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人的法规、仪式才是他们的真正宗教。
除了土著传统自娱和新的文明病“赌博”之外，土著人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舶来品——上帝。
自从结识神父保罗，我就一直在心里琢磨，上帝的气息也会吹到这片荒野上来？土著人会接受上帝吗？当我面对着村里唯一的“高档”建筑物上的十字架时，不得不让我相信这是事实。
教堂是用当地的石头砌成的，然后盖上铁皮顶。如果孤立地去看它，十分平常，它没有常见的天主教堂的建筑特征，不注意会把它看成一所小学校什么的。但屋顶上的十字架却告诉人们一切。对于看惯了城里大教堂的人，眼前的教堂太微不足道了。但是，把它放在荒野上一个土著人的小村落里，它可是非同一般。近看，它庞大坚实，和周围树棚相比，它像一个城堡。教堂里布局和其他天主教堂相比大同小异，唯一明显的不同是：墙上的圣母像是用无数个小点点成的，这是当地土著人的画法。要不然，教堂实在难以显示出它在土著人中的特色。
每个星期六晚，村里部分土著人都会自觉地聚集在教堂里，听神父保罗讲解“圣经”里的故事。他们中大多数是女人。澳洲土著民族是没有文字的，任何用嘴说出来的故事，都会特别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从神父那里了解到教会在宝格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为什么要在荒野上建立这么一个教会组织呢？”
神父说：“上帝属于整个人类。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生活在每一片土地上的人，上帝同样关怀着这里的土著人。”
自从二百多年前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库克船长登陆澳洲之后，土著人和白人之间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最终土著人手里的长矛和飞去来器无法战胜白人的枪弹。结果，历史的记录是：白人初抵澳洲的1778年，全澳土著人数约三十万，至1911年，幸存者仅两万人。
就在这个时候，各类传教士也相继踏上了这块土地，他们要拯救这个濒于灭绝的民族。宝格教堂就是在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传教会会址。
我开始向村里的老人采访。每当我们谈到早期传教组织在这里的活动情况时，大家三言两语地就把我打发了。老人们并不太情愿重提这些往事。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了解到这么一个事实：当年，白人大量屠杀土著人，教会成了土著人的“避难所”。同时，教会组织还提供食物、衣服、屋子给土著人。然后，进一步强迫土著人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接受上帝的教诲。但是，当土著人走进了“避难所”，他们无法适应诸多的限制。一个生活在荒野上几十年的人，突然被要求做到一个经历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积淀的人才能达到的要求，这不公平，也不现实。
我理解老人们的心情，放在谁的身上都不会轻易地去触动这个心灵上的创伤。我不再向老人们追忆那段辛酸的往事。但是，每隔三五天，我都会去见一次神父，因为我需要借用神父的淋浴间洗一个澡，那里有村里唯一的淋浴设备。
我每天如常抱着画夹，从一堆篝火转到另一堆篝火，每一堆篝火代表了一个家庭。大家围着它生活，无论白天黑夜。我吸取过去的教训，在画他们时会非常小心，尤其是面对老人和女人，事先都会征得他们同意才动笔。日子久了，有人告诉我不用再打招呼了，我得到了一个“画画许可证”，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它比白纸黑字更管用，因为土著人没有文字。同时我的速写本也变成了大家争相传阅的画册。
这一天，我来到一堆篝火旁，见到一个老女人正在摆弄一堆红土。我曾画过她一次，但我们并没有交谈。大家叫她艾茉丽大妈。从她干瘪瘦小的身材上看，她确实是上了年纪。深凹细小的眼睛，看东西有点吃力，她几乎是闭着眼，凭感觉捏着前面地上的红土，并不时地抓一把往自己头上抹，她原来的一头白发已被红土染红了。我上前打个招呼，然后选择一个角度，在纸上勾勒出她的几个动态。村里人对我的行为早已习惯了。像基尔长老和艾茉丽大妈，与白人接触比较多，思想也相对地开放一些。除了几个较为保守的老人之外，没有人介意我去画他们。
