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层面，这些场景下的粗暴口语发泄了年轻人初次出国时动荡的心态，特别是当他因俄国新近对1863年波兰起义的镇压而遭遇敌意时。陈述者一方面承认这种指责，另一方面却以与西方认同的态度加以抵挡。然而他的西方式否定俄国的态度过于激烈。基于他在教皇的大使馆光火之前刚读了一份法国报纸的事实，确实他的许多词汇或许是对当时新闻污言秽语的直接重复。在他所说的内容中，他重复这些词语；然而在他刺耳的语调中，他却力图不适当地批驳它们。这样，当他对一个罗马来的权威人物宣称自己是“邪徒和野人”时，他便将天主教对视为异教的俄国东正教的排斥与一种取消性词语相结合，这种词语可能曾被罗马帝国用于其东北边境的锡西厄（Scythian）人。然而即使陈述者啐入教士咖啡的威胁词汇引发了栩栩如生的批评，他威胁的丑行也标明了他对这种称呼的蔑视和一种潜在的裁决，即他的价值远远超过负面的定见。
与德国贵族交谈时，当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Alexei Ivanovich）将“奴仆”一词从惯常有教养的“serviteur”（“奴仆”）换成“esclave”时，他将已夸大的辞藻更夸张化以削弱礼貌的举止。【很有趣的一个相关词语也出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开头，但反响却不同。因为它与俄国废除农奴制之前的情况有关。说话的是托尔斯泰优雅的廷臣瓦西里·库拉金（Vasili Kuragin），他正与一位彼得堡的女主人进行一场沙龙式的交谈（《战争与和平》，1章，1节，3页、6页）。他法俄交混地说：“Je suis votre vernyj rab” ［我是你忠实的奴仆（Voina I Mir ），1章，1节，7页、12页］，读者知道他可能从一个家奴写的报告中采用了词组“vernyj rab”，对他来说，“忠实的奴仆”是真实的（《战争与和平，1章，1节，7页）。因为托尔斯泰小说的这一部分以《1805年》为题，单独发表于1865年，可以想象这一场来自《赌徒》的语言直接卷入了与托尔斯泰的交谈。】问候的含义是多层的。在一个层面，他向这些陌生者转移了陈述者貌似极端的、甚至病态的对那个他曾与之打赌的波琳娜的执着；在另一层面却显示了作为俄国人，他就必须如奴隶一般地仿效西方的一切。更含蓄的是，作为他早期场景中与西方定见讥讽性认同的延续，这些词语引燃了对俄国极端主义的随意指责—即它使俄国人沦为奴隶—用那遥远的过去来提醒：奴隶与斯拉夫在几种西方语言中共享一个词源。【德语和英语之间的联系特别明显。参照朗吉诺维科（Longinovi？），157页，他指出连接“Serb”与拉丁语“servus”的词源。】更具讽刺的是，即使陈述者喊出了这些“文明”西方对俄国人的指责，他却因此显示了他自己对西方的专长。毕竟，他会说法语和德语，而且他可以如此炫耀地粗鲁，只因他谙熟教养。
这样，如果《罪与罚》企图说明西方价值可以促使俄国学生杜撰谋杀理论，而假设《赌徒》中的德国公共浴池可以代表一个西方势利、腐朽、伪装的西方主义缩影，那么陈述者就以其丑言陋语创造了一种更错综的文化冲突。这年轻人夹在俄国与西方之间，他发出了对一种他最近才获得一手经验的文化的呐喊。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对它民俗和语言的精通。然而随着小说的进展，他愈加陷入赌博的迷津。他的对抗姿态及实质身份的差异渐趋淡化。在某些时侯，确切地说，恰恰是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显露的疯狂赌博精力，或在最后一章，他对巴黎的快乐迅速失去兴趣时，似乎才昭示了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宣称的异教与野人才能被理解。他以斯拉夫非严谨的词汇，面对西方的弊病表现出俄国的新鲜与能量。
论平衡，即使小说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典型风格像剃刀般在决断的变化与无救的惰性中锋削而断，《赌徒》的印象仍是有赖于负面实例的力量。于是，当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在转盘上大获全胜后，波琳娜—他相信自己爱她—意识到他已堕为一个可怜的金钱迷，与那个耍手腕抛弃了她的法国人一样。她将他赢得的钱扔在他脸上，冲出他的房间（《赌徒》，15章，301页）。西方可憎地征服了他。
