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是新中国教育不断探索、在徘徊中发展的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转变，教育发展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2年以前，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接办和改造旧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接收改造原有学校，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1953年，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兰州的各级各类教育以革命根据地办教育的经验为基础，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育改革，建立了统一的学校体制，并在继续改革的同时，推动和促进各级各类学校稳步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完成，教育方面贯彻中央“加速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各级各类教育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1957—196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兰州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指导下，紧紧围绕教育的政治方向、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学制，进行了旨在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教育改革。在这期间，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左”倾错误的发展使兰州教育一度受到挫折；1960年，在“大跃进”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氛围中，教育事业继续遭受严重损害；1961到1963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大中小学《工作条例》，注重控制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协调教育内部各种关系，教育事业重新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1964到1965年，尽管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为指导，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推行两种教育制度，但同时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阶级斗争”观念的进一步强化，使兰州教育受到越来越大的政治冲击及负面影响。
随着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接管工作全面展开。29日，兰州市军管会文教处召开各小学校长座谈会，文教处副处长刘海声代表军管会对接管工作作了指示：接管就是要恢复、改造原有学校；国民党在学校的各种反动组织必须停止活动，立即解散；政府对私立学校采取保护、鼓励与辅助办法；对回民小学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尊重风俗习惯；废除训导制度。30日，兰州市军管会发布第一号通告，要求本着保护一切公私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接管原有国立、省立及市立各级各类学校，办理私立学校登记事宜，并提出接管的六项原则：各学校及图书馆、民教馆等文教机关的公共财产、卷宗、表册等必须切实保护，不使破坏损失；迅速建立学校新秩序，正式开学上课；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和反动课程应即取消；各学校及文教机关内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反动组织，应立即解散，停止活动，其负责人应自动向军管会公安处登记；所有公立学校及图书馆、民教馆等机关即应清查其全部财产，连同教职员工名册呈报本会文教处，听候派员点验接管；所有私立学校即应依照规定向文教处办理登记手续。遵照通告精神，军管会文教处大、中、小学校接管组分头接管城市、县、镇的各类学校。
1949年8月30日，兰州市军管会发布53号令接管兰州大学。9月1日，军代表辛安亭率大专院校接管组成员正式进驻兰州大学，按照谨慎、客观、稳步的方针，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接管组通过组织歌咏队、秧歌队上街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举行追悼被国民党反对派杀害的进步师生，检举揭发特务罪行，开展与解放军战斗英雄联欢和欢送参军同学等活动，扩大党的影响。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拥护人民政府接管学校，但也出现接管与反接管，进步与落后的较量。9月下旬，兰大校园贴出名为《正义》的小报，用社论、漫画影射攻击军代表和接管工作；还发生过阻挡运送支军药品汽车的事件，有人散布学生会选举“不应以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为标准”的言论，并发动签名，企图赶走当时设在兰大的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等。面对这些情况，军代表支持进步学生进行辩论，开展批评，团结教育广大师生员工，为顺利接管扫除了障碍。
接管组依靠广大师生的支持，初步进行了校政改革。对原有的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及其他有关人员作了必要的调整。组建了以辛安亭为主任委员，陆润林、徐褐夫为主任委员，有教授、学生代表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并着手财产、图书、设备等的清理登记工作。
同年9月2日，兰州市军管会接管西北师范学院。代院长李化方向军管会移交了学院资产及被护校师生藏在水塔内的各项图表、账册、档案等。接管初期，由于学校负责人缺乏经验，方法不当，引起一些师生的不满，曾发生过学生包围校庆宴会事件，要求代院长辞职。兰州市军管会派文教处处长辛安亭和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守攻前往调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事态基本平息。此后，在少数人煽动下，又有一些人提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退出学校，反对上政治课，反对参加政治学习等要求，使学校秩序一度陷入混乱状况。此后，西北教育部徐劲来西北师范学院协助工作，逐步稳定了学校秩序。
