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很少流泪，无论受了什么苦，她都独自承受。我所知道的只有两次，一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家里正起新房子，母亲喂养的几头年猪都无缘无故地死了，后来父亲将外祖父送的一头百来斤的壮猪背回来，又没喂多少天。那些日，母亲整天望着空空的猪槽发呆。才过了一个月，一场大风吹到了母亲那年最后的希望。狂风伴着骤雨淹没了夜晚，母亲心怀恐惧睁着眼睛望到天明。次日我们跑到地里，只见几亩正抽穗打花的苞谷大多匍匐在地，母亲站在路上失声痛哭。见我们走来，母亲马上止住了哭声，连声说，你们快回去，只倒了，扶起来就行了。说完，将断了的苞谷杆一根接一根的往上扶。可是扶了又倒下了，扶了又倒下了。“妈妈，别哭，我们回去吧！”母亲愣了一下，抱着我和哥哥，眼泪又簌簌地流下来。二是大二暑假我在恩施晚报社做实习记者，由于未与家里联系上，同学们又都回去了，日子过得极其艰苦。当日在烈日下锄草的母亲听叔叔说我一个月只用了四十几块钱，天天流鼻血，晒得又黑又瘦却才写发表了几十篇新闻稿件后，她呆住了，无力的双手托着锄把立在田中，任泪水和汗水无声地低落。母亲极其难过，他责怪父亲没能及时与我联系上，又责怪自己无能，责怪那一学期都不能想出办法为我寄钱，责怪没能让我早些回来。
母亲活了大半辈子，只到县城去过一次。
那是去年冬天，收到哥哥的信，母亲乐坏了。哥哥在信上说，嫂子生了个女儿。当天晚上，从不愿出门的母亲收拾了半夜。她准备到县城看孙女去。天未大亮母亲就提着大袋小袋出发了。里面装的是鸡蛋、腊蹄、红枣、还有几斤白糖。父亲说有些东西不必带，在城里买更便宜。母亲执意不肯。要送她，她也不肯，孩子似的辩解道：“我好歹也认识几个字，我又不是不会问。”后来据哥哥讲，母亲进城后累得不行了，四十多里的山路走完，再在轮船上折腾四五个小时。母亲从未坐过船，甚至没有见过波涛汹涌的大江。一路晕着吐着，又累又饿，却舍不得买口水喝。
进城第二天，吃过午饭，母亲提出要给我打电话。母亲颤抖着手捧起话筒，又是紧张又是激动，好不容易拨通了，接电话的是位“嗓子脆的很”的女孩。她听了半天，弄不懂母亲的意思，急了，说，“您说普通话吧！”母亲小心翼翼地答说不会。“那么，英语呢？”这回母亲不懂了，只好挂了。
母亲在城里呆了一个星期，只在街上“玩”过一次。那天哥哥给母亲五十块钱，说您到街上散散心，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由八岁的表妹陪着，母亲上街看世界去了。可是，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回来了，见哥哥问，母亲笑着说钱用完了。“用完了？”看着母亲空空如也的双手，哥哥很奇怪。还是表妹嘴快，“姑妈把钱都给别人了。”原来，母亲在街上见着有要饭的，就请一位摊主帮忙欢乐零钱，遇见一个就给一些，母亲说，他们怪可怜的。
从城里回来那天正在下雪，母亲坚决要走。她说担心楼上的谷子还有父亲的病。乡亲们问起城里，她只说城里热闹着呢，只是有些方面太浪费了，比如馒头扔得到处都是，卫生间竟嵌着瓷砖。
母亲不但是远近闻名的厨师，经常有过事的人家不愿数十里来请她主厨，而且精于女工。母亲做鞋快，做出来的鞋也是最耐看。小时候穿着母亲就着油灯做的布鞋到别人家去串门，主人家见我穿的鞋子好，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我答了，他们就啧啧称赞：“怪不得，你妈大能人呐！”母亲除了给家里人做，还给娘家老人做，热天里做宽口浅底布鞋，冷天则做高帮厚底布鞋，每人一年几双。为此，母亲睡眠很少，独自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纳着鞋底，常常熬到深夜。
我读初三那年，父亲由于劳累过度，一场大病夺去了他大半劳动能力。母亲打柴、挑水、种地，用单薄的肩膀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母亲头上的银丝更多了，她更憔悴了。母亲再也很少给我们做鞋，有时候，好不容易纳个鞋底又爱不释手地搁下。
