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关于“忠”“孝”“情义”“仁”和“人之常情”有种种规定，这些规定的内容就是日本人的人生观。他们看到的是“人的整体义务”，那义务被分成不同的种类，就好像是地图上标志出来的不同的省份。用他们的话说，一个人的生活包括“忠的圈子”“孝的圈子”“情义的圈子”“仁的圈子”和“人之常情的圈子”，还有许多其他的圈子。每个圈子都特定的具体的规则；一个人判断他身边的人，不会说他们整体人格有问题，而会说“他们不知道‘孝’”，或说“他们不知道‘情义’”。美国人会谴责某人行为不端，但日本人会具体说出他的行为在哪个圈子里没有做好。他们不会谴责某个人自私或不厚道，而是会具体说出是在哪个特定的领域触犯了规则。他们不会施用绝对命令或金箴。得到赞许的行为与行为表现所处的圈子是关联的。当一个人“尽孝”时，他只是在尽孝。当他在“为情义而行动”时，或者“在仁的圈子里”行动时，他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西方人会如是判断。任何一个圈子的规则都是这样的设定的：当圈子里的情形发生变化时，就可能相应地需要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家臣对主子的情义要求最大的忠诚，直到主子侮辱家臣，在那之后，任何背叛都不是大问题。直到1945年8月，“忠”都要求日本人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天皇通过广播颁布投降诏书，“忠”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日本人战胜了自己的心理，表现出与外来者合作的态度。
这让西方人感到困惑。根据我们的经验，人们会按照自己的性格行事。我们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看的是他们是忠诚还是背叛，是合作还是顽固。我们给别人贴上标签，预料到他们的下一个行为会像上一个。他们慷慨或吝啬，乐意或迟疑，保守或自由。我们预料：他们会相信某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坚持不懈地与敌对意识形态做斗争。在欧洲的战争经验中，我们既看到了合作派，也看到了抵抗派。我们有十足的理由怀疑，在胜利日之后，合作者会改弦更张。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我们认识到，新形势一出现，支持和反对新政的两派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性格行事。如果某些人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如，一个不信教的人变成了天主教徒，或者一个激进人士变成保守派——我们应该给这种变化贴上“转向”的标签，并且树立一种新型人格以适应这种变化。
西方人相信行为的完整性，当然，我们并不总能证明这种信任是正当的，不过，它也不是幻觉。在大多数文化中，不管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男人和女人都以行动把自己描画成某些特定种类的人。如果他们对权力感兴趣，他们会以别人是否服从他们的意志来判断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他们喜欢得到爱护，他们就会在非个人的处境中遭受挫折。他们幻想自己绝对是正派人士，或者具有“艺术家气质”，或者在家里是个好人。他们自己的性格一般都具有某种格式（Gestalt），这种格式把秩序带入人类的生存。
西方人不会轻易相信：日本人能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形下，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因为西方人的经验中不包括这些极端的可能性。但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矛盾的因素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正如一些一致的因素扎根于我们的人生观。尤其重要的是，西方人应该意识到，日本人把生活分成不同的一些“圈子”，这些“圈子”不包括任何“邪恶的圈子”。这倒不是说，日本人认识不到邪恶行为的存在，而是他们看不到。人类的生活是一个舞台，上演着善与恶的战斗。他们把人生看作一出戏，要求认真地去平衡一个“圈子”和另一个“圈子”、一种程序和另一种程序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圈子和每一道程序本身都是善良的。如果大家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日本人就不需要各个方面的伦理指令。用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的乔治·桑塞姆爵士的话来说，他们“不抓邪恶问题”。根据他们的观点，他们所赖以充分说明邪恶行径的方法不是那么具有普遍性。尽管每一个灵魂在最初都因为具有新铸宝剑那样的美德而闪闪发光，但是，如果不经常擦拭，它也会锈蚀。正如他们所解释的，这种“身体上的锈”跟刀上的锈一样糟糕。