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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五代宋元汉族风俗(12)

宋代女子头饰丰富多彩,风俗奢侈,当时朝廷为了简约风俗,曾禁止市肆为妇人造作缕金首饰,故以罗、绢等原料制作的花胜曾风行一时,陈元靓《岁时广记》曰:都城仕女节日之夜,流行“插戴灯毛球灯笼,大如枣栗,如珠茸之类”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一。朱弁《续骫骨皮说》曰:每至元宵节,“妇女首饰,至此一新。髻鬓参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袅袅满头,其名件甚多”朱弁:《续骫骨皮说》,《说郛》卷三八引。可见,当时以罗、绢等制作的女子首饰已有灯笼、灯球、花朵、蛾、蝉、蜂、蝶等形状。

据文献记载,宋代不仅妇女戴花,男子也戴花。《东京梦华录》载曰:“正月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簪花”;“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宴退,臣仍皆簪花归私第,呵引从人皆簪花。”可见,当时王公大臣、差吏仆役,乃至皇帝皆有簪花的习俗。因此朝廷还定有簪花的品级制度,有时还要举行赐臣下花的礼仪,据《梦粱录》记载,皇帝祝寿御筵毕,“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

8.盖头、花钿和修容

宋代妇女用来障蔽面部的饰物有盖头。盖头,又叫盖天,方幅,多用紫罗为面料。《清波杂志》曰:“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谓之盖头”周:《清波杂志》卷八。;毛翊《吴门田家十咏》诗曰:“田家少妇最风流,白角冠儿皂盖头”,“已遮日色又遮羞”毛翊:《吾竹小稿》,《吴门田家十咏》。可见,当时妇女出行均戴盖头,即使乡村妇女也不例外。

宋代妇女用来装扮面部的饰物有花钿。花钿,系金属薄片或彩纸剪成的各类小花或小动物,常粘贴于脸上,以增加妩媚。北宋时,淳化三年(992年),“京师里巷妇人竞剪黑光纸团魇,又装镂鱼肋中骨,号鱼媚子以饰面”《宋史·五行志三》。南宋时,都城临安妇人施粉黛花钿,着好衣裳,称“鲜妆帕服”佚名:《释常谈》。;并有经纪“面花儿”、“画眉七香丸”等妇女面饰用品的小铺。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

宋代妇女十分重视面部的修饰妆扮,俗谓之“修容”佚名:《释常谈》。北宋末年,吕希哲曾曰:“近世儒者有戒妇人不油发不涂面者,又有戒女人不穿耳者”《吕氏杂记》卷上。说明当时妇人油发、涂面、穿耳比较普遍。南宋理宗时,妇女中流行“粉点眼角,名泪妆”《宋史·五行志三》。宋人诗词对妇人饰面之俗描述很多,如秦观《南歌子》词曰:“香墨弯弯画,燕脂淡淡匀。揉蓝衫子可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檀唇。”晏几道《临江仙》词曰:“靓妆眉沁绿,羞脸粉生红”;《生查子》词曰:“轻匀两脸花,淡埽双眉柳”。

9.男佩鱼袋、女系腰带

宋代社会流行佩戴腰带之俗,官民士庶因身份、地位、品级不同,所佩戴腰带的质地也不同。朝廷品官多佩戴金、银、犀、玉等,而品外官员及庶民的腰带,可分“铜、铁、角、石、墨玉之类,民庶及郡县吏、伎术等人皆得服之。”《宋史·舆服志五》。妇女则多在腰间系“罗带”。

此外,宋代朝廷品官在腰带上另佩有丝带,称“绶”,以供挂各类印、环而设。

并流行佩戴“鱼袋”,用金银饰为鱼形,系于公服的带子上,垂挂在身后,以标示贵贱等级。据《宋史·舆服五》记载,凡穿紫袍的用金制的鱼袋,穿红袍的用银鱼袋,京官、州县官、皇上特赐紫衣红衣的也佩鱼袋,亲王武官及在内廷供职的将校均不佩鱼袋。除特许者外,伎术人不得佩鱼。

