹席和鞍辔弓剑等。而孟家道院经营文房四宝、古籍、古玩、花朵、珠翠、帽子、土物和香药。不令出售各类工商业者提供的日常用品，还出卖罢职官员的家藏物品。
庙市还依托众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形成独树一格的专门特色交易市场。如正月上元日的灯市，五月五日的鼓扇百索市，七月七日的七夕巧儿市，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冥器市等。
在全国各地也都有规模不等的庙市存在，四川成都的蚕市庙会就很有特色。相传蜀蚕丛氏王蜀，教人蚕桑，蜀人因其遗事，每年春有蚕市。元费着《岁华纪丽谱》曰：“正月五日，五门蚕市，盖蚕丛始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太守即门外张宴。”蜀都春日除正月五日之外，还有正月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三月二十七日大西门餐圣夫人庙前蚕市等。这些庙市以买卖蚕具为主，故又名蚕市。“蚕将兴，以为名也，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药杂物。”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田况《五日蚕市诗》曰：“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夥，碎琐皆不遗。”苏辙《蚕市》诗曰：“枯桑舒芽叶渐青，新蚕可浴日清明。前年器用随手贩，今冬衣着及春营。倾囷计口卖馀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锄釒尃资男耕。空巷无人斗容冶，六亲相见争邀迎。酒肴劝属坊市满，鼓笛繁乱介优狞。”又《和子由蚕市》曰：“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去年霜隆斫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破瓢为轮士为釜，争买不啻金与纨。”
5．店铺重“市招”
宋代店家十分重视广告宣传，显示了商业民俗的特色。店堂门口悬挂用布缀于竿头，用以招引顾客的布招，名幌子，又叫“望子”。幌子起源于何时不明，但在北宋的汴京已出现。一些酒店门前的幌子亦叫“酒帘”或“酒旗”。村镇酒店的酒旗上有“望”字，又称酒望子。“无大无小，一尺之布可缝，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东京梦华录》载曰：“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水浒》写蒋门神大酒店，檐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写着四个大字道：“河阳风月”。武松打虎的景阳岗下，那个酒店挂着“三碗不过岗”的酒帘，既是酒家的标识，又有很浓的广告色彩。小酒店则有挂草葫芦、银马杓、银大碗、银招牌，或挂瓶瓢，标帚秆作为特色标志。《清明上河图》中，张伞卖饮料的小贩，悬有“饮子”的小市招，酒店的彩旗下标有“新酒”字样，门前写着“天下美禄”四字，还有“十千脚店”的大标帜。宋人诗词中也常写到酒旗等招子。如贺铸诗曰：“小市竹楼张酒旗”；周密诗曰：“几处青帘扶醉归”；辛弃疾词曰：“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除了店家要“大书牌榜于通衢”，讲究标帜外，酒肆、茶楼还十分注重装潢。宋代酒店前设红绿杈子绯绿窗幕，并设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坐潇洒。杭州的熟食店、茶肆，张挂名人字画，设花架插四时花卉和置放奇松异桧，用以装饰门面，美化环境。
6．流行关扑交易
在宋代商业交易中，除钱物交易外，还流行赢钱赌物的关扑交易方式。商贩的货物经与顾主商定，按质论价“扑”。扑时以所掷钱币的正背面次数的多少而定赢输，背面为“纯”，全部掷成背为“浑沌”，是赢的标志。在宋代的各地都市中，“关扑”花样众多。如东京有“扑卖饧者”，用三尺圆盘，上绘数百禽鱼器物，“扑卖饧者”旋转“纤悉绡细”的圆盘，用别着五色羽毛的针箭，招揽市民“扑卖”曾三异：《因话录》，《读郛》引。由于“扑卖者”采取了娱乐手段，市民争相参加。自北宋后期，开封府每年正月张榜告示，全城“元正、冬至、寒食”这三个年节，“放关扑三日”。北宋政府在春天还开放金明池、琼林苑，特意“纵人关扑游戏”。到南宋时，临安“夜市”上，从吃的到用的，从穿戴的到玩耍的，无不可在大街上“关扑”；而且“关扑”的品种还随季节而变化，并开始专门化。如元霄节的灯彩、七夕节的泥土玩具等。后来，关扑的游戏意味越来越浓，扑卖的物品也逐渐趋向供人观赏玩耍的物件。
7．“交子”始行
北宋时，四川商人自行印行“交子”纸币，以代替铁钱。《宋史·席旦传》载曰：“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因当时的纸张多用楮皮制成，民间通称纸为楮，故“纸币”又称“楮币”。这是我国使用纸币的开始。“交子”可以兑现钱，也可以流通。初由蜀中豪商自行发行，有一定形制，密码印记，朱墨交错，临时填写数额，零星发行，随时兑现。宋太宗时，则已由豪商联合发行，券上增加了图案、花纹，仍可随时兑现。后来政府禁商人发行交子，而改由官办垄断发行。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改名为“钱引”，用以代替贬值的“交子”。天圣二年（1024年），设益州交子务，由商办改官办，发行分界交子，限川蜀流通。三年一界，界满以旧换新。用铜牌印刷，画面图案精美，三色套印。南宋建都杭州以后，政府铸造了一种“钱牌”，仅限于临安府使用。1141年宋金和议之后，钱牌逐渐回收，遂发行了纸币“行在会子”，通行全国；北方的金朝则效仿南宋，印发纸币，称为“宝券”。南宋的纸币有好几种，主要有行在会子、川引、淮交以及湘会等，各有自己的流通范围；其中以由朝廷发行的行在会子发行数量最大，流通范围最广。到元代时，中统元年（1260年），出现了不兑换的纸币“中统宝钞”，并在有元一代可长期使用。