篝火上铁罐里的水开了，我用树枝把它挑到一边，顺便沏上一杯茶放在艾茉丽大妈面前的地上。她示意我坐在她面前，然后把粘满红土的手在我头上抹了几把，笑了。难道这是对我的感谢吗？眼泪挂在老年人常见的湿乎乎的眼角，张开的嘴露出几颗残牙。见我没有退让，她又在我手臂上摸了几把，嘴里说：“愿上帝保佑你，孩子。”
“上帝？”她抹在我的身上的是土著宗教仪式中常用的红土，口中却说让白人的上帝保佑我。见我露出一副迷惑的神情，她问：“你信仰上帝吗？”
“不。”我回答。
“为什么呢？……噢，你应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像我们（土著人）一样。”她好像突然明白过来，我并不是欧洲白种人。
“我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但是，许多宗教里的道理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的生活。”我说。同时我心里在想，她会明白我的意思吗？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宗教信仰。我不去教堂，是因为我不喜欢那里……但是保罗是一个不错的人。”否则长老们能让保罗在村里住下去吗？我心想。今天可不比从前了，土著人的地位提高了，长老们在自己的地盘上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我有点吃惊她刚才说的话，同时，更让我惊讶的是她说着一口标准清楚的英语，而且还有那么一点英国口音。
“大妈，你的英语说得……”
老人看出我的心思，打断了我的话，说：“我从小在一个白人的牧场长大，牧场上有一个白人小姐，她是一个英国人……几十年了，我的语调也没有改过来。”习惯对于有些人是非常顽固的。
“大妈，你怎么会到那个牧场？听说，许多牧场和当时的教会有关，是吗？”我问。老人沉默了。我有点后悔。为了掩饰我的尴尬，我起身，抓起铁罐往地上的杯子里倒了一点热水。
她瞧着我的头发和手臂，脸上又露出了笑容。终于，她说出下面的一段经历：
“我出生在大沙漠上的一个土著部落，由于沙漠气候干燥，人和动物都很难生存，部落里的人陆续迁移到这片荒原上。这里有一些白人的牧场，他们需要劳工。我妈妈带着我来到了一个牧场干活，换一口饭吃。还有些人是为了躲避白人的追杀，如果我们有了白人牧场主作为我们的主人，其他白人就会顾及到主人的面子。牧场主需要我们给他干活，虽然有些土著人逃过一死，但是也经历了许多牧场主的虐待……”对中间的细节老人并没有作太多的讲述。
“有一天，牧场来了几个白人，他们看上去彬彬有礼，说话时嘴上总带着微笑，语调特别。他们在牧场主的陪同下来到我和母亲面前小声说着什么。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站出来指着我对我母亲说：‘这是你的孩子？’”听到艾茉丽大妈嘴里学出来的一句男人的语调，我禁不住想笑。
“母亲赶紧把我拉到身边，怯生生地说：‘是。’我当时很小，但也开始有点懂事了。我还察觉到母亲的手在颤抖。这时，那个白人又说：‘你想让你的孩子穿戴得像牧场主的孩子一样干净漂亮吗？住在温暖的房子里，吃和牧场主一样的面包、牛奶和牛排？’牧场主吃得比我们好，还有酒喝有烟抽。有时牧场主也会向大家恩施一点残渣剩食，或没有啃干净的牛排。为了得到这么一点赏赐，大家要讨他欢喜，付出更多的劳动。我想，母亲已经完全明白眼前几个白人的用意，她把我搂得更紧。‘还有，跟我们在一起，她可以说很好的英语，重要的是她不用经常饿肚子。’那个人指着我说。母亲沉默了。”艾茉丽大妈说到这里停歇了一会儿，我拿起地上的茶杯递上去。同时我想，这最后一句话，一定有点打动艾茉丽的母亲。对总是生活在饥饿线上的人来说，没有比解决温饱的诱惑更大了。
艾茉丽大妈喝了几口水，接着说：“见我母亲不说话，来人乘机又说：‘不用害怕，你是把孩子交给上帝派来的使者。’母亲问：‘上帝是谁？’‘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人。’母亲说：‘我们的一切是由祖先创造的，他并不叫上帝。妮克拉是我的孩子，她哪里也不去！’妮克拉是我的土著名字。”说到这里老人显得有点激动，她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老人继续说：“他们脸上的微笑变了。就听见一个神父说：‘带走！’有人上前强行拉我。我大声哭喊，不肯跟他们走，母亲死死地抱着我，疯狂地争夺。但是，她的力量太单薄了，怎能抵抗得了几个男子汉？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妈妈，妈妈，快来救救我呀……一直走了很远很远，我都能听到母亲狂呼我的名字的声音。”老人停顿了一下，缓缓地说：“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附近一个教堂里的神父。”
