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有两怕，一怕蛇，二怕狗。蛇暂且不去说，先说狗。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一天清晨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了一条狗，横卧在路上，不让我过去。我急中生智，老人们不是说：“狼怕脱，狗怕摸”嘛（意思是说，狼怕人们脱衣服蒙它的头，狗怕人们摸石头打它），于是，我首次将“理论”付诸“实践”，蹲在地上假装摸石头。谁知我错打了如意算盘，那条狗见我要摸石头，立刻站起，吼叫着疾驰而来，一瞬间它的前爪就搭在我的肩头。我吓呆了，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幸亏狗的主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将狗呵斥走了。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了怕狗的病根儿，即使是现在，当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拍摄长城雄关的时候，如果望见远处有一条狗，我是能躲即躲，生怕再和狗发生“遭遇战”。
1982年首轮生肖票“狗票”发行之前，我就从有关报刊上看到了它的“尊容”，出奇的可爱。当时距离“狗票”发行尚有一个多月，我是一天一天掐着指头数着过来的。那年1月5日，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我走了近一个小时的路，从居住地高井来到石景山邮局，来买“狗票”。当营业员将一枚“狗票”递到我面前时，不知是由于天冷还是什么原因，看见“狗票”我心里直打哆嗦（图200）。
“狗票”看上去一点也不美，特别是它深得有些发黑的蓝底色，几乎快要把“狗”的形象“吃”掉了。且蓝底色十分不均匀，“疙疙瘩瘩”的。完了，眼巴巴盼来的“狗票”就是这般模样。实话实说，不是设计者设计的图案不好，而是采用的蓝底色不好，冷冰冰的，一点也没有烘托出过年过节的气氛。当时我还不知道，第一轮12枚生肖邮票一深一浅的底色是邮票发行部门刻意安排的。
我将“狗票”夹在一本书中，踏上了回家之路。来时那种兴奋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只有遗憾伴随着我。没想到，这种遗憾一直伴随我走了一年。每当我打开集邮册，看到那枚“狗票”，心里就有股儿说不出的情绪在涌动，只好迅速将目光从“狗票”上移开。直到新一枚生肖邮票——“猪票”问世时，遗憾之情才渐渐“灰飞烟灭”。
第二年的1月4日，即新一枚生肖邮票“猪票”发行的前一天，我将那枚“狗票”贴在一枚空白信封上，计划制作一枚“尾日封”。再次来到石景山邮局，营业员对我说，要发信，将信扔进信筒就是了。我说，扔进信筒邮戳盖得不好，请亲自盖个邮戳。营业员拗不过我，只好不情愿地将邮戳盖在了“狗票”上，我一看，心中暗暗叫苦，原来营业员盖戳时太随意，戳盖上了，但只有半个。回家后，我用钢笔将没有盖出来的半个邮戳画了出来，但怎么看都不顺眼，只好将这枚“狗票”尾日封打进了“冷宫”。
一枚“狗票”，坏了我一年的好心情。对集邮者而言，一枚设计精美的邮票，会成为他生活中最灿烂的阳光。
（《湖北邮电报？集邮》2005年7月15日第4版）
刘广实老师给我回信
1988年9月4日，邮递员将一封信交到我的手上。信封上贴有8分“北京民居”普通邮票一枚，盖销“上海1988.8.30”日戳，信封下边印有“上海市集邮协会”字样（图201）。是谁来的信呢？
我想，如果我猜得不错，一定是刘广实老师来的。我猜对了，拆开一看，果然是刘广实老师的信。远在上海的著名集邮家刘广实老师为什么要给北京的一名普通集邮者来信呢？原因是――贴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对编组邮集有了兴趣，并很快编组了一部邮集参加了展览。一天，我在新的一期《集邮》杂志上看到了刘广实老师展示的部分“民信局”邮集，意外发现刘广实老师所使用的贴片与我在北京市邮票公司中购买的贴片不一样。我购买的贴片上印有小暗格，左边还有三个装订孔，而刘广实老师所使用的贴片上没有这些特征。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天我就给刘广实老师写了一封信询问。由于不知道刘广实老师的地址，故托上海市集邮协会转交。没有想到，刘广实老师真的回信了，而且这样快。
