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孩子被抚养长大的方式，可能是西方人所猜想不到的。日本父母训练孩子去过一种审慎而节俭的生活，美国父母则不会那么做，他们从一开始就向孩子证明：他们那些小小的愿望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吃奶和睡觉等方面，我们对他们也严加管教。时间未到，他无论怎么大呼小叫，都得等着。一会儿之后，他会把手指塞到嘴里，或摸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母亲就要打他的手，让他把手拿开。母亲常常离开他的视线，每当母亲出门，他就得自个儿待着。在他喜欢上别的食物之前，就得断奶；或者，如果他是用奶瓶喂养的，那他就得放弃奶瓶。有些食物对他有好处，他就得吃。他做得不对时，就要受到处罚。美国人自然会猜想到，这些规则用在日本幼儿身上肯定更加严厉，因为日本孩子在成年之后，就得压制自己的愿望，就得小心谨慎地去遵守这样一套道德规范。
然而，日本人并没有这么做。他们描绘的人生弧线与美国人的正好相反。这是一根U形曲线，两头大，底部浅，允许幼儿和老人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和任性。过了幼儿期，限制程度慢慢地加强，到了结婚前后，一个人的自主程度达到最低点。在壮年时期，这种低水平会延续许多年。但是，一过60岁，这条曲线又会渐渐上升，老年男女跟孩子一样，不受羞耻感的牵制。在美国，我们的人生曲线是倒过来的。幼儿受到严厉的管教，随着孩子的力气慢慢变大，他所受到的管教也越来越松；当他找到了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当他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就能自由地打理自己的生活。我们在壮年时期享有最高的自由和自主。当我们失去了控制力或精力，或者变成了依靠别人的人，针对我们的各种限制又会出现。要按照日本人的模式安排生活，甚至让美国人想象一下都很难，在我们看来，这肯定会让人在现实面前碰一鼻子灰。
然而，这两种人生曲线的安排都在事实上确保了这一点：个人在壮年时期能积极参与本国的文化建设。在美国，为了确保这一目标，我们会在一个人的壮年时期，让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在日本，他会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壮年人在体力方面和谋生能力方面，确实处于顶峰状态，但这并不就使他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高度确信：限制是很好的精神修炼（修养），能产生自由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在日本人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年龄段，男男女女受到了严厉的限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限制贯穿他们的一生。儿童时期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
一个纵容孩子的民族非常喜欢拥有孩子。日本人就是这样。他们想要孩子，其首要的原因，跟美国的父母一样，即爱一个孩子是一种乐趣。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在美国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原因。日本父母需要孩子，不仅出于情感上的满足，而且因为：如果他们不赓续家族的香火，那他们的人生就是失败的。每个日本男人都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在他死后，儿子会每天到他的牌位前缅怀他，向他表达敬意，那牌位放在客厅的佛龛里。他需要儿子传宗接代，保持家族的荣誉和财产。出于传统社会方面的原因，父亲对儿子的需要，几乎跟儿子对父亲的需要是一样的。儿子在将来会取代父亲，父亲不会感觉自己受到了排挤，而会感到更保险了。在若干年内，父亲托管着“家务”，以后由儿子接替。假如父亲不把管家的权力传给儿子，由他自己履行职责，那就没什么意义。在日本，儿子完全长大之后，还会依赖父亲，这种依赖关系会延续很长时间，比美国的时间长得多。但是，由于他们深深意识到家族的延续性，他们不会预感到羞耻，而在西方国家，儿子如果这样依赖父亲，一般都会感到羞耻。
女人也需要孩子，也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而是因为只有做了母亲，她才能得到一定的地位。如果没有孩子，她的家庭地位就最不稳固。哪怕她不被休掉，她也决不能期望成为婆婆、进而拥有决定儿子婚姻并掌控儿媳妇的权威。她丈夫会领养一个儿子，以赓续香火，但是，根据日本人的观念，没有自己孩子的女人永远是失败者。日本人期望妇女能多生孩子。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日本平均每年的出生率是317/1000，哪怕跟出生率比较高的东欧国家相比，这一出生率也是很高的。1940年，美国的出生率是176/1000。日本女人开始生孩子的年龄也比较小，19岁年轻女子生孩子的数量多于美国的同龄妇女。