1951年4月，政务院任命徐劲为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此后，学院领导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整顿教育教学秩序，调整系科设置，开展理论学习，建立各科教学和学科研究指导组。在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改革，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到李秉德、吕斯百等40多名教授和副教授来院任教。同时新建文科楼、理科楼、图书馆及师生宿舍、食堂等，添置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使学校面貌大为改观。
与此同时，兰州市军管会文教处大专院校接管组还分别接管了原国立兽医学院和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兽医学院院长盛彤笙积极配合军代表，使接管工作进展比较顺利。1950年，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的畜牧科、牧草科和西北农业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并入兽医学院，次年改称为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盛彤笙继任院长，继续为改革和发展畜牧兽医教学、科研及畜牧业生产辛勤工作。
中等学校和小学接管组也分别开展接管工作。主要采取宣布接管、区别对待、逐步恢复、整顿改造等政策，先后接管了兰州原省立、市立中等学校18所。接管公立学校的中心环节是任命校长，组建新的领导班子。1949年9月初，兰州市军管会接管了省立兰州中学，刘海声为接管组负责人，李成斌任校长；军代表杜瑞兰接管兰州女子中学，并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兰州师范学校被接管后，原校长李恭继续留任。接管后的各中等学校，根据兰州市军管会《通告》精神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中等学校改革的指示》，成立校务委员会和经济稽查委员会，改选学生会，改级任制为班主任制，逐步建立并恢复了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和民主生活制度。
对于小学的接管工作，大体进行了以下几项改革：由小学所在地基层政府派员或原校选用进步教员替换不称职的校长；成立机构，护校清产，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改革课程，取消党义、公民、童训、军训等课程；采用寒暑假集训、在职学习、星期日讲座等形式，培训提高原有教师。
除接管上述各类公立学校外，为了保证党和人民政府对教育的领导，对原有私立学校接管、接办也势在必行。兰州市按照中央和省政府的指示精神，对各级各类私立学校采取有目的、分步骤的方法进行接管、接办，以求避免新旧交替引起的混乱，以保证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建国初期，兰州的私立学校大体分三类：一是国民党官员、工商业者、少数民族社团及社会人士举办的学校，有西北中学、志果中学、兰州商业学校等；二是教会学校，有兰州私立培坤小学等；三是私塾，是民国期间改良后的启蒙教育组织，为数很少，多在偏远山区。解放后，这些私立学校原有财源断绝，在经费困难、学生减少的情况下，由人民政府接办，对学校的维持与发展十分必要。接管之前，依照省人民政府制定的方针，对私立学校一般采取“允许存在、积极维持、重点帮助、逐步改造”的原则加以改造，要求他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原则，执行人民政府的法令，采取人民政府或经审查合格的课程教材，校长及董事人选经人民政府批准并接受政府的领导，宗教性质的学校须遵行人民政府信教自由的法令，不强迫信教或参加宗教仪式。凡符合上述要求者，即可登记立案。
从1951年7月开始，按照西北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要求，兰州市对私立学校进行登记、接办。接办的方针、步骤是：先接办经费困难、难以维持的学校，后接办普通私立学校；少数民族团体或民族上层人士兴办的学校暂缓接办，酌予补助，自愿交公者也可接办，但须保持少数民族的特点。本着“有利于解决儿童上学”的原则，允许私塾存在，创造条件，逐步转为民办小学或并入公办小学。接办后，原有私立西北中学改为兰州西北中学，陇右中学改为兰州市第二初级中学，兰山中学并入兰州第一中学，兴文中学并入志果中学后改建为建国中学，后又改为兰州第二中学，兰州私立培坤小学改名为兰州第一中学附属小学。同时，兰州市人民政府同意兰州回民教育促进会的申请，接办该会所属的兰州私立清华、尚德、崇德、明德四所小学为公办小学。至1952年，接办全市私立学校的任务基本完成。
为了加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和管理，推进原有学校的改造工作，各级政府都设立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调整了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确立了党和政府对教育的统一领导，对原有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工作逐步展开。
学制是学校教育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映，是对学校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其衔接、转换等的具体规定，对学校教育工作起着指导和约束的作用。
我国旧学制，基本模仿日本、美国的教育制度。建国后，随着人民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旧学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发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新学制规定，所有学校都要向工农开门，把各种形式的干部学校、补习学校、训练办班和工农速成学校放在重要地位；小学“四二制”改为“五年一贯制”；大学和专门学院的修业年限为3-5年，专科为2-3年。新学制颁布后，甘肃省及兰州教育行政采取措施，落实学制改革的决定，开展工农识字教育，举办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各类干部专修科、补习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等。小学五年一贯制的推行，由于师资、教材等条件准备不足，困难较大。于是，从1953年秋季起，停止推行五年一贯制，小学仍暂沿用四二制，分初、高两级，初级四年，高级二年。由初小升高小，须经过入学考试。入学年龄，初小为7岁，高小为11岁。
