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选为1978年世界新闻人物
1978年12月31日，台湾在华盛顿的双橡园“使馆”降下了青天白日旗，在美国十四个城市的“领事馆”也同时关闭。
1979年1月1日，中国原驻美联络处正式改名挂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并举行了升旗仪式。
与此同时，1月1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讨论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时发表重要讲话，说：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了。紧接着，他又赴美国驻华联络处，参加了美国驻华使馆的升旗仪式，出席了伍德科克主任和夫人为美中建交举行的招待会。
同一天，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代表卡特总统和美国政府出席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副主任韩叙为庆祝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
这一天出版发行的美国极具影响的《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的封面就是邓小平的肖像。在这本书里，我们不能不记述邓小平被评为美国《时代》周刊1978年新闻人物的事情。该刊物从1927年以来，每年总要对上一年里的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作一番评选，不论是好是坏，只要对世界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均在评选之列。且每年只评一个。
1978年过去了，在第五十二次评选新闻人物时，他们筛选掉了包括为中东和平作出贡献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内的一批十分重要的新闻人物，冲破了纷繁复杂的日常新闻的束缚，重点审视了对世界历史有巨大影响的事件——中国对世界一下子敞开了大门。
于是，这一壮举的决策人物邓小平，就不容置疑地被该刊评为1978年的“世界新闻人物”。
我们不妨读一读这期杂志的序言(摘要)：
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试想，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有哪一位豪杰能率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十亿民众迅速拨乱反正，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融入20世纪末的世界大舞台？
在因为本能的“外部恐惧症”而闭关自守多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8年开始向外部世界迈出了一大步，拿北京的宣传家们的话来说，中国开始了新的长征。虽然中国的经济极为原始落后，近乎一穷二白，并且经过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人民的士气一落千丈，但中国仍希望能在2000年实现一种相对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对此目标，他们或许能够，也可能不能如期达到，但这种万众一心朝前进的举动本身，就令人感到不同凡响。
短短的一年之内，中国就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就。首先，美国和中国结束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小心翼翼的试探外交，这是由尼克松总统导先河、经基辛格继承的外交。在北京和华盛顿发出的联合公报中，华国锋主席和卡特总统宣布两国将互派大使，开始邦交正常化。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开拓了潜在的滚滚商贸财源，并为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提供了新的前景。
将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文明古国推向21世纪的决定性人物不是五十七岁的华国锋——毛的有名无实的接班人，而是副总理邓小平，邓也是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和军队总参谋长。虽然邓在北京的首脑机构中仅算三号人物(在华和耄耋之年的叶剑英元帅之后)，他却是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主要策划者。“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鉴于邓将中国推向现代化的非凡壮举，他被评为1978年《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时代》周刊将邓小平把中国融入世界舞台的壮举，与在1978年发生的有影响的其他事件及人物作了横向比较，更感觉到邓小平的壮举的不可忽视的分量。虽然我们不一定会赞同他们的个别观点，但我们却不能不重视和赞赏他们的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评选。
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1978年世界新闻人物。
在过去这风云变幻的一年中，也许其他一些人比邓更为世界所关注。在经过了摇摇晃晃的学步之后，吉米·卡特总统可望通过自己成功的对外政策再次赢得民心(在民意测验中，卡特在人民中的威望曾一度跌到30％)：在戴维营最高级首脑会议上，卡特仅亮相一会儿工夫就为中东问题写下了一个辉煌的篇章，即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协议。
不料到了年底，谈判却令人沮丧地搁浅。波兰运动员兼学者型的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荣登教皇宝座，成为四个半世纪以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皇。为了表达对自己温和的前任、那位于圣·彼得大教堂主持一个多月的红衣主教阿尔比诺·吕西安的尊敬，他被封为约翰·保罗二世。加利福尼亚退休的实业家霍华德·加尔维斯提出了一个“第13号减税倡议”，得到了全国选民的热烈响应和赞同，表明中产阶级对这个极权政府的普遍愤怒和不满。在圭亚那的丛林中，狂热的巫术预言家吉姆·琼斯对自己的信徒们导演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性自杀“白夜”，致使九百一十三人丧生。
战争、和平与恐怖主义始终是头条新闻。黎巴嫩首都再次沦为战场，越南、柬埔寨边境战火频仍，伊朗国王长达三十七年的统治因暴乱而摇摇欲坠，意大利红色旅活动日益猖獗，苏联人权运动日益高涨。
同时，在英国，第一个体外受精婴儿成功地降生，对此，人们众说纷纭。