人们既然愿意擦拭刀，也就应该以同样的态度照料他们自己的性格。不过，哪怕在锈迹下，那颗闪闪发光的灵魂也依然存在。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擦拭它，使它的光彩焕发出来。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的这一人生观使他们的民间故事、小说和戏曲变得尤其难以定论——除非我们能改写有关情节，以符合我们对性格一致的要求和善恶冲突的要求，这种改写现象经常发生。但是，这不是日本人看待这些情节的方式。他们的评说是：主人公深陷于“情义与人之常情之间的冲突”“忠与孝之间的冲突”和“情义与义务之间的冲突”。主人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放任“人之常情”，而忽视“情义”所规定的种种义务，或者无法同时尽忠又尽孝。因为“情义”，他无法做到堂堂正正；迫于“情义”，他只能牺牲家庭。上述冲突仍然处于两种义务之间，这两种义务本身都具有约束力，都是“善”的。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就像是债台高筑的人所面临的选择。他当时必须先还给一些债主，而不顾其他债主，但是，事实上，他还了一笔债，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债就可以不还了。
日本人就是这样看待主人公的人生的，这与西方人的观点大相径庭。我们的主人公之所以是好人，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比较好的人生”，而且与邪恶的对手针锋相对。我们常说“这是美德的胜利”，所以故事应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好人应该有好报。然而，日本人对这样的故事抱有无法满足的胃口：主人公犯了臭名昭著的案子，最后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名声欠下了一屁股无法还清的债，所以只好选择自杀以求解脱。在许多文化中，这样的故事意在教人服从苦难的命运。但是，在日本，它们的寓意恰恰不是这样的，而是要人变得主动和残忍。主人公们付出种种努力，履行他们应该负担的某项义务，这么做时，他们对别的义务就不够重视了，但是，到最后，他们还得应付他们所轻视的那个“圈子”。
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是《四十七士》。在世界文学中，它不是一部有很高地位的作品；但是，它具有能抓住日本人心灵的无与伦比的魅力。每一个日本男孩不仅知道故事的梗概，而且知道故事的具体情节。不断地有人在讲、在印制这些故事，还有人把它改编成受人欢迎的现代电影系列。四十七士的坟墓历来都是人们喜欢去的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去拜祭。他们在那儿留下拜祭卡，常常使坟墓周围变成一片白色。
《四十七士》的主题以臣子对主子的情义为中心。在日本人看来，它写的是情义与忠之间、情义与正义之间的冲突——从道德上说，情义当然是取得了胜利——还有“单纯的情义”与“无限的情义”之间的冲突。这是个发生在1703年的历史故事，那是在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根据现代日本人的幻想，那时的男人都是男子汉，没有人“不愿意履行情义”。四十七个英雄为情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名声、父亲、妻子、姐妹甚至正义。最后，他们为了效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死在自己的手里。
幕府将军委派两个大名去主持一项仪式，其中一个是浅野侯。在那个仪式上，所有大名都要向将军致敬表示臣服。两位主持人都是地方领主，不知道需要注意的礼仪，因此，他们不得不去向幕府中地位显赫的大名吉良侯请教。不幸的是，浅野侯最聪明的家臣大石——故事的主人公——本来会给浅野侯一些谨慎的建议，但当时回老家了；于是，天真的浅野侯没有准备好一份大“礼”，送给那位他要请教的大人物。而另一个大名的家臣们老于世故，在吉良侯教导他们的主子时，给那位师傅送上了丰厚的礼物。因此，吉良侯在教导浅野侯时态度恶劣，故意让他在仪式上穿戴完全错误的礼服。浅野侯就以那样的穿着出现在那个重要的日子；当他意识到自己所受的欺侮时，他拔出刀来，在他和吉良侯被拉开之前，他砍伤了后者的额头。作为一个看重荣誉——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人，这是一种美德——他报了仇；但他在将军府第拔刀伤人，就是不忠。浅野侯在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上，表现了美德；但是，为了表示忠心，他只能按照有关规则，剖腹自尽。他回到自己的住所，穿戴停当，准备剖腹，只等最聪明、最忠诚的家臣大石回来。两人诀别时，相互久久对视，浅野侯早已端坐在那儿，他用刀刺入自己的腹部，就这样死了。没有一个亲戚愿意继承他的爵位，因为他不忠，而且引起了幕府将军的不快；浅野侯的藩地被没收，家臣们也成了没有主子的浪人。