刘广实老师的来信全文如下：
宏伟同志，8月18日来信敬悉。
我那贴片似的尺寸与一般商品贴片（习称“标准贴片”）一样大，是把白卡纸加印标题和边线后制成，没有小暗格，也没有装订孔，因为是特印的，其花费就是“纸张费加印刷费”。
“标准贴片”的尺寸其实并不一律，略大或略小都可以。去年北京举行青少年邮展，不知你看了没有，内中“特邀”的常增书“快信邮票”展品和我这部“民信局”的制作方法就基本一样，只是他的贴片尺寸略大些。
此复
顺致 敬礼
刘广实
8月28日
认识刘广实老师是从1980年开始的，记得当年复刊的《集邮》杂志上就介绍过刘广实老师的集邮事迹，让刚刚踏入集邮之门的我敬佩不已。刘广实老师是集邮大家（不久以后还担任了国际邮展评审员），但对我这样一个小集邮者的来信如此重视，在很快的时间里亲笔回复，让我感动。
多年以后，当我终于见到了刘广实老师并将他给我回信的事情告诉他时，他微笑着说没有什么印象了。是呀，这样的事情对刘广实老师太多了，他又怎么能对每一封回信都有印象呢。顺便说一句，刘广实老师信中提及的“北京举行青少年邮展”，我看了。
（《岭南邮刊》2005年第3期）
母爱的力量
在母亲去世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收集了很多有关母爱题材的邮品，借此表达对母亲的怀念。邮品中有一枚最值得一提，即瑞士1917年发行的“国庆节为了瑞士”邮资片（图202），邮资片图案中保护三个孩子的母亲令我肃然起敬。我仿佛觉得，邮品中的母亲充满着一种力量，一种母爱的力量。每每欣赏这枚邮品的时候，我总要想起我的母亲，想到母亲为我拆信的故事。
那一年，已经病得不轻的母亲在住了不知多少次医院以后，被我接回了我家居住。当时，父亲刚刚被查出了癌症，为了不让母亲知道这个现实，也为了让多年以来照顾母亲的父亲静心休息一段日子，我和弟弟商量决定，由弟弟照顾父亲，我来照顾母亲。
真不知道，母亲居住在我家的那段日子是怎样挨过的。我要上班，故将母亲一个人留在了家里，母亲不识字，电视看不懂，加上疾病的折磨，又少了父亲无微不至的照料，想必母亲一定是度日如年。
作为一名集邮报刊的编辑，那时我每天的读者来信很多（现在也不少），上班的时候处理不完，常常要将这些读者来信带回家来拆看。即使这样，很多读者来信还是来不及处理，家里到处堆积着读者来信。
一天我下班回家，冬天黑得早，没有开灯的家里很是昏暗。这时候，我看见了一幕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场景：在昏暗的屋子里，母亲正弯曲在沙发上用剪子为我拆信，在她面前的茶几上已堆满了拆开的读者来信。看见我回家，母亲冲我咧嘴微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由于疾病的包围，母亲的意识已经越来越不清醒了。但在我上班以后，母亲总是默默地为我拆信，有时候我回家了，母亲也没有意识到，依然在昏暗的世界里为他的儿子拆信。或许，母亲是靠这种类似机械式的劳作，来抵挡疾病对她的进攻和她对我的父亲的牵挂？
半年以后，母亲走了。母亲走了，但母爱的力量永远鼓舞着我。
（《湖北邮电报？集邮》2005年9月15日第4版）
一首诗换来十枚“猪票”
1983年，20岁的我忽然迷上了写诗，有事儿没事儿总爱在本子上涂抹几句，自娱自乐一番。写诗竟然给我集邮带来了不少好处，这是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
一天，我和几个伙伴骑车来到北京郊区游玩，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一棵棵伟岸的白杨映入我的眼帘。如同打开的闸门一样，一首诗“哗”地从我的脑海中淌了出来：“田野有一排婷婷的白杨，像一架绿色的竖琴，风拨弄着琴弦，轻奏着乡间小唱，鸟的啼鸣是欢快的和声，伴着劳作的人们，牵出希望的朝阳。”同行的伙伴听了我诗，都说不错，建议我给报社寄去。回家后，我将这首诗写了下来，起了一个和茅盾散文《白杨礼赞》一样的题目，寄给了一家远在辽宁的报社。大约过了十来天，我的诗果真刊登了出来，报社还给我汇来了八元钱的稿费。看到自己的“大作”首次变成了铅字，仿佛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大诗人，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