10.流行文身

宋代军人有在自己身上刺字的习俗,以此表示自己的心志。如北宋时,兵马副部署、保州刺史呼延赞在自己身上刺“赤心杀贼”四字,表示“愿死于贼”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0《刺史》。;南宋时,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肤理”,相传系其母所刺《宋史·岳飞传》。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王彦率义军退入太行山,为表示抗金决心,人人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号称八字军。《会编》卷一一三,“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乙酉”。

除军人外,宋代市井百姓也喜文身,俗称“刺绣”。如北宋初年有“拣停军人”张花项,“以其项多雕篆”,故“目之为花项”;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三。荆州街子葛清,自头颈以下遍刺白居易的诗“不是此花偏爱菊”、“黄夹缬林寒有叶”等诗句,及“一人持酒怀,临菊丛”,“一树,上挂缬”等诗意图,共20多处,人称之“白舍人行诗图”。《永乐大典》卷五八四0,“花”字。南宋时孝宗、宁宗时,饶州百姓朱三“臂、股、胸、背皆刺文绣”洪迈:《夷坚支志癸》卷八《阁山排军》;鄱阳东湖阳步村民吴六“满身雕青”洪迈:《夷坚支志癸》卷九《吴六竞渡》。;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故人目为花六,自称青狮子”洪迈:《夷坚丁志》卷三《谢花六》。;临安金子巷口陈花脚面食店主人,也是双腿刺青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现存宋代绢画杂剧《眼药酸》,所绘人物中有一手臂“点青”的市民。由于当时社会文身习俗流行,故出现了专门为人文身的“针笔匠”,而且还在市面上“设肆为业”《续古今通考》卷三七。

二、饮食风俗

五代宋元时期的饮食习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渔、食品加工技术的提高和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频繁,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饮食品种花样繁富。《梦粱录》曰:“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种不缺”,“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三是南北交汇。《梦粱录》曰:“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三是习尚奢华。北宋时都城开封食风“侈纵”,“食不肯蔬食、菜羹、粗粝、豆麦、黍稷、菲薄、清淡,必欲精凿稻梁、三蒸九折、鲜白软媚,肉必要珍馐嘉旨、脍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陆之品,人为之巧,缕簋雕盘,方丈罗列。”阳枋:《字溪集》卷九《杂着·辨惑》。南宋时都城临安则食尚“侈甚”,不仅深宫宴饮“一宴游之费十余万”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0。贵族官僚也竟相效尤,酣饮终日,享用侈靡,而且连一般的士庶也追求时髦,饮食“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李涛:《梦粱录》卷八《大内》。

1.主食有变

五代宋元时期主食较普遍的是一日三餐,方回《古今考》曰:“诸寺观不耕而食”,“披剃之余,二粥一饭”;“近世东南省斗学粮养士,一餐破七合半,上等白米也。”方回:《古今考》卷十八。则可知当时僧道饮食习俗是一是三餐,二粥一饭;而学生则两饭一点心。但穷苦人家则一日三餐不能保证。陈淳《上庄大卿论鬻盐》曰:乡村贫苦客户“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四。

汉族社会的饮食风俗,因地制宜,南北有别。在主食结构方面,向有南稻北粟的习俗。随唐以后,由于麦类种植面积的扩大,在北方已逐渐取代粟的地位。反映在人们的主食习俗上,就成了南稻北麦的格局。但到了五代宋元时期,随着北人的大量南移,南方麦类的种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南方的主食结构也渐趋向稻麦二元格局发展。在人们的日常饮食生活中,以小麦为原料的面、点、糕、饼类食品大幅度增加,据《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当时都城临安的面食品种达20多种。但总体而言,南米北面依然是当时主食习俗的基本特征。