高等教育体制的整顿与改革，从院系调整开始。1950年，中央教育部结合高校的接管、整顿与改造，学习引进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陆续提出了院系调整的原则和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重点的院系调整。兰州高校的院系调整在上述背景下开始进行。同年2月，奉西北教育部命令，设在兰州的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撤销，将其农田水利科并入兰州大学，后又调整到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科并入兽医学院，农业经济科并入兰州大学。12月，原国立兽医学院改名为西北兽医学院，又将西北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并入，1951年冬扩充、改建为西北畜牧兽医学院。8月，新成立西北民族学院，设语文系、政治系、军政干部训练班和预科。
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不久，甘肃各院校先后成立院系调整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调整过程中，兰州大学文学院英文系并入西北大学，俄文系并入西安新建的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并入新建的西北民族学院。同时对校内部分系科也进行了调整合并。如停办法律系，将动物系、植物系合并为生物系等。1953年7月，西北教育系并入兰州大学中文系。1954年9月，中央教育部决定兰州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定名为兰州医学院，设医疗专业。西北师范学院的院系调整较早，变动较大。从1951年起，先后增设中文、史地、美音、理化、数学、外语，生物等7个二年制专修科，将外语系合并到西北大学英语系，1954年将幼儿教育系合并到教育系，体育系、科合并到西北体育学院，同时又将历史与地理、物理与化学、音乐与美术分科设置。1956年暑期，仍恢复设立体育专修科，并设5年制的音乐、美术专修科，招收初中毕业生。
经过院系调整，在甘肃设有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西北民族学院和兰州医学院5所高等院校。加上新成立的甘肃师范专科学校，六院校共有本专科在校学生近8000人。1958年，又增建了兰州铁道学院和甘肃工业大学两所高等工科院校。
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院系调整，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培养各类建设人才，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建立甘肃地方高等教育，建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随着院系的调整，学科发展，调进补充了一批师资和学科带头人，提高了教学、科研水平。但是在高等教育基础仍相当薄弱的甘肃，将一些系科调往外省或停办，造成农、商、外语、体育类专业的削弱，工科、法学类专业的缺门，在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对兰州高等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学制改革的同时，进行了教育管理体制、学校行政管理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还通过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确立教育向工农大众开门的方针，初步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框架。
在建国初期建设新教育的过程中，学习苏联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教学方法是一项重要内容。1950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必须借助苏联的先进经验。建国伊始，我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时期我国工业化建设得到苏联援建的有156项大型工程及其配套项目。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兴起的。对苏联教育经验的学习经历了两个阶段：1952年以前，主要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以后，以改革教育内容为中心，全面仿照苏联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中小学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包括教法和考法、教育教学管理等内容。1953年9月，省教育厅派中小学教育参观团赴全国各地考察先进地区中小学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情况。到1954年，兰州的中小学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热潮。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强调“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和“教师的主导作用”。确立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学的指导思想，加强教学工作的思想性、目的性、计划性。在教学结构上，形成以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课、巩固练习和布置作业为步骤的“五段教学法”，并在教学中贯彻直观性、启发性、量力性、系统性和巩固性的教学原则。同时，也注意了备课、讲课和课后辅导的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通过示范教学、公开教学的观摩、评议、改进教学方法。这些改进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一定作用。
学习苏联的考试方法，取消了原来的百分制，改用五级分制。重视课堂提问和平时测验，印发了各科成绩五级计分法的评定标准及学生手册。学生手册主要记载学生的学习成绩。课堂提问当堂评分，记入学生手册，综合课堂提问、平时测验以及单元、期中、期末考试成绩，评定总成绩。
学习苏联加强中小学教育工作的管理，一是普遍推行“校长负责制”，在校长领导下制订学校学年、学期工作计划，确定学年、学期教育的主要任务，并负责检查、监督执行。印制统一的“教师日志”，每天由班级值日学生填写，内容包括学生出席、缺席、各科教师的教学情况及班级当日的主要活动等。校长、教导主任每天查阅，以了解掌握情况。二是建立校长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和班主任、团、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三是建立教学组织和教研制度，建立学科教学研究组，开展具体备课和相互观摩听课。各地研究室还开展了一些教学研究活动，如编写教学参考资料，组织观摩交流，举办讲习会、研讨班，逐步实施对中小学教育教学业务的管理和指导。