从邮局取出八元稿费后，我径直向邮票市场奔去。八元钱，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可是一个大数目。我边走边想，这一次，我可以买很多邮票啦！还没有跨进邮票市场的大门，一些邮票贩子（当时对买卖邮票者的称谓）就把我截住了，这个问：“带什么票了？”我摇摇头，那个说：“要什么票呀？”我轻描淡写地说：“随便看看”。一听我这话，几个邮票贩子争先恐后地将邮票册在我的面前打开，让我挑选。来邮票市场之前，我并没有确定要买那套邮票，因此，当那么多好看的邮票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真不知道选择那套好了。我翻看了一册又一册，嘴里不停地问价，这套多少钱，那套多少钱。几位邮票贩子见我光问价不买票，便接连走开了。
“买什么票好呢？”以前是看见邮票想买却没有钱，今天有钱了却又不知道买哪套邮票了。就在我犹豫不决时，一个只有十来岁大的小孩儿问我，要不要刚发行的“猪票”，一元钱一枚。“猪票”？对呀，为什么不买它呢。我心想，有了“猴票”、“鸡票”、“狗票”，没有“猪票”怎么行呢？小孩儿手里的“猪票”是一个带有下边纸和左边纸的十方连，在左边纸上还赫然印有“北京邮票厂”厂铭，全买下来该多好呀，可钱又不够。看来，只有向小孩儿压价了。心里嘀咕了一阵后，我对小孩儿说：“这样吧，八元钱，我全要了。”“您再加一元，九元钱，否则不卖”。看样子，小孩儿还真会讨价还价。“你看，邮票上的齿儿掉了好几个，品相差了点吧？”我来了个“鸡蛋里挑骨头”。小孩儿最终同意八元钱卖给我。
一首诗，八元钱，换来了十枚“猪票”。我乐不可支我回到家，立刻将十枚“猪票”撕开，自己只保留一个带厂铭的四方连，然后将其他六枚“猪票”分赠给邮友。
写诗、投稿、刊登、稿费、邮票……我为自己铺设了一条“金光大道”。此后，我沿着这条“金光大道”走着，诗一首一首地写，一首一首地往报社寄，得来的十元八元稿费全部换成了邮票。可不知为什么，没过多少时间，我写诗的灵感仿佛一夜之间枯竭了，不管我怎样往外“挤”，诗是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了。诗人的梦想破灭了，“金光大道”也断了。
人的记忆就如同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是闪光的黄金。今天，每当我看到可爱的“猪票”，我的脑海中就会立刻涌现出那首得了八元稿费的诗：“田野，有一排婷婷的白杨……”
（《河北集邮》2005年第9期）
在娘子关邮局给海啸灾区捐款
被誉为“天下第九关”的娘子关，位于山西省平定县城东北45公里处，原名苇泽关，因唐高祖李渊之女李世民之妹平阳公主统领娘子军在此设防而得名。早在1998年11月1日，娘子关就登上了《万里长城（明）》系列邮票，面值3元。
娘子关距离北京不到400公里，虽然我每年都要去山西省若干次，但每次都是与娘子关擦肩而过。今年1月16日，我终于下定了决心，经过5个多小时的奔波，终于站了娘子关面前。
娘子关作为咽喉要地，是长城的著名关隘，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现存关城为明嘉靖二十年（1542）所建。古城堡依山傍水，居高临下，建有关门两座。东门为一般砖券城门，额题“直隶娘子关”，上有平台城保，似为检阅兵士和？望敌情之用。南门危楼高耸，气宇轩昂，坚厚固实，青石筑砌。城门上“宿将楼”巍然屹立，相传为平阳公主聚将御敌之所。门洞上额书“京畿藩屏”四字，展示了娘子关的重要性。关城东南侧长城依绵山蜿蜒，巍峨挺拔。城西有桃河水环绕，终年不息。险山、河谷、长城为晋冀间筑起一道天然屏障。另有承天寨、老君洞、妒女们、烽火台、点将台、洗脸盆、避暑楼等十多处景点，传说为当年平阳公主驻防时所建。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有联曰：“雄关百二谁为最，要路三千此并名。”“楼头古戍楼边寨，城外青山城下河。”充分描绘出这座古关名隘的独特风貌和秀丽天成的优美景物。但作为一名集邮爱好者，我最关心的还是《万里长城（明）》系列邮票中娘子关邮票的取景角度。我手拿邮票，经过一番比照，终于找到了邮票的取景角度――在娘子关下面的公路处。
到娘子关邮局盖戳，相信是每一位来娘子关的集邮者必做的功课之一，我自然也不例外。娘子关邮局距离娘子关500米左右，坐西朝东，门脸挺大。走进邮局，营业员热情相迎，并在我递交的集邮品上加盖了邮戳，邮戳上的“娘子关”三字十分清晰。
