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有许多种关于“谢谢”的说法，这些说法都表示受恩时的不安。其中最少歧义并业已被现代城市里的百货商场所接受的说法是“哦，真难为情”。日本人这么说的意思往往是：顾客来购物，是在赐予商场难得的大恩大德。这是一个恭维的说法。在我们接受礼物时，还有在无数其他情境中，都可以用这种说法。像“真过意不去”一样，还有几种平常的说法，也能表示你在受恩时的难为之情和“感激之情”。那些自己开店的小老板往往说：“哦，这可没法交代啊。”意即，“我受了您的恩德，但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我不可能报答您；我让您处于这样的境地，真不好意思。”在英语中，“这可没法交代啊”可以翻译成“谢谢”“感谢”或“抱歉”“对不起”。譬如，当你在大街上帽子被风刮跑，有人追上去帮你捡回来，你就可以用这种说法，它比任何别的说法更能表达你的谢意。当他把帽子交到你手上时，出于礼貌需要，你要坦承你在接过帽子时内心所感到的不安。“他这是在给我施恩啊。我以前从未曾见过他，从未曾有机会先给他施恩。为此，我感到内疚；不过，如果我向他表示歉意，我会感到好受些。在日本，‘这可没法交代啊’可能是用来表示感谢的最惯常的说法。我告诉他，我承认，我受了他的恩，这份恩情不会随着我拿回帽子这个举动的结束而结束。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们可是陌生人啊。”
在日本人看来，“诚惶诚恐”是另一个表示感谢的说法，这一说法甚至能更加强烈地表现负恩的态度，一般写作“侮辱”“失面子”，兼有“受辱”与“感恩”两种意思。日语词典解释说，当你这么说时，表示你接受了额外的好处，而你没有资格接受，所以你感到羞辱。你用这个说法表明了你在受恩时所感到的羞愧，而羞愧，正如我们后面要说明的，在日本，是一种苦楚的感觉。保守的店主在感谢顾客时，仍然会说“诚惶诚恐”（辱没）。当顾客请求结账时，也会用这个说法。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传奇故事里，经常能读到这个说法。一个来自下层的漂亮女孩在宫廷里做事，被领主选做情妇时，就会说“诚惶诚恐”，意即，“我不配领受此等恩宠，我有愧啊；您的抬爱令我满心敬畏。”参与争端的武士在得到当局的赦免时，也会说“诚惶诚恐”，即“我受此隆恩，失了面子；置身于如此卑贱的处境，是不恰当的；抱歉，伏惟谢忱”。
较之任何概括，这些说法能更好地解释“恩的力量”。报恩的心理往往伴随着矛盾的心情。在大家所接受的结构严密的人际关系中，由“恩”而产生的“欠恩”意识往往激励人们只是为了报恩而使出浑身的劲儿。但是，欠恩者会很难受，很容易产生怨恨情绪。夏目漱石是日本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在他的小说名作《哥儿》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主人公哥儿是一个东京的男孩，平生第一回到外省的一个小镇教书，很快他就发现，大多数同事都让他瞧不起，当然也就无法跟他们相处。但是，有一位年轻的教员让他产生好感。他管这位新交的朋友叫作“豪猪”。有一回，他们一起外出，“豪猪”请他喝了一杯冰水，花了一钱五厘，相当于1/5美分。
不久之后，另一位教员向哥儿报告说，“豪猪”说了轻贱他的话。哥儿相信了那个麻烦制造者的挑拨，马上想到了自己曾经受过“豪猪”的恩。
“一杯冰水纵然微不足道，但总归是我欠那个家伙的一份情，这会影响我的荣誉。不管是一钱抑或半钱，背负着这份人情债，我将死不瞑目……我受了某人的恩，而没有拒绝，是出于善意，是我尊重他，把他看作正直的家伙。
“我没有坚持自己付账，而是接受了他的杯水之恩，并表达了谢意。这谢意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我虽无权无势，但我是个独立的人。让一个独立的人去接受别人的恩惠，远远胜过一百万元的回报呢——假如能给一百万的话。我让‘豪猪’掏了一钱五厘，向他致了谢忱；这谢忱可比一百万元还贵呢。”
翌日，他把一钱五厘甩到了“豪猪”的桌子上；因为，只有在了断了那份冰水之恩之后，他才能处理他俩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即他听说的对方对他的辱骂。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他俩的斗殴，但是首先要恩断义绝，因为那份恩已不再是朋友之间的恩情。