说到往事，老人的思路还是这么清晰，发自内心的呼喊仍然带着孩子的心声，它深深地打动我。老人的叙说能力非常好，她是我所见到的表达能力最强的土著人，这一定和她后来接受的教育有关。我重新捧起地上的茶杯递上去，问：“后来呢？”
“我被送到一个教会。第一天，我被带到一个叫玛丽的金发女人面前，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妮克拉’，她说，她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应该有一个英文名字，她想了片刻后说：‘你应该叫……艾茉丽，对，艾茉丽，就这么定了。’后来没有人知道我的土著名字（今天的土著人几乎都有一个英文名字）。和我一起被送来的还有另外三十几个土著孩子。我们每天上午读书，下午自由活动，然后集体祈祷，晚上听玛丽小姐讲《圣经》，星期日去教堂。我们要学习白人的礼仪、规矩、站立、坐姿、说话的声调语气，还要服侍教会里的白人，稍有不对，就会受到鞭打，有的孩子受不了那种约束而私跑，抓回来就受到严厉的惩罚。玛丽小姐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上帝把你们送到这里，他要改造你们成为文明的人，我相信你们会的。’”
“这样过了五年多，突然有一天，我们被告知玛丽小姐走了，因为她的上司来视察发现玛丽小姐对我们太好，她忘记了白人的尊严。在白人眼里土著人永远是低人一等的，土著人是不能改造得像白人一样聪明的。后来，调来了一位凶狠严厉的叫伊丽莎白的女人，孩子们在她手下吃尽了苦头，鞭打是家常便饭了，结果，逃跑的孩子很多。后来伊丽莎白的丈夫和土著女佣发生关系时被发现，她气得要死，更加重了对孩子的鞭打。伊丽莎白最后在土著人的诅咒下死去，她的丈夫后来丢弃了土著女佣，去城里做更大的官了。”
“又过了几年，后来，母亲和她的几个兄弟悄悄地把我从教会里偷出来。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我们部落里的人。听说，剩下的孩子，最后都被送去城市。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
最后，艾茉丽大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嗨！这是老故事了。”我知道这类事情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至50年代土著人的身上，它在土著人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历史上称他们为“被偷窃的一代”。
上帝最终没有能改变这些土著人，但教会组织也没有从土著人生活中消失。
有一次，我来到正在玩牌的人堆里，见一个土著人手里拿着一本《圣经》，我问他：“你相信上帝吗？”
他点点头。“上帝是谁？”我又问。
这一次他没有点头，也没有说话。他看着手里的《圣经》，脸上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他把《圣经》从一只手转到另外一只手上，然后又转送回来，似乎在掂量这本书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憋了好半天，他才说：“我不知道……但是，这本小书里写着，‘酗酒对我不好’。神父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经常听到神父保罗说这么一句话：“当你们（土著人）遇到困难，你们的人解决不了，主，上帝愿意倾听，帮助你们。”
有一段时间，村里传出一个土著姑娘违反土著法规的事。姑娘从小被许配给一个男人，当她长大懂事后，要求解除这桩婚约，这无疑是在向村里的长老们挑战。最后姑娘想到了神父保罗。经过神父向长老们一番苦心说教，姑娘受到小小的惩罚，然后被赶出村庄。
后来村里另外一个长老告诉我：“现在大家比过去多了一个选择。生活在部落里，就要遵守老祖宗定下的法规；或者是离开这里，按照白人的方式去生活。”
虽然土著部落结构和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是，部落里的人仍然将传统土著文化视为民族的精神支柱，它包括土著人的法规，公开和隐秘的宗教仪式，还有千古流传在土著人中的各种奇特的风俗，咒语就是其中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