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作为社会精英边缘的年轻人，安德烈和弗莱德里克被恰到好处地安置来目睹发生在精英之外的历史发展。安德烈的父亲是一个绝对独立的退役将军，他在保罗二世统治时期离开宫廷。由于俄国对有关皇室家庭的写作加以限制，书中暗指的或许是父亲从乖戾的统治者处突然失宠，或拒绝参与导致暗杀保罗和现任沙皇登基的阴谋。他的独立精神和无权的孤独在他得知一位高臣将造访其宅时的反应中得到了绝顶的描写。时值隆冬，虽然奴隶们已为来访者清扫了车道，父亲却下令要将雪扫回大路（《战争与和平》，3章，3节，215—216页）。这样，虽然安德烈顶着一个俄国普通的亲王头衔，其实他就与权贵的内部小圈子相悖了。尽管他算不上当时俄国其他小说中的“多余的人”，但他与安德烈社交圈潜在的不和已表现在他自己与首都合体社交界的疏远和对夫人的冷淡感觉中了，因为他的夫人在这些圈子里如鱼
得水。
乔治·奥威尔曾衡量过自己社交的不和谐，说他属于“低—高中层”。【奥威尔《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122页。】安德烈和弗莱德里克都未冒险降至奥威尔的社会低点，其复杂身份使他觉得自己生来就为写书的，写《巴黎伦敦沉浮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这样的书。尽管如此，安德烈可能所谓的“略低的上层”地位确实与他和其他阶层欣然接触之举相符，正如之前他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决定将手下移交给正规军那样。此前在《1805年》中，他也曾极力维护下等炮兵军官图申，他在巴格拉辛（Bagration）后卫掩护俄军撤退时，以瞩目的自我镇静和成效在奥斯特里茨前表现了勇气（《战争与和平》，2章，21节，199页）。在福楼拜的小说中，弗莱德里克的社会经历更不固定，因为他浮动在至少三个圈子里，他上升时在中上层，境遇不好时沉陷于中层，当他的母亲和贵族终身接轨后，他甚至还浮升到上层外围。这些沉浮都映现在弗莱德里克接触的幅度中，其广度以至皮埃尔·波迪埃称赞《情感教育》描绘了如此多种的法国社会—从贵族到上层工人，夹杂着艺术家和暗娼。【参照波迪埃《福楼拜和法国文学领域》（Flaubert and the French Literary Field）。】
然而，即便福楼拜19世纪40年代的巴黎较之托尔斯泰1805年的俄国有着更多的社会众生，安德烈的社会地位却比弗莱德里克的更稳定，两人都受到社会局限的制约。这种局限扩大了小说的历史展望。两代拿破仑引动的社会更迭使托尔斯泰通过安德烈体现了初步的民族团结，这种团结在1812年拿破仑一世入侵时应表现更充分。这个问题在他农奴解放后动笔时更急切，因为这又是被另一个拿破仑支持的克里米亚战争推迟了的结果。同样，弗莱德里克的社会局限使福楼拜追寻法国政体的社会政治跌宕，在他小说写作期间经历了王国到共和国再到帝国以及其间多少有点公开的芸芸众生相。
最后还有一个显著惊人的不协调，我们应注意到安德烈和弗莱德里克的父亲都有问题，这个问题隐隐回荡着拿破仑家系叔一世和侄三世之音。显然，安德烈和温厚的纯传统型社交女子“小公主”丽丝的婚姻绝对不幸。于是他的离家参战就不只是象征自我证实的责任感，同时也是从不满的家庭生活出走的机会，而此时他一直无视妻子怀孕的事实。她对未来的憧憬是在她死于分娩时得以实现的。托尔斯泰留给读者—以及她丈夫—一个形象，她微微张开的上唇：生时是她空虚个性的主乐调，死时是对他疏忽的可悲谴责。虽然托尔斯泰放弃了最初安德烈死于奥斯特里茨（作为小说独立部分的《1805年》可能留下他已死的印象）的构思。他甚至让他坠入女主人公娜塔莎·罗斯托夫的爱河，后来又因安德烈的原因终未成眷。为取悦父亲，他决定推迟婚期一年，而未考虑这慎重的推延会怎样影响性急的娜塔莎。最后，安德烈的死发生在1812年他第二次负伤后。小说的首篇后记设在1920年，那时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鬼魂现世了。在此，《战争与和平》的叙述部分结束在幸福的两对和留给安德烈幼子最后的话语中。作为一个孤儿，他做出一个瞻望未来但或许已无意义的、不辜负理想化安德烈形象的保证：“父亲！父亲！是的，我要做连他也会高兴的事。”（《战争与和平》，后记1章，16节， 1178页）只有在超小说意义上，读者把这些话从角色转移到作者口中，并且他自己也必须是一个孤儿，然后运用到他们刚读完的故事中时，这些话才能转达明确无疑的全部含义。