对琐事如此过敏、如此痛苦而且易于受到伤害，在美国，这些只会出现在青少年犯罪团伙的记录里，或精神病人的病历里，但在日本人却被视为美德。当然，并不是有许多日本人会如此极端行事，而是比较随意。日本评论家们在谈论哥儿时，把他描写成一个具有“火热心肠、水晶般纯洁”的正义战士。作家本人也认同哥儿，批评家们也总是指认这一人物形象是作家的自画像。这是一个关于高尚品德的故事，因为受恩者能够仅仅通过认为他的谢意值“一百万元”，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而提升了自己，从举债者的处境中摆脱了出来。只有当对方是值得交往的家伙时，他才能接受恩惠。在怒火中烧时，哥儿比较了“豪猪”的恩情和很久以前他所受的老奶妈的恩情。老奶妈盲目地偏爱他，觉得家里没有任何其他人欣赏他。她常常偷偷地给他小礼物，如糖果啦，彩笔啦，有一回，甚至给了他三元钱。“她始终关心着我，这使我的心凉透了。”不过，老奶妈给他那三元钱时，他虽然觉得受了辱，但他还是当作借款收下了，而从那以后，他未曾还过这笔钱，那是因为“我把她看作自己的一部分”，他自言自语道。他这么说是在对比“豪猪”的恩情和老奶妈的恩情，两者给他的感受是不同的。他的话是了解日本人对恩情的反应的线索。只要“恩人”真的是自己人，如他在“我”的等级制中具有稳定的地位，或者他正在做某件“我”能想象自己也会做的事情（大风日子里帮“我”捡起帽子并还给“我”），或者他是一个敬慕“我”的人，那么，无论伴随的是什么样混杂的感情，那样的反应都可能产生。这些认同感一旦消散，“恩”就会成为一种烦人的痛楚。这种人情债所招致的后果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为此而感到怨恨，总是对的。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所欠的人情债太重，那么，无论怎样，你都会陷入麻烦。最近，在某杂志的“咨询栏目”中，有一则很好的例子。这个栏目类似于美国杂志上的“失恋者劝诫”，是《东京心理分析杂志》的一个特色栏目，它所提供的劝诫与弗洛伊德基本无关，但完全是日本式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写信征求忠告：
我是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父亲。我老婆16年前就去世了。因为觉得自己会对不起孩子们，所以我一直没有续弦。孩子们都认为我这么做是一种美德。现如今，孩子们都结婚了。8年前，我的小儿子结婚后，我就退居到一座与他家相隔数个街区的房子里。说出来真难为情，在过去的3年里，我跟一个暗娼相好（她是个妓女，与一家酒吧签有契约）。她跟我说了她的遭遇，我为她感到难过。我花了一小笔钱替她买回了自由，把她带到了我家，教她礼仪，把她当作婢女留在家里。她的责任感很强，她的节俭也令人称赏。然而，我的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都为此而瞧不起我，对我形同陌路。我没有责备他们，是我错了。
女孩的父母似乎不了解情况，既然她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们写信来，要她回去。我见过她父母，并向他们解释了有关情况。他们很穷，但并不贪财。他们许诺，就当她死了，同意她继续现在的活法。她自己也想留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可是，我跟她的年龄差距有如父女，因此，有时，我考虑把她送回家去。我的孩子们以为她是贪图我的财产。
我有慢性病，我想，我只有一两年的生命了。我该怎么办？如蒙指引，我将感激不尽。让我来总结一下，尽管这女孩曾经只是个“夜店女郎”，但那是环境造成的。她本性善良，她的父母也不是贪财小人。
日本医生认为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那为老人把太重的人情债压到了他的孩子们身上。他说：
你描述的是每天都发生的一类事情……
