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考虑出头绪来。
旅行？旅行恐怕也不帮什么忙。再说旅行既需要钱又需要时间。我两样都没有。
是吗？我吃了安眠药，只睡了半小时。
还好。看着你这样永不吃惊的面孔，镇定了我。耶稣基督那双毫无惊讶的眼睛，什么被做过的事和将要做的，什么不堪入耳和不堪入目的，都不使他吃惊，都允许存在。你，也这样；勾引也罢性虐待也罢，不过就这么几桩事情了，都跳不出你的意料。你，我不时感到稍欠实体感。你不是完全具体的，犹如一切圣像。
知道。是你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训练。
你认为还有必要再赤裸些吗？再除去些忸怩吗？
对我母亲？我不记得我彻底敞开过，精神，肉体，都没有彻底裸露过，从十一岁的暑假之后。我记得我向你讲过，她的连夜审问。
让我们来看看，已到了哪里。已经离了婚，已有了媒人。我母亲一向不难看，偶尔的，只要她愿意，还可以是好看的，她要我每星期至少回去吃三顿晚饭，另外三顿可以在我父亲那儿吃。她总是边烧菜边问我爸爸的事：胃没有出血吧？是照医生说的一日五餐吧？听没听她话向贺一骑罢工？她很少问爸爸新夫人的长短。但她在暗中同她竞赛：把爸爸最爱吃的几个菜，反复雕琢，越烧越妙。然后大着嗓门叫我“吃啊吃啊”。我知道她如此粗起嗓门粗起举动是另一种哭法。她眼底下心底下都是泪，却不再落了。她有时也明白一会儿，说：要是我不在贺一骑和他中间插一杠子，恐怕也不至于让他最后下决心离开我的。
我说：白骨精也不对，知道爸爸是有家有老婆的，天天往讲习班跑，妈你反正解放了，剩下的让白骨精去操心，收拾残局。
她大喊大叫地让我“吃呀”，我知道我得吃足我爸爸那份。得吃到我倒胃口。但这不顾死活的吃是对她那份未尽的情分的抚恤。我知道她最大安慰是听我不经意地谈我爸爸新夫人如何笨手笨脚地切生姜，切进去半片指甲。我对她讲，我爸爸和新夫人大吵一架，为了贺一骑办的黄山笔会。我妈妈听说我爸爸谢绝做第一贵宾去参加，而新夫人认为他不近情理，两人闷声闷气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一个赤足离家出走，另一个赤足去追。我妈妈几乎是幸福地听着。我只要想要她幸福，就夸大我爸爸和新夫人的龃龉。她甚至会焕发出小姑娘的容光，低低叹道：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他再给关起来，看谁把每月供给的五个鸡蛋腌起来，一个不舍得吃，一次次坐长途汽车牛车马车，把腌蛋给他送去，看谁能给他送四年腌蛋，连独轮车都坐过。
我这才知道我妈妈的“孟姜女”演了那些年，现在也未必停止了。
她说：等着瞧，看他再倒霉挨整谁也不理的时候，谁会真心等他。
似乎她还会有个开始：同我爸爸的恋爱、结婚、生女儿都还有待于开始。只要任何大祸降临到我爸爸头上。一旦社会或某种政治势力开始不公正，开始伤及我爸爸，她的浪漫史便又会有一次机会，她的青春韶华会再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她不是失去我爸爸了，只不过在等待一切再轮回来，一切都没开始而注定朝“开始”靠近。我这次真正看到我妈妈精神和肉体中永远存在的那个少女。那个初见我爸爸，在书中夹着“我要嫁给你”字条的少女。
以那个少女的痴痴口气，她讲起她最近一次偷偷见了我爸爸一面。不是那个“偷偷”，是不惊动他，偷偷从杂志摊的书报架后面，半猫着腰去瞅他。完全是少女自己娱乐自己的躲猫猫。她撅着已松坠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睛从杂志砌成的墙缝瞄准着我爸爸和新夫人。
她辛酸而甜蜜地说：他怎么一下子老那么多，才一年不见！她眸子亮晶晶的：他肯定还在为贺一骑卖命。冤家！唉。她叹口热恋者的气，说，分不开的，都是冤家。
我打着饱嗝，替我爸爸吃的那份哽到了胸口，令我昏头涨脑才同意她的“冤家”之说。告诉她：别瞎操心了，让你那几个媒人勤快些，多弄几张照片来我先帮你打个分你再去跟他见面。现在公园里晚上有老年人舞会了，没看那些飞蛾乱扑的路灯下老男老女跳“伦巴”跳得尘土飞扬。她腼腆地说：同一位教授去过一次，鞋吃不消，新高跟鞋进去就成旧的了。
我满意话题总算离开了我爸爸。
她却说，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同他去跳舞吗？因为他读过你爸爸那本短篇小说，我问过很多人，没一个人知道你爸爸写过“自己的”书。你四岁那年出的，后来运动来了。反右倾来了。贺一骑来了。你爸爸，唉……
我赶紧岔开她，问教授是否秃头。我说不秃就好。却是再岔不开她的心思。不知从哪里打听的，她知道我爸爸和贺叔叔之间所有近况。基本真实。她逼我再讲一遍。我无滋味透了，乐呵呵说：书的确快出版了，去美国的作家访问团中，也可能有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我说还要和宋峻继续离婚长谈，非走不可。
一个人了。我可以漫漫无际地走、想。可以买串糖葫芦，啃，东张西望。五颗山楂果里三个有蛀虫。我想到贺叔叔刚进城的年代，女学生们用口琴吹苏联歌曲的年代。然后，手风琴奏阿尔巴尼亚的《万岁地拉那》和朝鲜的《万景台之歌》。都那样，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朋友一场，真诚地相依为命一场。
