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交市人不如友山翁，谒朱人不如亲白屋；听街谈巷语不如闻樵歌牧咏，谈今人失德过举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译文”
与其交一个市井商人作朋友，不如交一个隐居山野的老人；与其巴结富贵豪人，不如亲近布衣百姓；与其谈论街头巷尾的是是非非，不如多听一些樵夫的民谣和牧童的山歌；与其批评现代人的错误过失，不如多传述一些古圣先贤的格言善行。
“解说”
人不能逃避世事，不承担社会责任，但为大事者必须要有超脱世俗的心境，才可能修身养德，才可能为一展大志不息奋斗。古人一向认为，市井权贵，不如山野平民，与后者交，得自然真趣，见人心本性，而前者是世俗和计谋奸诈的代表。所以，一个真正有高雅情趣的人要接近自然，返璞归真。
“例解”
智士劝楚王 不可进攻宋
楚国人士尹池为楚国出使到宋国去。宋相司城子罕在家里宴请他。
子罕故意让士尹池观看他家院子周围的情况。南边邻居的墙向前突出却不拆了它取直，西边邻居家的积水流过子罕的院子却不加制止。士尹池询问这是为什么，司城子罕说：“南边邻居家是工匠，是做鞋的。我要让他搬家，他的父亲说：‘我家靠做鞋谋生已经三代了，现在如果搬家，那么宋国那些要买鞋的，就不知道我的住处了，我也将不能谋生。希望相国您怜悯我。’因为这个缘故，我没有让他搬家。西边的邻居家院子地势高，我家院子地势低，积水流过我家院子很便利，所以没有加以制止。”
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还要发兵攻打宋国，士尹池劝阻楚王说：“不能攻打宋国。它的君主贤明，它的相国仁慈。贤明的人能得民心，仁慈的人别人能为他出力。楚国去攻打它，大概不会有功，而且还要被天下人所耻笑！”
由于士尹池到宋国进行了调查研究，因而阻止了楚王攻打宋国。
超人的胆识 公正的举措
李尚隐（666—740），京兆万年（今陕西潼北）人。20岁时由明经入仕。在宦海浮沉中，他始终保持着洒脱直率的本色，尤其是他的“论议皆披心示诚，言无所隐，处事明断”更赢得了同僚的仰慕礼敬。
唐中宗京龙三十（709），中书侍郎兼史部侍郎崔蔔和吏部侍郎郑忄音一起负责当年的吏部铨选。但他们大肆假公济私，贪污受贿，甚至在用完了当年规定授官限额外，还有大批已经内定的人选未授官，以至不得不占用三年以后的缺额。在选用的如此庞大数目官员中，“材廉者辄不用”，极大地坡坏了铨选工作的正常运转。但是，如此卖官徇私的官员在昏庸混乱的中宗朝竟获升迁，二人双双相踵知政事，都当了宰相，权势更熏焰灼天了。但崔蔔、郑忄音二人的贪赃徇私不仅使公廉者受损，甚至于有的行贿者也因过于猥众而有所遗漏。崔蔔的父亲崔挹当时任国子司业，“性贪冒，受人请托”，以许诺中选为由，接受了某位候选人的钱财，但却忘了将此事告诉其子，崔蔔在公布被黜落的人的长名榜时将此人也列入了。这位行贿者觉得受骗了，十分恼怒，当即找到崔蔔问道：“公所亲受某赂，奈何不与官？”大庭广众下的如此责难，令崔蔔尴尬不已。为了面子他色厉内荏地厉声喝问：“所亲为谁？当擒取杖杀之！”投诉的人听罢，沮丧万分地说：您可千万不要杖杀，否则的话，将使公披麻戴孝服三年丧。话中虽透出几分无奈，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崔蔔一听是自己的父亲，窘愧得无地自容。如此铨选丑闻，真是太令人憎恶，以纠察不法为己任的李尚隐当仁不让，并不顾忌崔蔔等系新荣升的显贵，立即联合同僚在朝廷议政大殿上公开弹劾，“显劾其罪”。崔蔔等被下狱，治罪，终于遭到了贬黜。首倡此举的李尚隐由此声名益振。
时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刺史冯昭泰诬陷桐庐县令李师等二百余家，“称其妖逆”，中宗下诏命御史到睦州审理此狱。但冯昭泰生性残忍苛刻，连御史对他都畏惮三分。本来唐代监察御史人员众多，各有分职，但在诏命下达要审理此狱时，那些应该前往的御史，虽心知此狱枉滥，但畏惮于昭泰刚愎，唯恐出按不当，反遭昭泰的诬陷，为个人身家所计，“皆称病不敢往”。按照御史出按地方的次序排不上的李尚隐目睹此等相互推诿的状况，不禁慨叹道：“岂可使良知陷枉刑而不为中明哉！”遂“越次”自动请缨前往。没有硬着头皮的无奈，更没有大出风头的野心，只是本着执法者的公正良心，李尚隐才有这样“越次”的举动。而凭着他超人的胆识，谙熟的法律知识，李尚隐战胜了残忍苛刻的刺史，“竟推雪李师等，奏免之”，一场冤狱平反了。但这次艰苦的胜利，并未为他仕途带来好运，反而由于崔蔔的再次秉政，他被排挤出朝，当了一个小小的伊阙令，直到崔蔔死，才得以重返京师。
如此的坎坷，并没有令李尚隐改变初衷，仍一如既往，为维护法纪奋争。后来他又曾两次出任宪官，史称“尚隐三为宪官，辄去朝廷之所恶者，时议甚以此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