高等院校学习苏联经验，首先是调整院系，取消“学院”一级建制，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设置专业。其次，全面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教育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改革教学管理体制。
兰州大学经院系调整后，即成为文理学科兼备的综合大学，实施专业教育制度。同时，为便于直接学习和吸收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和教育经验，全校教职员中有150多人参加了俄文初级班学习。1953年9月全国综合大学会议后，兰州大学以系为单位，开展了关于过渡时期国家经济建设总路线、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方针、任务和培养目的，以及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的讨论。同时还整顿了教学研究指导组和试行新的教学方法。这就为学习苏联经验，实施专业教学计划，确立教学改革以教学内容的改革为中心，进而为学习、采用苏联教材，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与此同时，根据部颁教学计划，参照苏联经验，采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习题课、实验课、生产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考试考查等教学形式，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其他各高等院校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都曾得到苏联教育专家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期间，苏联农学专家伊凡诺夫、兽医专家彭达林、教育专家叶尔绍夫、天文学家节依基和格列夫等多位专家学者曾来兰州各高校作学术演讲、与师生座谈，了解情况，提出建议，帮助改进工作。
与此同时，中等技术学校也仿照苏联模式，进行了调整，开展了教学改革。按初、中级专业化的原则设置专业，分普通课、基础技术课、专业课三类开设课程，强调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针，实施实验教学、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课程设计、生产设计、毕业设计的教学制度。
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对改造旧教育，创建社会主义教育体制，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对苏联经验、中国国情、甘肃省情认识上的局限性，也由于处在封闭的历史条件下，因而产生了照搬苏联教育模式的偏向，出现过一些问题。例如，在中小学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中，套用苏联学制，仓促推行五年一贯制，一度造成小学教育的混乱；机械照搬苏联十年一贯制的教学计划和各学科内容，将其拉长到十二年，降低了一些学科的水平。同样，在移植苏联高等学校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进行院系调整，强调专才教育，批判通才教育，致使专业设置过窄，课程门类繁多，有一定片面性。学制过于强调正规化，取消了解放区和解放初采用的本专科并重、正规班次和各种短训班并存的办学方式；教材照搬苏联五年制本科教材，要求四年学完，加重师生负担，引起成绩下降。考试考察方法上，过于重视口试五级分制，缺少中国特色。如此等等，由于认识上一边倒的政治氛围，把苏联教育经验抬得过高，同时简单地批判、否定西方教育中诸如重视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可供借鉴的经验，妨碍了对旧中国教育某些有用经验的吸收借鉴，势必出现脱离实际、故步自封的倾向，从而影响了新中国教育的健康、正常发展。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把德育和有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重要位置，把培养劳动者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点。1957年至1965年的兰州教育事业，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探索前进的。1957年4月，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就教育内容、途径和方式，完善教育教学制度，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化措施。据此，兰州的各级各类教育从以下各方面入手进行贯彻执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拓宽中小学劳动教育内容，增设农业基础课；调整教学计划，改进教学工作；提倡群众办学，发展民办小学；加强对各类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实行优惠政策，发展少数民族教育；试办特殊教育，为残疾儿童创造入学条件；在职工教育中以文化教育为主，并加强政治教育，结合进行生产、卫生教育；改善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上述措施对完善、深化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与全国各地一样，兰州教育的良性发展进程随着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而被打乱。1957年6月，针对整风运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偏激、片面的言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在教育战线，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从开始发动就被扩大化了。兰州教育系统各学校也由“鸣放”辩论转为揭批右派言行，在鸣放辩论中发表的各种有错误、有偏颇，甚至是正常的批评意见，被当作“右派言论”揭发批判，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给以打击和严厉处置，造成了一场历史性错误。这使刚刚开始贯彻的“双百”方针遭到破坏，一些正确的教育主张和学术成就被否定，不少敢于直言的教师、干部被戴上“右派”帽子，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兰州大学等4所高校的统计，在反右派斗争中，共有70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兰州大学为例，在61位正、副教授中，即有18人被划为“右派”，占总数的29.5%，在学生中被划为右派的90%以上受到从开除校籍到留校察看等各种处理和处分。后来的实践证明，1957年划定的“右派分子”，基本上都属于错划。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陆续得到平反、纠正，而他们在政治上、事业上、生活上所受的损失，已经难以完全弥补，教训极为深刻。