我不知道自己散漫无聊的样子被人瞅了去，我走在碎砖块上，存心让无目的的散步添了些险峻。似乎城市到处有在拆或在盖的房子，大楼。大车小车都走得慢许多。到处有我这样乱走的人：知青们自作主张地从农村和边疆撤回城里。游魂一样的步履、老大不小的年纪，自己也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任何事发生：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不知望着我的那双眼睛从“丰田”卧车的茶色玻璃后面来。我不知贺叔叔那样感慨万千地看着啃糖葫芦的我。车到我跟前了我才发现是他。他在半开的窗后对我笑笑。我手里还剩一个完整的冰糖山楂果，鲜红剔透，不知心里是否有蛀虫，他叫司机停车，叫我上来。
我嬉皮笑脸把剩的那颗红果子往他嘴边一杵：吃不吃，贺叔叔？
你不知他看着我的眼睛。就是“此生是没办法了”的那种眼睛，那种笑意。皱纹、白发，那么好看，就是“但愿有来世”的那种笑容。我拿着最后一颗红果子，它在弹性的竹签子上颤颤悠悠。我让他看到这是最大最红却是最后的一颗。当然我们谈的是某某最新的一篇评论，说的是我在学校的、他在省人大常委交椅上的所见所闻。
车到我爸爸住的那幢楼前，停了。他为我开车门。我拈着戒尺一样的竹签子，上面是最后的红色果实。我搀扶他的右臂，半倚半偎地来到我爸爸门前。别忘了：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素来的辈分，依偎，搀扶，触碰。
我的继母把我们引进去。她鼻侧有条浅浅墨痕，显然在替我爸爸校对稿子。我爸爸倚在铺着狗皮的藤躺椅上，身上架块板，上面搁着纸墨。从他胃被切掉四分之三后，就改为这种写作姿态了。贺叔叔喘着叫他别动，躺他的。两人都在我眼前老下去。
继母端来了茶和一盘削好的苹果。苹果斑驳锈迹。他们的钱只够这水平的生活。贺叔叔说：李胖子说三个月以后保证出版。
李胖子是出版社社长。
我爸爸说：妈的他事最多！中央来个文件他就要我改这改那，掏两块钱买瓶麻油来，叫我把第九章全拿了！
贺叔叔叫我爸爸放心，第九章一根毫毛不用动，出了政治差错有他贺一骑。
一抹儿冷笑从我脸上“嗖”地过去。贺叔叔也给冷了一下，朝我看看。
贺叔叔说：你老兄想出国访问，直接跟我提嘛……我知道这是个待遇问题，跟分房子差不多。不过你去跟文化部写信请求……
我爸爸糊涂了，瞪大眼说：什么信？
贺叔叔从衣袋里慢慢抽出一张信笺。他说：他们寄回省里来了。
我爸爸看着那三行与他毕肖的严体小楷，脸红得像雄鸡冠子，眉毛头发全竖起来：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信？请求出国？我稀罕？！我父亲的三个妹妹都在美国，我稀罕？！
他又看一遍信，发现第一遍漏看的一行字“鉴于本人文学创作的资历（与贺一骑合著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他太阳穴上凸出一道霹雳形状的紫青血管。他从狗皮躺椅上弹起，说：我怎么可能去讨赏？！
贺叔叔说：你老兄激动个啥！知道你清高，不来求我，一辈子不肯求任何人。我了解你；还有比我贺一骑更了解你为人的吗？不了解你我能帮你？没我帮你你去年离婚能那么利索？我气你在哪里——有话你该先跟我说，写这种信！又让我措手不及！
就在我爸爸给贺一骑的第二个耳光在他身心内即将成形时，我及时中断了它。
我插到他俩之间。我说，是我写的。我面带那种表情：这世上原没有任何大事，起码在我们这代人眼里再也没有了。我说：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作家集合起来去美国赶一回集？跟去淝西赶集有什么两样？！
我爸爸愣住了。贺叔叔想把它看成一次“胡闹”，再次笑笑，却没笑出来。他隐隐约约感到我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局外。
我爸爸语不成句：你怎么可以……伪造我的……
我笑嘻嘻地说，你伪造了我啊。
我对贺叔叔说：我爸爸投奔苏北解放区的时候，口袋里有张去美国的船票。误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给他写信，说要送他一张机票。他说那张机票不能再作废，给我女儿吧。他不想去美国，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这里的事都停了：写作也好，生病也好。
非常家常的语气，贺叔叔仍是听出了意思：该是还清的时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该是给他些公道待遇的时候了。该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了。接纳他入访美代表团，仅仅让他感觉他没有白白误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笔笔从日历上白白勾销了。他该得到一个起码的名分：一个中国作家，尽管默默无闻。
我想贺叔叔从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听出了我的真话。
你看，我们共和国的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早已习惯去听那些没被嘴唇和舌头印制出的词句；那些真实言辞唇齿是无法亦无力铸造的，它们的锋利形状、精准意义全在你的听觉的接受力之外。
后来的事就全是“据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