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彬当即电话请示进攻沈阳的总指挥、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刘震指示部队坚决让该部投降。袁克征提出要求会见东北野战军最高领导人，仍坚持要求起义。双方争执近两个小时后，周彬让袁克征回去和同事们商议，限一小时答复。袁回去商议后不到一小时回来见周彬，明确回答：同意放下武器，但要求保证将官们的安全。周彬则明确保证其安全。袁克征回去后就令尚在“剿总”机关的官兵放下武器投诚。
驻守沈阳的第八兵团，驻沈阳大西门里原中国银行，辖第五十三军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沈阳临解放前，卫立煌逃离沈阳，驻沈的国民党部队统由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解放军进攻沈阳，周福成在无奈情况下放弃指挥，离职出走，第八兵团司令部已失去总指挥。参谋长蒋希斌令团参谋处通知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来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立即指示参谋科用电话下达要求各部队遵照执行。11月1日上午，独立一师师长管松涛带第三团进入兵团司令部，根本未遇抵抗。第八兵团司令部官兵自动放下武器投诚。
二、树倒猢狲散周富成投降
沈阳国民党守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仍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中将兼任，少将副军长赵国屏，少将参谋长郭业儒。下辖第一一六师、第一三○师和暂编第三十师。军部驻大北门朝阳街的魁畲祥商店，总兵力约4万人。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早就和中共地下工作有联系，准备起义。
10月31日晚，赵国屏指示军参谋处向全军各部队下达命令：放下武器，不准抵抗。
11月1日上午，赵又通知军部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军官集中军部开会，赵亲自主持，他讲了放下武器投诚的意见，并说：“解放军今天进城，大家都来迎接。”
这时，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参谋长张万玉已进入该军军部，与赵国屏谈妥放下武器，由解放军接收。
11月2日上午，赵国屏又召集军机关处、室负责人以上会议，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副师长罗春生参加，主要布置向解放军办理接交之事。罗在指令他们要认真办理移交后，宣传了解放军的政策。之后，该军机关和直属队都向辽北军区独立一师等部队作了移交。
国民党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和王化一等策动联合起义未成。解放军进城前夕，王再派人与中共沈阳市工委联系，找到了在中共沈阳市工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的沈阳第二中学历史教师王襄忱，说：“王理寰师长渴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率全师投诚，但苦于没人搭桥。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那边一定有熟人吧？你给挂个钩怎样？”当天晚上，王襄忱立即去找党的领导人刘光亚汇报。组织上连夜研究，认为时间紧迫，决定立即组成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准备同第一三○师王理寰洽谈。
10月29日上午，刘光亚、王襄忱等5人到一三○师师部谈判；王理寰在门口迎接，并说：“鄙人代表一三○师全体官兵，向贵党军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敬意。本人戎马半生，倍尝辛酸，如今全师官兵已经认清形势，愿向贵军投诚。今后我宁愿解甲归田，也绝不做千古罪人！”
刘光亚说：
“王师长，你知道共产党光明磊落，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一切请你放心。我代表共产党、解放军对你和你的部下弃暗投明表示欢迎。”
接着，开始了具体谈判。谈妥后，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让王理寰立即用电话向所属各团、营下达命令；王当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刘光亚则通过一三○师阵地到虎石台找到了解放军独立四师（又称李红光支队），向师首长作了汇报；该师领导向辽北军区请示后提出：不许开火，让出阵地，向指定地点集结，收缴武器。由中共沈阳市工作委员会城工部联络员送解放军各部队一个通知，并抄送一三○师一份。通知内容是：“前线负责同志，五十三军一三○师驻地为大韩屯、八家子、罗家坟、沙河子、下坎子一带，停战谈判已与军区谈妥，现在待总部命令，向指定地点集结中，希勿发生误会。
城工部，文山，10月31日。
解放军独立一师部队前进至沈阳市北郊大洼附近时，遇到了国民党暂三十师的部队。31日凌晨，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派该团二营副营长曹翰奇出来找到解放军独立一师指挥所，见到师长管松涛、政委马毅之、政治部主任郑效峰，他代表师长张儒彬要求停火谈判。独一师派宣传科长陆荧代表去暂三十师同师长张儒彬谈判，最后达成放下武器、部队到北大营集结的协议。接着，张儒彬打电话把3个团长找来，令各部队脖子上扎围白毛布，快到北大营集结。11月1日早晨，暂三十师3个团官兵均放下武器，到北大营集结完毕。
解放军独立一师部队前进至望花台、大洼、二洼一带时，开始受到国民党军一一六师部队的阻击。30日夜，一一六师师长刘德浴在东二台子师部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讲明危急形势，宣布执行军部命令，不抵抗。会后，各部队将在工事里的人员撤回，在驻地门上挂起白旗。该师指挥所后撤至北大营。11月1日，解放军独立二师第二团前进至北大营其师指挥所时，该团参谋长李长宽同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相见商谈，刘同意放下武器，部队在北大营集结。在此之前第一一六师留驻铁岭的三四六团与解放军十二纵三十六师一○六团达成停火协议，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陈志方和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派来代表进行了谈判。三四六团全部交枪，被十二纵三十六师一○六团接收。