五代两宋时期,稻和粟主要用于煮饭和熬粥。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武林旧事》卷六《粥》;《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两宋时期,南北都有吃腊八粥的习俗。开封称“七宝五味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临安称五味粥、人口粥,腊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十二月》。北方有豌豆大麦粥苏轼:《东城后集》卷四《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一首》。但更多的是小米粥周:《清波别志》卷十。糯米食品还有糍糕、糖糕、蜜糕、栗糕、乳糕、蓬糕等糕类,如蓬糕,系“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饴),蒸熟”而成;有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等团类,如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此外,还有粽子、米线、粉糍等。粽子,“一名角黍”,“市俗置米于新竹筒中,蒸食之”,称“筒粽”,或加枣、栗、胡桃等为馅,多用于端午节高承:《事物纪原》卷九《粽》。;米线,或称米缆、米米索高似孙:《纬略》卷四《米索》。谢枋得《谢人惠米线》诗曰:“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粉糍,以“粉米蒸成,加糖曰饴”。谢枋得:《叠山集》卷三。

元代米食的原料有稻米、粳米、粟米、青粱米、白粱米、黄粱米、黍米等忽思慧:《饮饼正要》;王祯:《农书》。饭食有闷饭、干饭、和和饭、水饭等。其中和和饭、水饭较有特色。水饭,以米煮饭,冷水泡之,凉透后而食,流行于北方。熊梦祥《析津志》曰:“都中经纪生活匠人等,早晚多便水饭。”和和饭系一种杂菜羹饭,为贫民所食,元代杂居多有提及,如“早饭白粥才食过,到晚来又插和和”等。

五代宋元时期的面食的花色品种则比隋唐更为丰富。虽然仍以饼食为主,但饼食本身已翻出许多花样。如“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而馒头谓之笼饼”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二《汤饼》。蒸饼亦名炊饼、笼饼,类似于今天的馒头;汤饼就是面片汤,又名索饼、餺饦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五《辨汤饼》、《煮汤饼》。五代两宋时期正趋于向面条演变。开封食店出售的生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万行街铺席》,卷四《食店》、《饼店》。临安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面食店》。以及南宋晚期出现的“细仅一分,其薄如纸”的“药棋面”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蒸作从食》。等等,都属汤饼。烧饼又称胡饼,开封胡饼店出售的烧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其他食店和夜市上还有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等出售。

宋人面食中还有带馅的包子、馄饨、、馉饳出之类。宋仁宗出生时,“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蔡京府第专设“包子厨”,“集僚属会议”时,曾“命作蟹黄馒头”。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九。据《东京梦华录》、《粱梦录》记载:当时街市上则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出售。,一作毕罗,外包面皮,内装水果或肉类及佐料,然后烤熟而食夔明:《考》,《中国烹饪》1988年第7期。;大约类似今之锅贴或烤饺。又有馓子,也名环饼,苏轼诗称“碧油煎出嫩黄深”,当系一种油炸面食。另有“酥蜜裹食,天下无比,入口便化”凌万顷:《玉峰志》卷下《土产·食物》。,估计也是面食。

元代汉族主食中面食品种更为丰富,仅忽思慧《饮膳正要》所记的面,就有乳饼面、鸡头粉撧面、春盘面、皂羹面、山药面、挂面、经带面、羊皮面等。其他尚有重罗面、拖面、细索面等多种。其中有的是元代新出,如挂面,《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写僧人裴如海向潘公送的礼物就有“些少挂面,几色京枣。”饼则有胡饼、烧饼、蒸饼、旋饼等,熊梦祥《析津志》曰:“都中经纪生活匠人等,每至响午以蒸饼、烧饼、软米凡子饼之类为点心。”当时做饸饹用米凡子面和荞麦面。王桢《农书·百谷谱集》载曰:“北方山后诸郡多种。治去皮壳,磨而为面,摊做煎饼,蒜而食或作汤饼,谓之河漏,滑细如粉,亚于麦面,风俗所向,供为常食。”王祯:《农书·百谷谱集》卷二《荞麦》。

五代宋元时期,汉族社会的主食除米、麦、粟等外,还有荞麦、薯芋等杂粮。如饶州“民种荞麦,可充一两月粮。异时饥馑,得萝卜、杂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洪适:《盘州文集》卷四六《奏旱灾札子》。在海南岛,“所产粳禾余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