在遭受反右扩大化的冲击之后，新中国教育史上又掀起了教育革命和教育“大跃进”运动。1958年，中共甘肃省委围绕贯彻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在全省逐步开展教育革命运动。此后，随着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勤工俭学、改革学制、改革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下放教育权限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教育革命深入发展，到1958年下半年，形成了第一次群众运动的高潮；从1959年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的大辩论之后，又掀起了第二次群众运动。在上述形势下，兰州教育系统在三年期间投入以“大跃进”为方向的改革热潮之中。在中小学教育方面，省教育厅为贯彻“中小学面向农村”的方针，提出“初中出城，小学上山”的口号，要求1962年全省达到“乡乡有中学，社社有小学”，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0%以上，基本普及小学教育。之后省委对教育厅提出的发展指标又作了全面修订，改“基本普及小学教育”为“普及小学教育”，时间要求比原计划提前两年。随后，省教育厅、省委先后颁发一系列规定，提出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的“大跃进”发展目标。其决策的主要失误，是没有实事求是地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而在执行过程中，又不适当地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助长了“宁左勿右”的倾向，使得主张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的人不敢讲话，难以抵制，导致了执行过程中的更大失误。
在反右倾、大跃进的形势下，高等学校“跃进”的主要表现，是进行“挖潜力”，大办各种全日制学校、业余训练班和业余大学，或分出部分专业或某个系独立建校，有的依托科研机构、农场或工厂办高等院校。同时还要求农业社、厂矿企业都要办学校，学校也要办学校。大学办中学，中学办技校，小学办扫盲班，全日制学校办各种业余学校。在“大跃进”中，创办了大量各级各类学校，带来了学校数量的畸形发展。从全省的情况看，三年期间，高等学校发展到43所，是1957年的8.6倍；建中等学校821所，增长5.5倍；小学新增5304所，增长1.5倍；幼儿园29158所，增长3.6倍。
上述做法，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一，致使教育与经济失调加剧，教育失去了稳定增长的经费保证，教育投入处于临界状态，教育事业连续三年处于严重的没有物质基础保障的状态中。第二，忽视教育规律，强调阶级教育和劳动观点教育，大量组织社会政治活动和参加生产劳动，致使教育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降。第三，扫盲运动和业余教育追求虚名，忽视实效。尽管教育管理部门多次下发了关于加强扫盲工作的通知，但由于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大滑坡，使扫盲工作很难开展起来。成人教育的其他方面也出现了反复。事实证明，无视生产力水平、脱离经济发展而单独发展成人教育是不可能的。第四，教育的冒进结局，激化了教育内部的矛盾。自各级各类学校激增之后，学生的流动辍学现象日趋严重。1960年3月，省教育厅在《关于制止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流动现象的紧急报告》中指出，大中小学学生流动现象十分严重，其主要原因是：部分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停学谋求出路；学生体弱多病，无法坚持学习；学校对学生学习和生活安排不妥等。为此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教育学生明确坚持长期学习的重要意义；学校对申请休、退学学生的审批要严格；积极改善伙食，减轻学生负担，保证学生健康、正常学习。显然，上述措施并未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是无法真正解决失学辍学问题的。教育盲目发展，比例失衡，生源更是严重不足。同时教师奇缺的矛盾也很突出，为此，1958年4月，省委在《关于对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中，要求整顿教师队伍，强调缺额要从下放干部或回乡知识青年中聘请，也可在专、县之间互相调整补充。上述降格任用的办法，虽然补充了一定数量的教师，但师资质量下降的矛盾更加突出。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知识青年教小学的作法，成为“大跃进”所造成的一种奇特现象，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以上表明，1958年以来持续三年的教育“大跃进”，使教育发展过快，战线过长，规模过大，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特别是超过了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也超过了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条件。因此，为了改变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水平不相适应的局面，把缩小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质量结合起来，中央决定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教育事业进行调整。1960年11月，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讨论了在文教战线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问题，检讨了文教系统存在的问题，集中研究了在教育工作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问题。根据中央的精神，1961-1963年期间，在省委的统一领导组织下，兰州的教育事业进入调整发展阶段，决定缩短教育战线，压缩规模，集中力量提高教育质量。1961年，根据省委的部署，调整重点是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范围包括缩短教育战线，合理安排学校布局和各级学校的发展比例，强调“在数量上要坚决地退，在质量上要坚决地进”。1962年，教育部提出了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的意见，决定继续裁并高等学校和新设立的条件差的中等专业学校，对全日制中小学适当压缩规模，调整布局，将裁撤后剩余的优秀教师，用来逐级提高各级学校的师资力量，用裁并学校的校舍、图书、仪器、设备来充实保留下来的学校。