正要离开，我发现邮局柜台上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为海啸灾区捐款”的字样。虽然我在《中国集邮报》编辑部已经为海啸灾区捐了款，但若在长城关隘邮局捐款，将是我集邮寻访长城经历中最有意义的事了。于是，我在娘子关邮局给海啸灾区捐了款，并得到了一张值得纪念的汇款收据（图203）。
后记：2月23日，我意外地收到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寄来的一封信，内附我的捐款收据。
（《湖北邮电报？集邮》2005年9月30日第4版）
信销票情结
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19世纪40年代集邮萌芽之时，集邮者皆是从收集信销票开始集邮的。当时的观点是，收集旧票（信销票）才是集邮，收集新票（未用过的票）不算集邮。因此，一百多年前的集邮者为了得到更多的信销票，不惜将从邮局买来的整版新票全部用来寄信，甚至请营业员当场盖戳。今天，集邮者的集邮目的与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再用当初的集邮观点来衡量，是不现实的。
但我集邮，也是从信销票的。
当时我之所以选择收集信销票，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没钱。1976年我刚刚上中学，中学生哪来的钱呢？而收集信销票不需要花钱，只要嘴勤、腿勤、手勤就可以了。起初，我收集信销票的途径单一，只是将父母无意间留下的来信统统翻出，把信封上的邮票一剪了事。如此这般，信销票的数量总是没有多少长进，且品种单调，除了普17“北京饭店”，就是普18“农业”。“形势”逼迫我开辟新的途径。其一，请同学找。我是班里的班长，于是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放风”说我喜欢集邮，一些平常和我“私交”不错的同学便将家里的信封拱手相送。其二，上门讨要。我家与街坊四邻关系甚好，于是我就拜托我的母亲开展串门大行动，上门讨要信销票。其三，写信交换。我与天南海北的邮友约定，写信互贴好看的纪特票。上述三个途径令我的信销票收集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我的信销票阵营壮大了起来。
由于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故在我的信销票中“文革票”占了一定的比例，有“毛主席诗词”邮票（图204），还有没盖戳的“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图206、“毛主席去安源”邮票“文化大革命”期间规定不能盖戳，当然，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因的）。其中一枚“林彪题词”邮票（图207）得来颇为神秘，是一位与母亲关系很好的阿姨偷偷给我的，并嘱托我一定不要公开这枚邮票和邮票的来历。
我把这些信销票夹在日记本里，晚上写完作业唯一的消遣就是翻看这些信销票，睡觉之前必定将信销票数一遍，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睡觉。
当时，我还不知道信销票谁跟谁是一套？一套中有多少枚？只是将图案近似的信销票放在一起。这其中，少不了“乱点鸳鸯谱”。不久，当我从《集邮》杂志上学到了如何识别邮票种类和枚数的知识后，“烦恼”也跟着来了――因为我发现在我收集的所有信销票中，高值票几乎没有。怎么办呢？我一筹莫展。
一天，我在一位邮友的邮册中看到了一枚高值票――60分的“万里长城”，是新票，而在我的“万里长城”信销票中，独缺这一枚。我心里一阵狂喜，但眼睛却并不往这枚邮票上看，假装随意地问：“这枚60分的长城换吗？”邮友答：“我就这一枚，不换。”“我用一套16枚的胜利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旧票（当时还不懂信销票这个词）和你换，行吗？”我提出了交换条件。“好吧！”邮友欣然同意。在当时，许多邮友把追求邮票的数量放在第一位，一下子有16枚邮票进账，难怪这位邮友一口答应。