在宋代,自商至五代一直享誉甚高的菰米,因品种变异日渐减少,已由主食而改作蔬菜食用,名称也相应由菰米而改称菰菜了。陆游诗曰:“今年菰菜尝新晚,正与鲈鱼一起来”;“万里秋风菰菜老,一川明月稻花香。”豆类则因豆制品、粉制品的发展,而逐渐由主食变为菜肴。芋作为度荒的粮食,仍得到重视,陆游诗曰:“赖渠撑住度凶年”;朱熹诗曰:“沃野无凶年,正得蹲鸱力”。“蹲鸱”即芋。

2.副食日丰

五代两宋时期汉族社会的肉食,北方以羊肉为主。北宋时,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周:《清波杂志》卷十。原则上“不登彘肉”陈师道:《后山丛谈》卷二十。宋神宗时,一年御厨支出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间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十。可见猪肉的比例很小。到南宋时,因南方产羊不多,“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但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宋会要辑稿·后妃二》之二一。

仅次于羊肉者,当然是猪肉。北宋时开封城外“民间所宰猪”,从南薰门入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卷二《米雀门外街巷》。南宋时临安,“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县挂成边猪”,“各铺日卖数十边”;另有“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以供居民食用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肉铺》。可见当时猪肉消费量相当之大。

宋元时代,禁杀耕牛,但也常有违禁者,宋时如“沂民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竞于屠杀”《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秀州青龙镇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为疱馔,恣啖为乐。”洪迈:《夷坚续志》前集卷二,《戒食牛肉》。元时姚守《牛诉冤》散曲曰:“所在官司,禁治严明,遍下乡都,里正行,社长行,叮咛省喻:宰耕牛的捕获申路”,而一旦有屠户私宰,则“应捕人在旁边觑,张弹压先抬了膊项,李弓兵强要了胸脯。”《全元散曲》,第319~321页。可见,禁杀令并未得以严格执行。

在宋元社会的肉食结构中,鸡、鸭、鹅等家禽,以及水产、野味之类,也占有一定比例。北宋时,开封市场中有盘免、野鸭肉、鹑鹌、鸠、鸽、螃蟹、蛤蜊等出售;饮食店的菜单上则有鹌子羹、虾蕈羹、鹅鸭签、鸡签、炒免、葱泼免、煎鹌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虾、酒蟹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夜市》、《东角楼街巷》、《饮食果子》。南宋时,临安市肆中出卖的内食有酒蒸鸡、鼎煮羊、五味杏酪鹅、酒烧香螺、银鱼炒鳝、紫苏虾、假熬鸭、煎黄雀、醋赤蟹、酒烧蚶子、鲜蛤等。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元代民间饮食中则有“烧鹅”、“白蝶鸡”、“鸡汤”《老乞太谚解》。“川炒鸡”、“卤鹅鸭”《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等。

蔬菜在宋元副食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园艺技术的发展,人工培育的蔬菜品种日益增多,如宋代出现了人工栽培食用菌、无土培育黄豆芽,保护栽培韭黄和温室生产等。原来甚至能上高级筵席的野菜之类,渐渐成为贫苦百姓疗饥度荒之物。五代以来先后从国外引进的胡萝卜、甘蓝、苴蓝、菜花、丝瓜、苦瓜、南瓜等众多品种,丰富了汉民族馔肴。莴笋在宋元时期得到普遍推广,元《农桑辑要》一书中,不仅提到“可为常食”,而且还说“霜降可为腌食”。这就使得宋元时期汉族社会的蔬菜品种十分丰富。如食用菌,据《菌谱》记载,已列入居民菜谱的就有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等十几种。《说郛》卷七十《菌谱》。当时南北通行的蔬菜品种,主要有萝卜、茄子、黄瓜、瓠、冬瓜、芥、菠棱、莴苣、苋菜、芋、葱、韭、姜、薤、菘、蒜、葵、莙荙等。此外,北方又有蔓菁,南方则有竹笋、茭白等。由于南北气温、土质,以及种植习惯不同,南北蔬菜的差异性也特别明显。南方冬菜丰富,而北方“冬月无蔬菜”,开封“上自宫禁,下及民间,一时收藏,以充一冬食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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