六、饮食服务业风俗
1．饮食业发达
饮酒、演唱图宋代饮食业发达，而且服务习俗特色显着，其中以酒肆和茶坊最具代表性。宋代大型酒店造酒兼卖酒，称为正店，北宋汴梁有名称的正店就达72家；至于那些称为脚店的小酒家，则难以胜数。酒肆讲究门面经营，以吸引顾客。南宋临安高级酒楼各有“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每处均有妓女伴坐，又有吹箫、弹玩、锣鼓、歌唱、散耍等人，谓之“赶趁”。围着顾客叫卖鲜干果的，谓之“撒暂”。市面上并有专门侍候阔少饮酒，做一些闲杂事的“闲汉”。此外，还有卖酒红、章举蛎肉、鱼脚诸海味者，称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饮一味，亦不自妨。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极意奉承。”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
宋人饮茶风气颇盛，尤其是南宋杭州，茶坊遍地。大茶坊装潢精美，按季节变换经营品种，力求一年四季都卖“奇汤异茶”。有的茶坊“冬天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兼卖雪泡梅花酒，或者缩脾饮署约之属。”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风俗》。有的且兼卖酒肉之类。并有在馆内说书的。南宋洪迈《夷坚志》载曰：“嘉会门外，茶肆中有见幅纸有绯点其尾云今晚讲说汉书。”此时茶肆吃茶又有“挂牌儿”、“水茶坊”、“人情茶坊”和市头茶坊等区别。“挂牌儿”系都人之弟在内学乐器、唱叫、聚会；“水茶坊”一般以茶为由，系娼妓弟史打聚之处；“人情茶坊”，则系邻里遇吉凶之事，为其“往来传语”或帮助凑集人事之聚会；市头茶坊，则系专为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一般行老均要至此安排活计耐得翁：《都城纪胜·茶坊》。
宋代的饮食业是与商品经济，特别是大城市同步发展的。在北宋后期的开封城中，“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得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夜市中出售各种糕饼、果品、肉食、羹汤等，还有“提瓶卖茶者”。“每日交五晚”，瓠羹店“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食店、饼店和茶肆。食店的饮食风格和菜系可分为北食、南食和川饭三类。“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寺院的素斋也成为饮食业的一种。着名的相国寺内，“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至卷四。南宋临安的饮食业包括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其名店如有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官巷口光家羹、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涌金门灌肺、五间楼前周五郎蜜煎铺、太平坊大街东南角虾蟆眼酒店、朝天门里朱家元子糖蜜糕铺、和乐楼、熙春楼等。临安饮食业往往仿效北宋汴梁风尚，也有早市和夜市，但热闹程度远远超过北宋的汴梁。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十六；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
在州、县城镇，以及一些小市镇和交通要冲也有饮食业。如“番阳城中，民张二以卖粥为业”洪迈：《夷坚丙志》卷十一《张二子》。；“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洪迈：《夷坚支癸》卷八《游伯虎》。；“饶州市贩细民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洪迈：《夷坚支癸》卷八《鲁四公》。再如洺州人韩洙，于信州弋阳县大郴村荆山“开酒肆及客邸”洪迈：《夷坚丁志》卷七《荆山客邸》。；“德兴南市乡民汪一启酒肆于村中”洪迈：《夷坚三志壬》卷十《汪一酒肆客》。等等，均是乡村酒店。此类饮食店一般比较简陋，自然不能与大城市的高级食店酒肆相比。
2．服务业风俗日盛
由于城市人口的剧增，城市居民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消费的需求更显强烈和丰富多样，为适应这种消费需要，宋元时期城市的各种服务行业十分发达，形成了特有行业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