继19世纪60年代早期大改革之后，《赌徒》激发了西方主义者有关俄国深入西化的怀疑。德国的公共浴池不见得会成为见证这一观点的场所，然而浮上桌面的对金钱、地位的追逐以及权力的终极渴求却支持着这一判决。正是这些动机主宰着人物的相关联系，特别标明了陈述者在大赢之后的赌徒心态：“我唯一的感情是某种可怕的享乐—运气、胜利、权力—我不知如何表达。”（《赌徒》，14章，297页）然而问题更多的是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在最后下注前神秘的、短暂窥瞥的心理状态。他那决心在赌场惹眼的自我欣喜陡然地发生了一个新转向，成了对旋转的赌盘十足的驯良感：
突然间，其实并非为虚荣心驱动，我被一种冒险的渴望所征服。或许在历经了众多感受后，灵魂并非满足而是被这些感觉加剧而要求更多感受，更强、更强、直至精疲力竭。
（《赌徒》，14章，296页）
然而在浴池的诱惑之外，在小说结尾，却存在着另一种新奴役，预言陈述者几近瘾癖的慵懒怠惰。无论西方自我朝向何方—除了那位善良的英国人阿斯特莱，前景并不乐观—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的命运引发了有关西方对外界影响的质疑。对这位急切归于这一熟知文化的俄国青年来说，未来将如何？他那急切的归属欲能迅速膨胀，以至他疯狂地抛弃自我特征，最终却一无所获？
3
托尔斯泰的德国公共浴池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似乎缺少一个赌场。基本上它是一个得体礼遇的风度与病残严酷的现实相左的场所。当渥伦斯基为了安娜抛弃吉蒂，舍巴斯基家带女儿吉蒂去国外浴池时，刚到就轻而易举地与德国公主周围的国际贵族社会合为一体，用托尔斯泰的比喻，结成了“晶体”（《安娜·卡列尼娜》，2章，30节，214页）。情节开始时，“Furst”和“Furstin”（“亲王”与公主”）两词回响着权威，不过此时没有明显的必要提及金钱，这与《赌徒》中它那消费一切的作用呈鲜明对比。然而地位始终是一个悬念，在这方面，《安娜·卡列尼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徒》中相应的贵族德国男爵和男爵夫人很快退位给斯达尔夫人，一个移居国外的俄籍病妇，恰似《赌徒》中那位陷入轮椅的老奶奶。她那德国音名字隶属她一个疏远的丈夫，这在俄国并不少见，由于伟大的凯瑟琳女皇的帝国官僚人员多启用她自己的同胞。【凯瑟琳属于德国小侯国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Anhalt-Zerbst）的统治家族。】尽管斯达尔夫人可能是本土的俄国人，但她已移居国外多年，渐渐树立了忠孝和慈善的美名—远非狂人炫耀—也拥戴天主教和新教的双重精神指导。同时她又与彼得堡上流社会交往，因此从该小说的文化合作意义来看，斯达尔夫人双重西化：俄国首都似乎是一个从国外盗版的伪世故温床，而不像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异化的学生拉斯可尔尼科夫。吉蒂的母亲对等级有着欧式的敏感，导致她选择贵族化和带着朦胧英国味的渥伦斯基为女儿的追求者，她最初就因无法进入这个女人的圈子而愠怒。
那渴盼的结识终于降临，然而却以一种非常规形式。一到浴池地，吉蒂就急于结交法伦卡，一个一出生就去替换斯达尔夫人的死产儿，不久就成了孤儿的年轻女人。法伦卡是她的养女，又是为其无偿服务的同伴和护士。她在浴池地为病残者尽施慈善，这种无私吸引了吉蒂。吉蒂爱情的不幸导致她对上流社会全然不信。她对法伦卡慈善之举的敬意压倒了她对这位年轻女子社会地位的质疑。为此，其母经过了一番犹豫加以认可。这时她的倨傲就有了回报。女儿脱开社会羁绊，其自由换取的是讽刺性结局，即母亲终于进入了她所渴求的斯达尔夫人的社交圈。托尔斯泰独特的真诚创造了一种开放风格，用以磨平社会结晶锋利的多面之棱。
超国界喜剧的微妙始于吉蒂之父的刻画。他因所爱的小说描绘的俄国善性而偏移开欧洲。《安娜·卡列尼娜》却避开《赌徒》的戏剧独白差异，以致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托尔斯泰的概括常伴随讲述情景的独特而似乎造成问题，这种讲述却可煽动性地评论夫妇间对西方反馈的分歧。对照两人的反应，一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似乎沉默的文化动荡心理也同样暗示了斯拉夫化（Slavophil）与西方化之间的不平衡。我们所见的夫人力图夸张地归化欧洲正面社会，然而托尔斯泰却补充道，无论她如何努力，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太太”（《安娜·卡列尼娜》，2章， 34节，227页）。同时丈夫却喜欢张扬他的俄国性，只是他所为的代价事实上恰恰是他与欧洲共通之处。当他遇见斯达尔夫人时，这一压抑了的与西方的联系明确地直接浮于表面。他斟酌如何称呼她—十足的俄国同乡，“极客气地，极悦人地，操着当今少有人说的纯正法语”（《安娜·卡列尼娜》，2章，34节，231页）。【但在原文中，下面的话是俄语，不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练习的那样，转录了这法—俄双语濒死的传统。】