原国民党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师），驻沈阳市市内南五马路。当时担任铁西区和于洪区一带的防务。总人数约8000多人。
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受五十三军的影响，不愿与解放军顽抗。他们向部下交待：“当解放军接近时不准开枪，要想尽一切办法与解放军联系。”第三团团长关庆厚和中共的地下工作关系李极栋（化名白栋）取得了联系。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进入沈阳铁西区时，第二守备总队派代表打着白旗找到解放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要求“火线起义”，邀十四团派代表去该总队司令部谈判。十四团遂派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团作战股长、通信股长等多人前去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毛芝荃、佟道提出：
（1）要求解放军停止攻击；
（2）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
王佐邦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部队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双方发生争议。这是谈判时的一段“插曲”。下午2时许，解放军十四团小分队靠近总队司令部，令其警卫排放下了武器。这时，毛芝荃等人同意放下武器，交出了防御部署图。该总队司令部和各团、直属分队官兵先后放下了武器。
11月1日晚，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许长庚随部队到市区后，带领警卫人员进入沈阳市警备司令部，驻地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门口站岗的国民党士兵不加阻拦，进到楼内也未有抵抗。100多名军官早已在一楼走廊两侧站立，桌子上摆放着枪支等武器。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手捧花名册交给许长庚，提出交枪，请解放军清点接收。许长庚尚觉得自己只带一名警卫员不便正式接受，说：“你们先等着，我去找部队来。”许从该司令部大楼出来后，就近找到三十六师一○八团，来人将警备司令部全部人员接收。
国民党军新编骑兵司令部是由原满、蒙骑兵和地方保安骑兵支队、独立团、营等编成的杂牌军部队。中将司令官徐梁（兼国民党辽北省主席），中将副司令王照，司令部驻沈阳市郊新城子，官兵约7000多人。副司令王照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是张学良旧部，他任骑兵第六师师长时，曾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表示不满，西安事变后不受蒋介石重用，故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信心。王照与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王任骑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后，吕正操曾给他捎过书信，对王进行政治争取。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和吕正操由哈尔滨派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阚福培（化名韩福，曾和吕正操、王照是东北讲武堂同学）到沈阳重点做王照的工作，策动王视机率部起义，阚就在王的家中吃住，王照给阚多方协助，掩护他的秘密活动。
10月下旬，王照率领的骑兵司令部和骑后部队残部共1000多人，从辽西黑山、彰武往沈阳仓皇溃退。
10月28日，当行进至新民县兴隆店附近时，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部长李聚奎率领的近百名后勤机关人员相遇。后勤部供应部部长唐湘风首先发现骑兵部队，即令他们停止前进，王照和参谋长张麟阁来见唐湘风要求起义。
李聚奎得到报告后令其部队原地待命，让王照和张麟阁来商谈。当晚，王、张来见李聚奎，进行了晤谈，王照要求起义，李聚奎不同意起义，令其放下武器。李让张麟阁回去把队伍集合好，不许乱走动，等着交枪。王照仍留在李聚奎处，继续交谈。
29日凌晨，后勤部作战处长尹健从巨流河铁桥处调来了过桥前进的4个连队（东北总部炮兵旅2个连、一纵队2个步兵连），很快将骑兵部队武器收缴。骑兵部队的士兵由解放军一纵队和炮兵部队带走。
李聚奎和后勤机关人员带着骑兵部队的约200名军官来沈阳。将这些军官交给了东北军区政治部接收。
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约8000人。总队部驻沈阳市和平区同泽街147号。该总队属杂牌军，主要任务是配合正规军防守沈阳。少将总队长秦祥征，少将副总队长王凤起，少将参谋长白澄。副总队长王凤起的妻子富平当时是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秘密派到沈阳做争取国民党部队工作的，受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领导。10月下旬，王凤起和秦祥征等人即酝酿起义，并与中共沈阳市工委城工部商谈，规定了联系的旗号及昼间、夜间信号联络方法，并由地工人员发给带有“高觉”两个大字的识别臂章30余个，做了迎接解放军的具体准备。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一纵队三师八团一营教导员郝建岳带领该营二连部队前进至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该总队未抵抗，楼上挂着白旗，派人在门口迎候。郝建岳和二连政治指导员莱阳春等进入该总队部办公室，总队长秦祥征，副总队长王凤起和参谋长白澄要求起义，郝、莱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放下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