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一百多年前的现实：在西方式现代学校育才系统还没建立之前，由过度期的渐进式的“科举改革”，忽然变成彻底“废除科举”，这应该是一个极其武断的举动。这个邯郸学步式的盲目举政，只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系统间，胡乱拆东补西而已。在没有把西方“现代学校”制度建立前，就过早割断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动脉，这等于中断了社会精英补充社会上层的唯一渠道。
当时占中国90%以上农民们的“状元梦”彻底破碎后，又没有现代学校育才制度及时取代，人们很自然地不再把读书、受教育当成关系到前途命运的大事……
由此而开始的一个中国百年文化大断层拉开序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科举制度的激进改革，起到了与清末新政的改革推行者意愿相悖的“釜底抽薪”的结果。哈佛大学艾尔斯(WilliamAyers)教授，在其著作《中国清代朝廷和教育改革》中说：“一个自唐代以来就延续的制度被轻易地推翻了，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改变之一。张之洞帮助和保证了这一举动，但看来他不久就被他所做的这件事，给震呆了。”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甚至还认为，中国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台湾学者桑兵所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同样称：1880年代大清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开始现代化之前的英国和日本。但自世纪末的“大革命”开始后，国民教育状况每况愈下。到了三十年代，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只有17%，农村地区的识字率不超过5%。梁启超在1915年批评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时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由于原有社会凝聚机制的急剧瓦解，社会成员从原有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从而迅速“游离化”。这种“游离化”社会群体，对清末及民国初年的社会转型过程构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并进而引发急剧的社会震荡。
在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创办，决非像一举废除科举那样容易。当时的现实是，由于“地方贫困搜刮已穷，以致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之学堂以资教育，官司苟为敷衍，人才坐见消亡。”出现“（书）院（学）堂两无，中西并失”的情况。
这样就出现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无根人”。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庸把这些游离分子称之为对社会稳定具有破坏力的“游民阶级”。据统计，到1907年，中国到日本的各类留学生的总数已达7000余人。
辛亥革命不是中国革命的结束，而是中国20世纪一系列革命的开始。慷慨激昂的绅士们，瞬间便被一字不识的泥腿士兵取而代之，书本换成步枪，知识阶层很快被这些没完没了的革命、战争、暴力和流血彻底埋葬。经过一场又一场“走马灯”式的短暂、虚假的“民主共和”、“民选议会”、及“大总统选举”闹剧后，终于验证：美丽言辞和伟大理念远逊色于武力权威。
于是袁世凯坚信“中国唯有皇权可以治理乱世”，于是就向外国借款买枪，过了八十一天“皇帝瘾”。张勋随即也要恢复帝制，可惜身著清军服的“辫子军”打到北京后，待的时间更短。
潘多拉的魔盒更加变幻无常，各地军阀们甚至仅仅为了争地盘而开始混战，全世界都不敢相信地睁大眼睛，瞩视着那个“失控”的中国——混乱中这个古老帝国开始解体，蒙古在俄国的主使下率先脱离中国，掠去五分之一的国土，原来的一大片秋叶，被北极熊拦腰崭断，变成一只可怜的残疾卧牛。西藏、新疆的“独立运动”紧随其后，日本的傀儡东北满洲国差点成真。
在连串的“暴力革命”中，城市政权频繁更迭，农村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大乱。
继1905年中国在社会体制上切断知识分子的基础源泉后，1919年，由儒家自己培养出来的嫡系子孙，又发动了另一场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价值观的自我摧毁，这就是“五四运动”。在“爱国和救亡”的旗帜飘扬下，西方的一个空想色彩的平民主义趁虚而入，填补他们的思想真空。
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S.M.lipset对此一现象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忽然对被夸大的“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和道德价值”无限崇拜。于是，在“打倒孔家店”的疯狂怒吼中，“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成为时髦口号。一个民族前途的国民教育，逐渐陷入自生自灭，放任自流的状态。在这个充满美妙幻想的历史祭坛上，整个民族付出了惨重的血和泪的代价。
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简单的科学常识被彻底否定，越愚昧无知越天真美好。这样，在此后四十年的社会动荡中，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是一场的文明退化，社会劣质化的“屈辱历史”。
中国近代的落后与浩劫，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民智未开。而民智未开的根源又直指教育。
早在百年前的甲午战争惨败后，康有为就跪爬朝廷大声疾呼：“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乃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于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凡七岁学童皆必入学，逃学中坠，加罪父母。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矣！”
文革时期，为了达到某种理想，创新制度，废除了高考，采取推荐上大学的办法；然而，即使在那个相对正直清廉的时代，也仍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不正之风和对于公正的扭曲。1976年“四人帮”被捕和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标志着文革结束的重大事件。
人们甚至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无异于重新恢复了中国人对于公平的信心。
今天的高考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科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科举制创始之初，以“平等竞争、择优取仕”著称，后来科举与八股文紧紧拴在一起，成为顽古不化的僵尸。高考同样如斯，想当初这种“平等”的考试制复始，多少人兴奋不已，多少人热泪盈眶，可时值今日，更多的是指责甚至谩骂。这几年人们关于高考“罪过”的罗列，可谓罄竹难书，有如百年前的科举。
根据2001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连年下滑：国民素质从1998年的的第24位下降到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下降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下降至第31位。
没有人怀疑“高考是目前中国最公平的制度之一”，在这个制度日益成熟并逐步走向完善的今天，如果我们再像一百年前的晚清政府一样一夜之间废除了这个全国大考，结果会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讨论高考的得失短长确有必要多参考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同时，我们自己的历史教训也是值得反思的。
美国高考最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就在于SAT那样的能力测试，我们目前高考最需要改进之处也只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是八股文那样简洁而有可操作性的稳定的形式，使考生的道德水平和逻辑水平能够全面展示的科学的现代考试制度。
我们高兴地看到，2004年的高考试卷种类最多。除上海、北京外，新增九个省市自主命题，加上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的试卷，七百二十三万考生将使用十五套试卷参加高考，是历年高考试卷种类最多的一年。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高兴地称“这是我国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中国这个急功近利、把政绩和指标当成追求目标的社会，素质教育自然地被理解成为了与竞技体育、速成人才一样的产品。素质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应当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难怪梅纽因曾经告诫中国音乐界：你们“最大”的危险，就是想要像培养体育明星一样很快培养出音乐大师来。
这不仅仅是告诫中国音乐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最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