而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死亡的是孩子而不是母亲。给弗莱德里克留下的，连安德烈那样父子未来的终身联系也没有。他对与罗萨纳蒂所生之子感情淡漠，不久又相信“他不出生更好”（《情感教育》，3章，4节，382页）。之后，婴儿死时，“白点像一块块霉斑”（《情感教育》，3章，4节，395页）遍布全身，不只是像丽丝张开的上唇那样可怜，同时又增添了活跃的腐朽引起的震惊。小说结语“那是我们所经历的最幸福的时光”总结了弗莱德里克和德斯劳利亚共享的珍藏记忆。当回忆少年时代被拒之妓院门外时，他们对纯真的怀念便和对前途绝对空虚无望的厌世冷嘲结为一体了。遗产，通常伴随着确定性，更含有历史持续与稳定的随意性，这在两位作者书中都有问题，给人的感觉甚至是不可能。
这种不可能性在福楼拜书中似乎更明确。假如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战争与和平》结束在1820年时，托尔斯泰留下了一个未解之题，即他的主人公在1825年会发生什么，这是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起义的那一年。这一主题在他最初构思时就一直萦绕在心，在他之后的写作生涯中也兴趣不减。以他初稿的精神，他最终为安德烈和娜塔莎安排的失去一切、被放逐西伯利亚的命运是否比给他们一个幸福家庭的结局让某些《战争与和平》的读者失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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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与安德烈和弗莱德里克不谐联系的是与拿破仑纪念紧连的两个次角人物：托尔斯泰的多罗可夫和福楼拜的萨纳伽尔。前者进入《战争与和平》时，是一个无钱无社会关系、但在一群喧闹年轻人中颇有声望的步兵军官。他先因睡了皮埃尔·别祖霍夫（Pierre Bezukhov）的太太而与他决斗，后又赌赢了尼克拉斯·罗斯托夫（Nicholas Rostov）一大笔钱，再后来预谋绑架娜塔莎，他退出小说时领导了一群在1812年骚扰法国人的孤注一掷的同盟者。在奥斯特里茨，为逃避战败后许久仍继续的炮击，一马当先冲到冰湖。他设法安全抵达对岸时，却引发了一场拥挤以至许多士兵溺死冰水（《战争与和平》，3章，18节，289—290页）。这大恐慌的众生像是托尔斯泰有关失败的绝唱，而多罗可夫铤而走险的赌博，却证实了他危险甚至毁灭性的自我主义—与安德烈早先为集结部队的努力构成鲜明对照。在冲突顶点的刹那，这绝望混乱的场面超出俄国的战败而证明拿破仑神秘光辉的虚假：继续屠宰惊恐的敌人揭露了他举世瞩目的胜利有着阴暗面。这一幕也同样预兆了拿破仑七年后自己失败的规模。正因多罗可夫是俄国人，不熟悉奥斯特里茨12月的温和气候，他可能期待冰面比实际的坚实；同样，拿破仑的军队在面对俄国不期的严寒后，也会消融在一小撮余冬中。如《战争与和平》最终所示，在1812年，严寒、饥饿、恐惧和疲惫是不必用大炮来加速的。
《情感教育》中的萨纳伽尔是一个瘦瘦的苦行空论家、一身多职的数学老师、工厂的工头、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政治阴谋家。令弗莱德里克和读者惊讶的是，在12月2日，他竟以警察身份重现。当理想主义的工人杜萨迪尔（Dussardier）呼喊“共和万岁”，面对新政显示的暴力拒不退让时，不是别人，正是这个萨纳伽尔，持刀威胁并杀死了他（《情感教育》，3章，5节，411页）。评论常将萨纳伽尔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策略相比，但据此事件写作时间分析，能足以看到这同族相残一幕如何动摇了民粹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自始对拿破仑复兴的溢美之词。在一次绝对不和谐的事件中，掌权者鼓吹民主，在这事件中，弗莱德里克成了“beant”或“张口”的见证。他无言以对，正如福楼拜在紧接着“他游”那省略的空白一样。