根据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又进行了调整，对进一步整顿学校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经过两次调整，压缩了教育事业的规模，减少了国家商品粮的供应，增加了农业劳动力，使教育事业规模同当时的国民经济水平大体相适应，教育事业内部严重失调的关系得到了调整，改变了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专业设置重复的情况，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教学条件、领导力量和教学力量有了充实和加强，初步恢复和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教育教学质量开始提高。在此基础上，于1963年，在总结前两年调整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省委和省教育厅的指示，对中小学和高等教育又进行了后续调整，强调要把调整工作的主要力量和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调整和补充中小学领导干部和教师，组织各级重点学校和教育行政干部学习中小学暂行条例，改进工作，整顿学校教学秩序，制定培养各级学校教师的计划。
在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推进教育改革的同时，还贯彻落实中央下发的大中小学工作条例。1961年9月，据中央批准下发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即高教六十条），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省教育厅三次召集会议，讨论贯彻意见，规定兰州大学全面试行高教六十条，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创造条件准备试行。1962年3月以后，相继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有兰州铁道学院、甘肃师范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在试行中，部分院校还各自制定了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关于学习和试行高教六十条的工作规划。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根据学习和贯彻的体会，在《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一文中，提出了高等院校工作的八条原则。1963年4月，省教育厅对全省高等院校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情况进行了初步总结，认为一年来的试行工作使高等学校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对于稳定教育秩序，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兰州高等教育事业具有明显成效。
1963年3月，中共中央颁发《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中小学教育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的子孙后代，而且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水平。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同时提出在思想教育工作中，针对学生的特点，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避免一般化和简单化。之后，兰州教育系统开始试行中小学暂行条例，以教学为主，全面安排学校各项工作。兰州市教育局召开减轻学生负担、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座谈会。甘肃教育学院和甘肃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中学教育问题座谈会，就提高课堂质量、改进计分方法和开展学科竞赛问题进行了讨论。到1965年，全市各级各类教育又达到一个较合理的新水平。
1964年2月到1965年12月，毛泽东先后7次对教育工作和教育教学改革发表了重要指示，指出现行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以“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这对于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此，高教部领导强调了思想要积极，步骤要稳妥的改革思路，甘肃省委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两种教育思想、两种教育方针、两条道路的斗争，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工作方针，省教育厅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的规定与要求。兰州地区除认真学习、广泛宣传毛泽东的指示外，按照甘肃省委、省教育厅的具体要求，在调整教学计划，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方面逐步进行改革。在全日制中小学教育方面，对中学生学业成绩的考试、考查的目的、内容，期中、期末考试学科，学期、学年成绩评定办法，补考、留级、毕业考试等环节都进行了改革。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适当减少了各年级的课程门类和周数。注意减少学生活动总量，以保证学生休息时间和自由支配时间。以上改革尽管在不断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提出的教育改革要求高，加之同时在全国城乡进行的“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强化阶级斗争的观念，注重教育为政治斗争服务，因此，教育改革工作的落实难度颇大。
总体而言，在新中国成立的17年间，兰州教育事业在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这一时期，全市高等学校发展到7所，中等专业学校增加到37所，职业中学达到34所，普通中学计有48所，小学有492所，各类学校在校人数总计达到22.9万人，扫除文盲19.6万人。至此，在每万人口中，大学生由1949年的24.9人增加为60.8人；中专中师生由26.6人增为52.6人；中学生由48.9人增为250人；小学生由610.4人增为1135.4人。尽管经历了不少曲折，但全市各级各类教育仍达到新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