根据“情义”所要求的义务，浅野侯手下的武士们应该像他们的主子所做的那样，也要剖腹自尽。浅野侯那样做，是出于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家臣们那样做，则是出于对他的情义，因此这是对吉良侯侮辱他们主子的一种抗议。但是，大石窃自以为，为表现他们对主子的情义，剖腹自尽是微不足道的行为。他们应该完成主子的复仇大业，必须杀掉吉良侯；主子当时之所以无法实施其复仇行为，是因为他被地位比他高的吉良侯的家臣们给拉开了。但是，只有冒不忠之名才能完成此复仇大业。吉良侯是幕府将军的近臣，浪人要实施他们的复仇行为，不可能得到中央政府的官方许可。在一般情况下，任何筹划复仇的团体都要到幕府去登记他们的计划，声明复仇的最后期限，在那之前，他们要完成复仇行为，否则，只能放弃。这一安排允许某些幸运者调和“忠”与“情义”之间的关系。大石知道，这个门道对他和他的同伙是不开放的。因此，他把曾经是浅野侯的家臣的浪人们召集起来，但是，关于刺杀吉良侯的计划，他一个字都没说。他们总共有300多人。1940年，在日本学校里所教的这个故事的版本说，他们全都同意剖腹自尽。然而，大石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承担“无限的情义”——日本人所说的“情义加忠诚”——而刺杀吉良是一桩很危险的举动，因此，有些人是不能信任的。为了区分哪些人负有“单纯情义”，哪些人负有“情义加忠诚”，大石决定考验大家。他的测试手段是：如何分配主子的私人财产。在日本人看来，这一测试就好像是：他们还没有同意自杀，他们的家属就获益了。有些浪人对财产分配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强烈的不满。总管在家臣中俸禄最高，以他为首的一批人想要按照以前的俸禄标准来分配。以大石为首的一批人则想让所有人平分。哪些浪人具有“单纯情义”这一点一旦完全搞定，大石就同意总管的分配计划，并且让那些赚了便宜的人离开了大家。总管离开之后，就得到了“狗武士”“不懂情义之人”和“无赖”等恶名。大石断定只有47个人在情义上足以靠得住，可以秘密共谋复仇大业。他跟这47人约法，发誓任何信条、爱情和义务都阻挡不住他们去完成他们的誓言。“情义”是他们的最高法令。47人割伤手指，歃血为盟。
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不让吉良嗅到复仇的气味。他们解散了，并且装作失去了所有的荣誉。大石频频光顾最低级的妓院，参与斯文扫地的争吵。以这种放荡生活为掩饰，他跟妻子离了婚——任何日本人打算做违法之事，这是通常的也是完全正当的步骤，因为这样做可以免得他的妻儿在他最后的行动中跟他一起担当责任。大石的妻子怀着巨大的悲痛离开了他，但他的儿子加入了浪人的行列。
整个东京都在推测他们的报仇计划。所有尊敬浪人的人们当然都相信，他们将刺杀吉良侯。但这47名武士否认自己有任何这类意图。他们假装成“不懂情义的人”。他们的岳父为他们如此丢脸的行为而震怒，把他们赶出了家，让女儿跟他们离了婚。朋友们嘲笑他们。一天，大石的一位密友遇见他，他当时正在喝酒、跟女人狂欢，甚至在这位朋友面前，大石都否认自己对主子的情义。“报仇？”他说，“这是愚蠢的行为。我们应该享受生活。没有什么比喝酒、到处玩耍更好的了。”他的朋友不相信他，把大石的刀拔出刀鞘，本以为那刀是闪闪发光的，以证明大石所言不实。但是，那刀生锈了。那朋友不得不相信了，在开阔的大街上，他朝喝醉了的大石又是踢又是吐唾沫。
有一个浪人，为了掩饰自己在复仇计划中的角色，需要钱，把妻子卖到了妓院。他妻子的兄弟也是一名浪人，发现自己的姐姐已经知悉了复仇计划，遂提议由自己动手杀了姐姐，还辩解说，这样就可以证明其忠诚，大石就会让他加入复仇者的行列。还有一名浪人杀了自己的岳父。还有一名浪人则把妹妹送给吉良侯，去当女仆兼小妾，这样浪人们可以从幕府内部获得消息，从而知道动手的时间。这一行动中让人难以置信的部分是：复仇大业完成之时，她就要自杀，因为她以前假装是吉良侯那边的人，这是一个污点，她不得不以死来洗刷。
12月14日，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吉良举办了一场米酒聚会，卫兵们都喝醉了。浪人们突然袭击了吉良的府第，制伏了卫兵，径直冲向吉良的卧室。吉良不在房间里，但床上还有体温。浪人们知道他是藏在了院子里的某个角落。最后，他们发现，一个男人蜷缩在外面一个用于储藏炭的房间里。一名浪人用长矛刺透了那小屋的墙壁，但他拔出长矛时，上面没有一点血。实际上，长矛刺中了吉良，但在往外拔时，他居然用和服的袖子擦去了上面的血迹。他的诡计没有得逞。浪人们逼迫他走出屋子，但他声称，他只是吉良家的总管。就在那时，一名浪人记得，在将军的朝堂上，浅野侯曾经刺伤过吉良侯。由这个伤疤，浪人们认定此人就是吉良，并要求他立即剖腹自尽。他拒绝了——这当然证明他是个懦夫。他们拿出浅野侯用以剖腹自尽的那把刀，砍掉了吉良的脑袋，按例把那脑袋清洗干净。就这样，他们完成了复仇大业，带着那两度染血的刀和吉良的脑袋，排成队走向浅野侯的坟墓。
整个东京都弥漫着浪人们这一壮举所引起的兴奋情绪。他们的家属和岳父曾经怀疑过他们，现在冲上去拥抱他们，表示敬意。诸侯们沿途款待他们。他们列队来到浅野侯的坟墓前，放下刀和首级，还有一篇写给主子的悼词（至今还留存着呢）：
我们今天到这儿来向您表达敬意……除非已经完成由您开始的复仇大业，我们一直不敢在您的坟前现身。等待的时间一日三秋……今天才让吉良侯来陪您。去年您万分珍视这把刀，并把它托付给我们，现在我们把它给您带回来了。我们祈请您拿着它，再次砍向敌人的脑袋，报仇雪恨。四十七士敬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