在正式进行评说之前，我想说，从您的来信中，我总结出，您是在求我给出您想要的答案，这使我对您产生了某种对抗心理。我当然赞赏您长期的鳏居生活，但您利用了这一点，来使您的孩子感恩于您，并力图证明您目前的行为是正当的。我不喜欢您这样想。我并不是说您狡猾，但您的个性太弱。假如您向孩子们解释您得跟一个女人一起生活的理由——假如您禁不住想要一个女人，那样会更好些。不要让孩子们因为您长期以来的鳏居而欠了您的恩情。孩子们本能地抵制您，因为您过于强调这份恩情。总之，人的性欲不会消失，您也有禁不住的时候。不过，人们力图克服性欲。您的孩子们期望您能克服，因为他们希望您的形象高大起来，合乎他们心目中对您的理想。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您背叛了他们的理想，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虽然在他们这是自私的表现。他们自己结婚了，性欲得到了满足，但他们自私地否认他们的父亲也有性欲。您的思维在一个方向，而您的孩子们的思维在另一个方向（如上所述）。你和他们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您说，那女孩及其父母都是好人。那是您的看法而已。我们知道，人的好坏取决于环境、情境，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此时此刻不追逐利益，就说他们是好人。我认为，女孩的父母任由她给一个垂死之人当填房，简直是麻木不仁。如果他们考虑到他们女儿是填房这一点，那么他们应该是要从中追逐某种利益或好处；您不这么认为，那只是您的幻想。
您的孩子们担心那女孩的父母想要得到一笔财产，我确信他们有此担心。那女孩还小，可能心里没有这样的念头；但她的父母应该会有。
摆在您面前的是两条路：
1. 做一个“完人”（各方面都很好，无所不能），跟那女孩一刀两断，并达成分手契约。不过，我认为，您做不到这一点。您的凡人的感情不允许您这么做。
2. “回头做个普通人”（放弃您的种种借口），打破孩子们因为把您当作理想人物而赋予您的种种幻象。
至于财产，您应该马上立一份遗嘱，声明那女孩能继承什么，您的孩子们又能分得多少。
总之，要牢记您已经老了，变得有点孩子气了；这一点我从您的笔迹中可以看出。您的思维中情绪多于理性。尽管您口口声声说想要把那女孩从贫困境地中救出来，但实际上您是要她来代替您母亲。我认为，一旦离开母亲，任何婴孩都活不了——为此，我奉劝您走第二条路。
这封信中有一些关于“恩”的说法。一个人一旦选择让别人，哪怕是他的孩子感觉受了他格外重的恩情，那么，只有他自己才能冒险改变他行为的方向。他应该知道自己会因此而受苦。另外，不管他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使孩子们受恩于他；他都不可抬高功劳，然后让自己睡在功劳簿上。想利用这“恩”来“证明你现在的行为是正当的”，这就错了。他的孩子们“自然”会反感，因为他们的父亲善始却不能善终，他们觉得这是“背叛”。如果一位父亲想当然地以为，只因为在孩子们需要他照料时，他曾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们，如今他们长大了，就要特别地来照顾他，那他就太愚蠢了。相反，孩子们只会在脑子里想着他们所受的“恩”，但“在内心深处会反对您”。
美国人不会如此判断这样一种情形。我们认为，在孩子们失去母亲之后，父亲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他晚年理应在孩子们的心里占有一个温暖的角落，而不是让他们“本能地反感他”。不过，为了让美国人像日本人那样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笔经济上的交易，因为，在这个领域，我们有一些可比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说，父亲是以正式交易的方式把钱借给孩子们的，他们得还债，还得加上利息，那样的话，“他们自然会反对您”。也正是在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日本人在接受一支香烟时，会说“惭愧”，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谢谢”。我们能理解到，为什么他们在说到某人让别人负恩时，会带着反感的情绪。我们至少能够取得一条线索，去理解为什么“哥儿”对一杯冰水之恩要那样地夸大其事。但是，美国人不习惯把金钱标准应用于这样的事情，如冷饮柜台前一次偶然的请客，一个父亲长年累月地把自己奉献给没妈的孩子，像“八公”那样忠诚的狗的奉献。日本人却习以为然。我们认为，在人们奉献爱、慈善、慷慨时，越是没有附加条件，这些品质的价值就越高；而在日本，这样的奉献必然带有附加条件。你只要接受任何一种这样的行为，就会欠上一笔人情债。正如日本人常说的：“受恩要有天生的慷慨（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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