然而，以上这一切，较之于中国决定加入世界大舞台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北京《人民日报》以一种福音书似的语调来赞颂四个现代化大业：“从阴山脚下到黄海之滨，都响彻着中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我们的四化大业已引起了全世界每个角落的关注。我们正在开始新的长征，定要征服祖国大地上的高山、海洋、平原、油田和矿藏，让它们服务于民，造福于民。我们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还要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和商贸往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在有人看来，可能会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以改为“各行各业齐放，各家外资争雄”。虽然很少有人在这项新的事业中享有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广大的中国人民正在痛快地丢弃许多意识形态上的沉重包袱，轻装前进。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神圣原则已经烟消云散。中国的经营者们也开始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奖励那些出类拔萃的下属，诸如破格提拔、物质刺激等。一个一直视外国人为“夷狄”的民族终于向外面的世界敞开了大门。仅去年一年，就有五十三万游客到“中央之国”观光访问。成百上千的资本家们也拥进这块希望之地，寻找新的市场和投资场所。也许最令人振奋的两个消息是——其一，中国拟在北京近郊建一个高尔夫球场；其二，北京批准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唯一合法的销售权。
在世界舞台销声匿迹多年之后，中国一下子敞开了大门。中国人似乎无所不在，与各国频频举行会谈，奋力讨价还价，并热切地想从其他国家吸取先进经验。华在8月出访了东欧，还与罗马尼亚青年欣然共舞。而邓则东去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频频的祝酒声中，邓豁达大度地宣布“让过去的都过去吧”。然后，他又马不停蹄，穿梭于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签署技术交流协议，并不断警告人们防止苏联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月下旬，邓将出访美国，为新的中美关系描上一笔重彩。
1979年1月1日，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升旗仪式和招待会。图为布热津斯基向柴泽民主任祝贺中美建交。
从美国不断传来了关于暗杀邓小平的种种警报……
1979年1月16日晚上，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从亚特兰大机场起飞后，夜航飞往休斯敦。
机身机翼上的夜航灯闪闪烁烁。在这架世界上最豪华功能最先进齐全的波音707飞机上，并没有总统、总理等重量级国家领导人，甚至连副总理级别的人物都没有。偌大一架巨型专机，上面乘坐的是不多的二三十人。他们就是为邓小平访美打前站的中方先遣组的六个成员及翻译，及与中方对谈的美方有关人员。中方的先遣组是由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率领的，其组成人员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和专员唐龙彬，新闻司专员姚伟，中央警卫处长滕和松等六人。美方人员由国务院礼宾司司长杜贝尔夫人主持，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助理奥克森伯格、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宾安全的官员泰勒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官员。
这批中美双方安全与礼宾官员沿着邓小平即将访问的路线，在考察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之后，又连夜飞往下一站。
中方领队凌云，精明干练。他正借着照明顶灯的光，兴致勃勃地看一张《亚特兰大日报》。他在这份地方报纸上看到一篇题为《卡特及其一家在金尼加比餐柴泽民主任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厅》的文章，具体描写卡特一家数日前在金尼加比餐厅吃一顿意大利式午餐的现场警卫情况。文章引述了餐厅经理的话：“饭馆大概来了五十个特工人员。他们在餐厅房顶上、街上、街对面的房顶上，甚至在厕所里。”“还有大批的食物和药品局人员和警官们……”
他想着，卡特在白宫外面吃一顿饭，就出动了如此多的特工，与中国的安全警卫工作相差很大。他看过这篇文章后，就将报纸递给坐在身旁的美国同行泰勒先生看，问：“卡特总统的警卫工作，是不是就像这份报纸说的那样？”
泰勒看了一遍后，笑着说：“基本是这样。”
这篇文章与泰勒的回答，让这位负责邓小平访美安全的中国公安部领导人回想起所肩负的此次重任。他不再看报纸，也没有看窗外的夜景，却闭着双眼将头靠在椅背上。他并不是打盹小憩，而是在思索着有关邓小平访美安全的种种问题——在去年12月15日宣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与邓小平访美，无疑是对台湾国民党当局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也是美国国内反华右翼势力的一次严重失败。
他们是不能容忍，也不会甘心的。但他们反应之迅疾，出乎中央及公安部领导的意料之外。在《中美联合公报》公布后的数日内，暗杀警报就不断从大洋那边传来。综合所得到的有关方面信息如下：
——台湾方面一个高级特务头子声称将要在邓小平访问美国时“给一点颜色看看”；——在美国的台湾情报网头面人物声称正在策划重金收买“意大利枪手”
企图暗杀邓；——持“四人帮”观点的一个美国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情”；——旅美的亲蒋组织和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收买与胁迫一些台湾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及邓去的城市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邓小平访美的消息公布后，全党全军全国都极为关注，希望邓小平作为新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成功，并安全归来。由于深知美国社会情况极其复杂，中共中央一开始就关切着邓小平访美的人身安全问题。暗杀的警报信息不断传来，使凡是知情的党内高级干部更是忧虑不安。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是领教过台湾特务机关进行的暗害活动的，既有过多次挫败其阴谋的成功经验，也有过像“克什米尔公主号”总理座机爆炸的惨痛教训。
据凌云在回忆录《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中记述，中央对情况极为重视，细作分析：
“收买枪手”！应当做何估计呢？一种可能是故意放风恐吓；另一种是确有谋划和行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必须立足于第二可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这是当时的决断。
美国社会情况复杂，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据当时了解，美国两亿人口，民间就有一点五亿支枪，每两分钟要响一枪，每二十四分钟就要打死一个人。我们与美国隔绝多年，对于他们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些都增加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