考上大学后，一大早母亲将我和父亲送出门，走了几步，又像是忘了什么贵重物品似的跑进屋，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放在我手里，叫着我的小名说：“红儿，到大学了要争口气，带上这双布鞋，休息的时候穿着爽脚，听话啊！”我拿着这双做工精细，平整秀丽的黑色布鞋，想着母亲的好，眼睛随母亲身影的后移渐渐湿润了。
母亲给我做的布鞋我只穿过一次，我把它珍藏在箱子里，这表面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鞋不正像母亲呢那颗质朴的心吗？母亲用结满厚茧的双手把满腔的思念与祝福牢牢缝进游子心里，布鞋他内在蕴藏着巨大的韧性：不怕人生道路的崎岖和坎坷，经得起打磨。
我要好好保存这双鞋。上次父亲在信中说，母亲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一根细细的线已穿不到针孔里去了。
乡亲
八根大爷
八根大爷是九一年冬天去世的，那年我正好小学毕业，因自幼在湖南读书，我没有见过八根大爷。关于他的故事在老家流传甚广，至今，人们在茶余饭后仍然谈得津津有味。
八根大爷的真名就叫八根。八根娘总共生了八个子女，天花病夺去了四个，闹饥荒死了两个，还有一个才生几天就被闯进村的土匪一刺刀挑走了。最后剩下八根。
八根爷命苦，妻子只跟他半年多就早逝了，他便未再娶。早年媒婆们自告奋勇地找上门，表示愿撮合好事，并且表示不收面条和鸡蛋，八根爷却性子倔，一口咬定“要为妻阿兰守节”、“阴阳相伴”，开始大家笑，后来没人笑了，也不再管他，八根爷的婚事就搁了下来，直到他八十高龄寿终正寝。他年年不忘的是“好伴儿”阿兰，各种感情从当年大胆昵称可以看出。
八根大爷读过几年书，《论语》《春秋》背过不少，当过教师。他一生中最高官职是最高指示学习小组第二副组长。文革前一天，上级传达精神：打倒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当然，揪斗任务也有八根大爷一份。他不知道当权派究竟何所指，上面派来的领导也说“目标尚不明确”。不清楚不等于不工作。最后，在工作组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当权派”就是乡党委乡政府各机关干部。
八根爷身为基层领导，为充分体现自己对毛主席的指示活学活用，从“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诗句上展开联想。于是，花了一幅“雄鸡鸣晨图”，贴在堂屋里，每日三观而后言行，自我感觉很忠诚，很革命。然而，“当权派”的帽子很快就戴到了八根爷头上。罪因即那幅画。得到报告，揪斗组立马兴奋起来，一根绳子将他请到工作总部。八根爷一个劲地叫冤，但是领导说，你的阴谋由来已久，你想当雄鸡，领导天下反动派闹革命。批斗整整维持了两个星期，每天晚上七点，八根爷被押到特设的高台上站着，问一阵、吼一阵，然后下班。八根爷的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反革命”、“坏分子”够不上，只好当成“右派”。定罪那晚，八根爷大骂起来，话刚出口就有几位“战士”冲上来一用劲。八根爷瘫了，倒在地上还哭着骂。
有种呢，乡亲们暗地里说。
八根爷变得有些神志不清了，不过在七十八岁那年又做过一件正义的事情：教训村里的恶棍疤子。疤子卷起袖子指着老娘的鼻子痛骂，正巧被八根大爷看见，丢下拐棍，跳上去就是几个猛巴掌，揍得疤子咬牙切齿，却始终未敢还手。
祖父说，八根大爷百年那天精神特别好，坐在床上不停地念叨：“我没有背叛毛主席，我没有……”后来，就悄悄地闭上了眼睛。
八根大爷的丧失特别隆重。
微笑“的哥”
陪朋友辉满街寻“的哥”，辉使用的是基本方法：看见有齐兴出租车驶来，他就拦。停了不打的，却只奔车头。
“不是，对不起！”
有时候拦停了，不见“的哥”，却是“的姐”。有一位大胡子的“的哥”被戏弄了三回，终于怒不可遏，“你到底是要搞么子？再烦，烦，烦……”还是离去了。
不知拦过多少辆出租车，不知被骂过多少回“神经病”。回有些气馁了，他说只知道的哥开的车是齐兴出租车公司的，还有“的哥”剪着板寸头，总是一脸温和的笑。
事情，还得从上周六说起。这天，辉借来一辆自行车学骑，学了约两个小时，他认为自己的技术并不太差，便大胆上街。然而，对于刚学会上路的辉来说，在土桥坝骑车无疑是伟大的创举，行进途中充满惊险，远没有院子里独来独往镇定自若。果然，只几分钟，辉的自行车就鬼使神差地扑上一辆的士的车头。辉被弹下来，额头上开了一条口子，手、腿等多处擦伤。他却顾不了痛，他最担心的是司机凶神恶煞地下车，理直气壮地抓住他威胁说：“不给钱别想给老子走路。”