在日本，生孩子和行房事一样，都是私密的。女人在分娩时不可叫出声来，因为她一叫，别人就知道了。一张简陋的小床早就给孩子准备好了，带有新的床垫和被面。新生儿如果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新床，会是不好的预兆，所以，哪怕家里除了被面，实在买不起别的新东西了，也要把里面的棉花彻底拿出来，翻新一下，使被子看起来是“新”的。小床上的被子不像成年人盖的那样僵硬，而要轻得多。据说，这样的话，孩子在自己的床上就会感觉舒服得多。之所以要给孩子单独备床，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一种公认的神秘观点：新生儿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新床。孩子的小床被拉到母亲的床边，但孩子不会跟母亲一起睡，直到它能表现出自主意识。他们说，大概在一岁的时候，孩子会伸出胳膊，让别人知道它的要求。那时，孩子才能由母亲抱着，跟母亲一起睡。
孩子出生头三天，不给奶喝，因为真正的奶汁要等到三天后才会流出来。从此，孩子可以随时叼奶头，或者为了喝奶，或者为了舒服。母亲也觉得喂奶是一种享受。日本人相信，喂奶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孩子轻易就学会了分享她的快乐。乳房不仅提供奶，也提供快乐和舒服。头一个月，孩子或者睡在自己的小床里，或者由母亲抱在怀里。人们认为，只有在孩子满月之后，在抱到当地的神社去亮相之后，他体内的生命才牢牢地扎下了根，从此，把他抱到公众场合随意转悠，也是安全的。满月之后，他就会被驮在母亲的背上。在他的腋下和屁股下，拉上一根双股带子，这带子绕过母亲的肩头，在母亲的腰前打结。天冷的时候，母亲的棉衣会穿在孩子的外头，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家里大一点的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也要帮着带小孩，甚至在他们玩垒球游戏或跳房子游戏时，也要背着小孩。农民和比较穷的人家尤其依赖这种孩子带孩子的方式：“这些日本小孩由于生活在大庭广众之中，很快就显得既聪明又有趣，大孩子背着他们玩游戏，他们似乎也跟大孩子一样，享受着游戏的快乐。” 日本小孩被绑在背上，像张开翅膀的雏鹰；这跟太平洋群岛和其他地方流行的带孩子的方式很相像，那些地方的人们用披肩把孩子绑在自己身上。用这种方法带的孩子具有被动性，长大之后，他们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姿势睡觉。但是，用披肩和袋子装孩子，会鼓励孩子养成彻底的被动习惯，而日本人用的带子却不会有这种后果。“不管被谁背着，婴儿都会像小猫一样，紧紧地贴在他背上……那些把它绑在背上的带子足够安全……不过，为了确保拥有一种舒服的姿势，它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他很快就学会用相当有难度的技巧趴在背上，而不只是待在一个绑在大人肩膀上的兜子里。”
无论何时，母亲在干活时，就把孩子放在床上，而上街时，则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带着孩子。她对着孩子说话或哼哼。她让孩子做各种礼貌动作。如果她自己向人还礼，就会往前移动孩子的头和肩膀，让它也做出还礼的样子。孩子总是被挂在心上。每天下午，她带着孩子去洗热水澡，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逗他玩。
孩子戴尿布的时间是三四个月，尿布是很重的布垫子，日本人有时会抱怨说，自己的罗圈腿就是这样的布垫子造成的。在孩子三四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开始对他进行配合照料的训练。她估计孩子需要便溺了，便把他抱到门外，往往一边等着，一边低声地、单调地吹着口哨；孩子呢，也学会了解到了这种声音刺激的目的。大家一致认为，日本孩子，正如中国孩子，很早就受到了便溺的训练。如果有闪失，有些母亲会捏弄孩子，但她们一般只会变更口哨声的调子，以更加频繁的间隔，把很难训练好的孩子抱到门外去。如果孩子便秘，母亲就会让他吃灌肠剂或泻药。母亲们常说，她们要让孩子感觉更舒服。孩子在受训时，就不再需要戴不舒服的粗糙尿布。事实上，日本孩子肯定发觉尿布不适意，这不仅是因为尿布很重，而且因为习俗没要求尿布一湿就换。孩子毕竟太小，还意识不到那种配合照料的训练跟摆脱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关系。他们只是体验到，这是每天自己被强迫做的事，无法逃避。另外，母亲抱着便溺的孩子时，得让孩子跟自己的身体隔着一点距离，但必须抱紧。孩子们从这样不折不扣的训练中学到的东西有助于他成年之后，去接受日本文化中那些微妙的强制性规定。
日本婴儿往往先学说话后学走路。大人们往往怂恿他爬行。以前，人们认为，婴儿在一岁前，不应该站立或迈步，他有任何这方面的努力，母亲就会加以制止。在便宜而发行很广的《母亲杂志》上，政府曾花了一二十年时间，教导母亲们：应该鼓励婴儿走路，现在，这种行为普遍多了。母亲们在婴儿的腋下拴一根带子，或者用手扶着它。不过，婴儿还是更喜欢先学说话。当它开始牙牙学语时，往往会乱七八糟地说出一大串，大人们喜欢学他说话，以逗他玩；这使他的话更具有目的性。大人们没有把婴儿学习说话的事放手交给偶然的模仿，而是教婴儿词语、语法和敬语，他们和婴儿都喜欢这样的游戏。