我兴高采烈地拿着邮票往邮局跑，干什么？去盖戳！“邮票只有盖了戳才有价值”，这是当时在邮友中最流行的一句话。邮局营业员将信将疑地问我：“真要盖戳吗？”我回答得干脆：“盖！”营业员手起戳落，60分“万里长城”新票就这样来到了我的信销票队伍中。
以前收集信销票并不刻意追求品相，因而在收集的信销票中有的品相非常糟糕，比如这枚“梅兰芳”邮票（图208），邮戳让梅兰芳变成了黑李逵。再比如这枚“唐三彩”邮票（图209），邮票下端盖了两次邮戳，如同两次给这匹“唐三彩――马”套上了绊马索。
集邮贵在一个“集”字，如果不去一枚枚地收集，集邮一词中的“集”字恐怕离“下岗”不远了。如今，集邮者大都是购买新邮票，集邮已经变成了买邮，集邮的乐趣也因此打了折扣。为什么集邮者不去集信销票了呢，原因多多。一是省事，掏钱就能买来邮票；二是省心，用不着东家找、西家要。其实，这也不能全怪集邮者“懒惰”。以前，几乎家家都要写信，如今，时代变了，打电话、发“伊妹儿”代替了写信，集邮者收集信销票，难了。
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我集邮之初收集信销票的经历，至今难忘。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我又一枚一枚地收集《民族大团结》信销票，在长达半年的收集过程中，我不仅集齐了全套56枚《民族大团结》邮票，也从邮票上了解了我国56个民族。
（《集邮博览》2005年第10期）
偏关不偏
偏关县地处晋西北的晋蒙交界处，西临黄河，与内蒙古准格尔旗隔河相望；北依长城，与内蒙古清水河县接壤；东南部与平鲁、神池、五寨、河曲等4县毗邻。全县总面积为1685.4平方公里，总人口102085人，其中男性54572人，女性47513人，农业人口88995人。
偏关与宁武关、雁门关合称为外三关。此三关鼎峙晋北，互为犄角，古为兵家征战，屯兵驻防之地，堪称北疆之门户，京师之屏障。古人有诗赞誉：“雄关鼎宁雁，山连紫塞长。地控黄河北，金城巩晋强。”
那天，我乘车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终于在天刚刚黑的时候赶到偏关县城。在暮色中，我从车窗中看到一座城门，停车后疾步前往，城门额上“偏头关”三个大字证实了这就是我魂牵梦萦的长城关口。但是，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就是普29《万里长城（明）》邮票（图210）上的偏关？
第二天一大早儿，我迫不及待地从驻地――偏关县政府招待所狂奔到偏关前。眼前的偏关真让我大失所望：普29《万里长城（明）》邮票上的城门，前面是块开阔地，偏关高大无比；而现在的城门洞两侧紧贴城墙各盖起一座与城墙同高的三层楼，为旅馆、商店等所用，大煞偏关风景。看来，要恢复偏关城门景观，拆除这些“违章建筑”是当务之急。
今日所存偏关关城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所筑，宣德四年（1429）山西镇总兵由宁武关移驻偏关。当地老乡告诉我，偏关关城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逐年拆毁，至今仅存南门砖砌券拱门洞，门洞两侧的残墙也不过长十来米。眼前的南门上刚刚修复的城楼还有一层未拆掉脚手架，据说再过一个月，一座飞檐彩绘的城楼将露出新容。
普29《万里长城（明）》邮票似乎是根据以前的照片资料而设计的，因此邮票上只画出了个城墙和城门，并没有屹立在城墙上面的城楼。由此可见，普29《万里长城（明）》邮票图案是与偏关的现状反差最大的一处关口。
从城门洞进去向北走约200米，要经过一座重檐式的过街楼，当地人称之为“鼓楼”，邮票上也表现了此景。偏关县邮政局为邮票发行刻制了一枚偏头关的风景日戳，经我与实景对照，戳上的图案应是鼓楼，只是设计得比例失调。我原以为偏关地名的由来是地理位置偏僻所致，到达这里一打听方知并非如此。因关称东仰西伏如人首之偏，故而得名，亦称为偏头关。来偏关之前我在网上搜索关于偏关的资料，可惜，收获不多。网上说：偏关古为边防重镇，名胜古迹颇多。有明代修筑、总长为500公里的六条边墙――明长城，有明代建造的文笔凌霄塔；有唐建隆岗寺以及古烽火台岩洞、白衣庙、白龙地等多处旅游景点，有一定的开发价值。云云。
（《湖北邮电报？集邮》2005年11月30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