虽然吉蒂的爸爸通常极力反对浴场的得体，但他的方式和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的暴躁成两极，是一种感染性的幽默。所以当他冲动地在住地举办一场户外午餐时，他的德国房东甚至仆人也可愉快地参加，尽管不便。再者，当地小店主不知父亲在俄国的“亲王”头衔在德国并不意味相同的高档，父亲在他们招呼时，便轻快地嘲弄他们称呼他这一做作尊称。一位德国医生在病榻上不乏羡慕地回忆了他曾见证的这快乐场景（《赌徒》，2章，35节，232页），或许这也提供了曼《死于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参照托马斯·曼的例子，《死于威尼斯》，25—26页，49页。】中擅长交际的俄国人情节。
小说此处的高潮是父亲如何消除吉蒂对斯达尔夫人虔诚的敬慕。她喜欢她的病，父亲解释是因为她裹着毛毯倚在轮椅中可以遮掩她不美的腿（《安娜·卡列尼娜》，2章，34节，231页）。她的宗教，他已将它与俄国效忠狂相连而抹去（《安娜·卡列尼娜》，2章，34节，229页）。吉蒂觉得她见到诱惑她的斯达尔夫人的宗教热也与她对其名其史的认识而解体，共同消失的还有她“天光”般的眼神，那曾与显示一个虚荣女人遮掩其腿的宏愿共存的目光。即使父亲不做评论，吉蒂也注意到斯达尔夫人对待法伦卡态度的不一，有时待她更似一个被吆三喝四的奴仆，而不像一个被爱的女儿。这国外侨民的精神已浓缩成一个因接触外国模式而被升华了的社会高人一等的形式：西方提供空名，仅此而已。
然而同时吉蒂对法伦卡的友谊举动符合西方虚假的讽刺性形象。或许出自法伦卡未确定的社会地位，她对虔诚价值的实践，如同仅被斯达尔夫人肯定的那些人一样真诚。吉蒂赞美地回忆：“是什么给了她无视一切的力量，如此镇定地自立？”（《安娜·卡列尼娜》，2章，32节，221页）法伦卡（Varenka）显著的自制源于她基本居于西方的成人生活。她的欧化显然远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陈述者，她更依赖于一个反复无常、一无价值的兼为保护神的雇主。这样，即使揭露斯达尔夫人的形象引起了西方主义者对西方模式的质疑，托尔斯泰可怕的定见—这是维克多·史科洛夫斯基有影响的所谓“造奇”（ostranenie）概念的核心，是理解托尔斯泰艺术的关键【维克多·史科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Art as Device），6—9页。】—也导向了一个相似人物。之后小说中当法伦卡与考茨内舍夫订婚的可能归于失败后，她的重现就不再那样正面了，字里行间暗示着她的不育只是生理而非文化的。然而她也就勾勒出了托尔斯泰对西方主义伟大姿态的抵制。
再这之后，意大利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是作为俄国旅游者的实际归宿出现的，而《赌徒》中陈述者为获取罗马签证而大闹，意大利只是一种潜在形象，二者迥异。在安娜产褥热濒死，与渥伦斯基的幽情公开化后，意大利是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私奔地。迅速地厌倦了观光—陈述者评论，对英国人这是妙不可言的享受（《安娜·卡列尼娜》，5章，8节，465页）—他们定居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匿名的城镇，渥伦斯基尝试作画。这些章节集中在两人对米凯伊洛夫画室的造访，他是后来为安娜作画的俄国艺术家。与安娜评论家常忽略的浴池地情节相对照，虽然此节成为之后主人公列文哥哥之死关键章节的铺垫，这幅肖像与米凯伊洛夫在书中的其他画作共同激发了一组相同的反映托尔斯泰小说意图的视觉艺术微型［视觉描述（mises-en-abyme）：文学批评技术词语］。从比较这些绘画到它们所在的作品产生一系列丰富的阐述性选择，使我们得以窥见托尔斯泰的意图及构思。
鉴于本章的目的在于跨文化，那么关键问题就围绕在托尔斯泰为何选择画家作为小说中相关的自我，因为米凯伊洛夫的女主角肖像本身就可称作“安娜·卡列尼娜”。这一想法乍看或许会被认为是托尔斯泰本身承认的受益于西方小说写作传统。俄国画家置身意大利从事视觉艺术，这和俄国作者此时已熟读并欣赏大量西方小说相呼应。实际上其间有着关键的差别。其一，绘画可为文盲接受。在他动笔《安娜·卡列尼娜》前几年，托尔斯泰就致力于教文盲农民看书。所以，尽管米凯伊洛夫并不情愿在环境全然两样的城市展馆工作，被委托画像，有富商赞助，但他的艺术却能比印刷文字有更直接的观众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