在日本家庭里，孩子们学会走路之后，可能会做出许多恶作剧。他们会用手指戳穿纸墙，掉进地板中间开着盖的火坑里。为了表示不满，大人们甚至夸大屋子里的各种危险。踏在门槛上是危险的，而且绝对是禁忌。日本民居当然没有地窖，是靠托梁架在地面上的。人们严肃地认为，哪怕是一个孩子在门槛上踏一脚，都可能使整座房子走形。不仅如此，孩子还必须明白：不能踩或坐在铺席交叉的地方。铺席都有标准尺寸，房间大小往往用“三席房”或“十二席房”来表示。孩子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在这些席子交叉的地方，古时的武士往往从席子底下用刀往上捅，刺穿房间的占领者。只有又厚又软的铺席能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哪怕是席子交接处的缝隙都有危险。母亲把这种感觉放进她一贯使用的训诫中，她对孩子的告诫是“危险”和“不好”。第三个经常用到的告诫词是“脏”。日本人家里的整洁有口皆碑，孩子从小就被告诫要重视整洁。
直到更小的婴儿出生前不久，大多数日本孩子才会断奶；不过，近年来，政府主办的《母亲杂志》赞成婴儿在八个月大时断奶。中产阶级的母亲经常会这么做，但这绝对不是日本的普遍习俗。日本人真的感到，喂奶能给母亲带来很大的快乐；那些慢慢接受了新习惯的人认为，喂奶时间变短，是母亲为了孩子的好处作出了牺牲。他们一旦接受那种新的说法，即“喝奶时间越长，孩子的身体越弱”，他们就会责备孩子的母亲，如果她还没有给孩子断奶，就会被说成纵容自己。“她说她没法给孩子断奶。只不过她自己没下定决心罢了。她想继续喂奶。大部分的好处是她自己得的。”因为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很容易理解到：那八个月断奶的倡议至今没有传开。断奶晚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日本的传统饮食中没有专门给刚刚断奶的孩子吃的东西。如果他很小就断了奶，大人就只能给他喂粥，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会直接由喝母乳转而吃大人常吃的食物。日本人的食谱里不包括牛奶，他们也不专门给孩子准备一些蔬菜。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有理由怀疑，“喝奶时间越长，孩子的身体越弱”，这样的政府教导是否正确。
孩子往往是在听懂别人说话之后断奶。以前，当一家人围着饭桌吃饭时，他会坐在母亲怀里，被喂上几口；现在，他吃的更多了。这时，有些孩子不愿意吃大人喂的食物，这很容易理解；他们之所以断奶，是因为更小的孩子出生了。他们乞求喝奶，母亲们却常常给他们糖果，买走他们的注意力。有时，母亲会在乳头上涂抹一些胡椒粉。不过，所有母亲都会嘲笑他们说，如果他们还想喝奶，就表明他们还是小小孩。“看看你堂弟，他跟你一样小，但他不再要奶喝。你可是个男人啊”，“他在嘲笑你呢，因为你已经长大了，却还想喝奶”。一个两岁到四岁的孩子纠缠着要喝母亲的奶，当他听到另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走近时，他往往会放弃吃奶的念头，并装出一副不喝也无所谓的样子。
这种嘲笑，这种敦促孩子向大人看齐的做法，不局限于断奶这一个方面。从孩子能够听懂别人说话时开始，这些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被用到。当孩子哭时，母亲会跟他说：“你可不是女孩啊。”或者“你可是个男人啊。”或者“看看那个小小孩，连他都不哭呢。”这时，正好有一个婴儿被抱着来串门，母亲就会当着自己孩子的面，抚弄那个婴儿，说：“我打算领养这娃娃，因为他真是个好娃娃。你都多大了，还哭。”她自己的孩子会拼命冲向她，常常会用小拳头连续打她，哭着说：“不，不，咱们不要别的娃娃了。我保证听你的话。”当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吵闹不休，或者该做的事没有及时做时，母亲会跟某个男客人说：“您愿意把这孩子带走吧？我们不要他了。”那客人假装愿意，开始把孩子拉到屋子外，孩子会尖叫着，要他妈妈去救他。他怒气冲冲的了。这时，母亲认为，嘲笑已经起作用了，她温和地把孩子牵回到自己身边，要求还在暴怒中的孩子答应以后好好的。这种小戏有时也在五六岁的孩子那儿上演。
嘲笑也有别的形式。母亲会转向丈夫，对孩子说：“我更喜欢你爸爸，他是个好人。”孩子会表现出十分的嫉妒，力图闯入父亲和母亲之间。母亲说：“你爸爸不会在屋子里到处喊叫、乱跑。”孩子抗议道：“我没叫，也没跑，我不想那么做。我是好孩子。现在你喜欢我吗？”当戏演得足够长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会相视一笑。他们用这种方法嘲笑儿子，也同样嘲笑女儿。
这样的体验是害怕被嘲笑和被排斥的沃土，在日本成年人中，那样的害怕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很难说，小孩多久能明白，大人是在用这种嘲笑逗自己玩，不过，他早晚会理解到。在他理解之时，这种被嘲笑的感觉就会跟他被威胁时的恐惧感结合起来，他还被威胁将失去所有的安全和亲密。等他长大之后，一旦被嘲笑，他就会回想起这幅童年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