附加一句，这种沉默延伸至拿破仑的名字，而福楼拜却始终未将其与政变相连。也许这没有必要，考虑到当《情感教育》发表时第二帝国还存在。对于福楼拜写一部“什么也不关于”的小说的著名动机来说，这沉默或许会加上一层冷讽的政治口气。然而这沉默，无论内涵有多不谐调，或许是策略的。当福楼拜开始构思该小说时，他的前一部成功的小说《萨朗波》（Salammb？）已使他被邀参加皇帝表妹玛蒂尔德·波拿巴（Mathilde Bonaparte）公主的沙龙。这一宫廷纽带持续着，而福楼拜也终于为公主和她的客人们用了五次就读完了《情感教育》。在这种聚会中，沉默也许是唯一选择。无论怎样，不管福楼拜的省略动机为何，它却被这小说最重要的一位仰慕者所填补了。我指的是爱米尔·左拉（émile Zola）和20卷的自然主义小说《鲁贡·马尔卡家族史》（Rougon—Macquart）。这本小说彻底记录了第二帝国的丑闻和恶习，虽然是从第三共和国安全角度出发的，也对小说采取了有别于福楼拜紧凑简明理想风格的态度。
然而托尔斯泰的确把拿破仑一世带入了《战争与和平》。当这个皇帝在胜利后巡视战场时看见安德烈躺着，便赞扬他的英勇，然而却立即下令继续炮击，在俄国人中散布恐慌，制造损伤。在安德烈耳中，胜利将军的话语像“一只飞蝇”（“zhuzhzhanie mukha”），一个令人联想起如果是在夏季，而不是12月初战场尸体上定会听到的潜意识形象（《战争与和平》，3章，19节，293页）。而此人自身在安德烈着迷的“高耸无垠的天际”下像“一个小小的、无足轻重的人”。安德烈将活下去，但他对法国皇帝的英雄崇拜死亡了，在他对“malen’kij Napoleon”（小拿破仑）半清醒的沉思中，我们能听见一个回音，就是维克多·雨果对拿破仑侄子有名的指责，Napolean le Petit（小拿破仑）。【参照雨果《小拿破仑》（Napoleon the Little），原版为1852年。】假如是这样，那就有力地证明这是克里米亚战后时期该小说的出发点。但是托尔斯泰在此明确的目标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叔叔和帝国战绩传奇。这一争论在《1805年》向《战争与和平》演变时将深化。安德烈新思想的戏剧性时刻引起了长期遭到批评的阐述性段落，即在托尔斯泰小说进程中发出的连篇累牍的关于历史“伟人”的一般性和拿破仑具体性的争论。
托尔斯泰可能重复雨果包括叔叔在内的反小拿破仑争论，这把我们带回了1862年他和福楼拜开始创作这两部小说之前。同时也是雨果长卷多情节历史小说《悲惨世界》在法国问世的一年（人们如此期待它的出现，以致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被推迟）。同年屠格涅夫更简洁、更多被讨论的《父与子》也在俄国发表。对福楼拜和托尔斯泰来说，其结果是法俄主导作家间惊人的不和谐关系，它显示的不是别的，而是两国间已经产生了跨越国界的文学空间。这样，虽然福楼拜通常是雨果的赞赏者，却很快作出判断，认为《悲惨世界》是一部穷得捉襟见肘的小说，即便他意识到雨果以他拿破仑政变之敌和第二帝国流放者【参照福楼拜《古斯塔夫·福楼拜通信录》（Letters to Gustava Flaubert）中《致罗杰·德·日奈特夫人的信，1862年7月》（Letter to Madame Roger des Genettes，July 1862，868—869页）。】的英雄姿态，他不能公开批评此书。同时，托尔斯泰告诉一个朋友他已断绝与屠格涅夫的私交而无法赞同俄国公众对《父与子》踊跃的兴趣。【参照托尔斯泰《致彼得·亚历山大·普勒特涅夫的信，1862年5月1日》（Pis’mo k P.A. Pletnevu， 1 May 1862），《全集》（Sobranie sochinenii），7部，246页。】福楼拜对雨果的厌恶和托尔斯泰对屠格涅夫的愤怒批驳是否增添了他们为继后的《情感教育》和《战争与和平》付出的劳动，人们不清楚。但文学史上讥嘲之一的是屠格涅夫不久就成了福楼拜的终身至交，而托尔斯泰也欢呼雨果的“强大”小说，他的史诗幅度肯定鼓励和提供了他《战争与和平》中的视野。【《托尔斯泰日记》（Tolstoy’s Diaries），克里斯蒂安编辑并翻译，158页，1863年2月23日版。克里斯蒂安加了注释，“雨果”的小说，托尔斯泰称在其35岁至50岁期间给他留下了“宏大”印象，508页。】
但让我们不要被法－俄文学不协调的交叉关系所蒙蔽。不但托尔斯泰分担了福楼拜对时间悖论兴趣的挣扎，从而达到以下纯精英的历史见解并质疑有意义的持续，而且两位作者都拒绝以可能用来鉴别他们小说的那种方式来划分英雄和反英雄、崇高的史诗与现实主义小说或者悲剧和闹剧。总之，他们意识到，拿破仑纪念远不应是对历史伟绩的呼唤，而应点燃对胜利阴暗面的反思，反映危机来临时出现的动荡不安的人，波拿巴历史的伪光辉和被激发的领导力。
四、从世界性到世界文学
介于歌德和普鲁斯特之间的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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