只听门“砰”地一声开了，跳下一位身材魁梧的“的哥”。
“宰就宰，老子认命了！”辉准备着，只是心存侥幸：可别漫天要价，五百、八百的。
但是，“的哥”只嚷了一句：“怎么搞的？”就拉辉上了车，再后来就去了医院。
辉很清楚地听的哥说了一声：“医生帮忙看一下，他摔伤了。”然后问辉有没有钱，辉连说：“有，有。”
待辉回过神来，才发现的哥早走了。辉说：“我太蠢，满脑子充满恐怖的’宰’，竟忘了问人家的姓名。”不过，他永远记得：他留着板寸头，总是一脸温和地笑。
“的哥”袁也
每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时，一些宾馆、舞厅或学校门前，各色各类的出租车就纷沓而来。“的哥”“的姐”们都自觉将车停在台阶下，依次排开。也许，你会偶尔发现，有一辆红色的出租车总是不愿呆久，猫一般溜来溜去。没错，开车的准是袁也，他讲过，他总是有股跑的冲动。
袁也不姓袁本姓张，只是因为魁梧的身体上面生了一个圆大脑袋，更主要的是他专科毕业又到湖南锑都武术院修炼了两年，回来后却与比他大八岁的笔友小燕结了婚，大家都替他惋惜。有好友曾叹曰“冤也”，其后日渐演变，逐成袁也。袁也先是在家乡宜昌跑出租，干了七八年，前些年恩施兴起出租车，袁也立马携妻回娘家，成为一位地道的山城的哥。
老袁活了四十几岁，拥有一绝：跑车。老袁勤勤恳恳地挣，妻子也就小心谨慎地花，辛苦经营十几年，去年在土桥坝买下一栋小楼房，购置了“现代化”。老袁让妻子在家享福，自己仍是一身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双啪嗒响的破皮鞋。
两口子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就有人在背后嘀咕推论，说他在宜昌肯定有“前科”，而且昧了不少黑心钱，现在才这么谦虚。老袁听了就发急，求求你了好兄弟，别开这种国际玩笑，咱姓张的可是世代良民呀，干不好那事的。
见老袁面相宽厚，年纪又大了点，有些人就打起了坏主意。某日夜里，老袁载三个年轻人到后山湾，三青年下了车不给车钱，反要“烟钱”。老袁不给，他们就动起手来。习武出身的老袁哪肯吃素，三拳两脚，歹徒们就趴在地上喘着粗气讨饶叫大哥。
老远从不玩手脚敲诈客人，当交的费用也是老老实实地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开车”。
袁也跑出租，一路泥泞一路歌。
王老汉“打的”
王老汉是宜恩县会口乡苦草坪村人，五十多岁了，为人“古怪”。
据王老汉自己说，他还是胡耀邦总书记视察恩施那年到过州城，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读过几年书的王老汉是知道妇女节的，3月7日那天，王老汉浪漫地算计开了：妇女节进城给老伴买牦牛壮骨粉去。王老汉想，老伴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现在落了个腰酸背痛的病，听电视上讲得玄乎，咱也给老婆子买几盒试试。
因为有个侄子在恩施市三孔桥做生意，王老汉计划先去那里看看，就用袋子装了一块腊肉，还揣上女儿从北京带回来的两包“红塔山”香烟。
走了近三十里山路，转了两道车，约五个小时后，王老汉在舞阳坝车站下了车。然而，面对车来车往的崭新世界，王老汉不知所措了。他没问过侄子的电话号码，不能让他来接，无奈，他就问旁边的人：“到三孔桥前两百米怎么走？”一位卖水果的中年妇女笑着说：“您可以打的呀。”
于是王老汉就喊：“打的！”惹了一阵笑，但是马上就有一辆出租车缓缓停到他的面前。“您去哪里？”“到三孔桥前两百米。”王老汉笑答。开车的小伙子一笑，启动车子。
王老汉上车心里就忐忑起来，他问这位自称“小杨”的伙子：“要好多钱吧？”小杨说不贵，就收三元。“啊？这么贵！”王老汉吵着要下车，说什么也不坐了。他说他早就清楚城里人，他宁愿走到三孔桥去。小杨哭笑不得，只好自认倒霉说：“算了算了，不收您的钱。”到了三孔桥，王老汉下车了却磨磨蹭蹭不肯走。终于掏出了那两包烟，塞在小杨手里说：“你这娃心好，抽抽这个吧。”小杨急了，说：“您给侄子拿去拿去。”
王老汉却转身不见了，从巷子里传出一句话：“我还有腊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