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年，我家还有两件喜事发生。第一件是我在1952年9月1日正式入读位于西直门大街的一所小学，成为本家族我辈男丁第一个读书人。
父亲极重视我的入学，亲自送我到学校，并且不惜请了假参加了该小学的开学典礼。
就像当年我爷爷送我父亲入私塾“开蒙”一样，父亲拜访了我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老师，并拜托：“我这孩子可能比较有个性，还请老师您费心多加管教。”
记得我那位一脸正气的班主任老师回答说：“放心。培养革命的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
第二件事是这年冬天，我最小的妹妹出生了，父亲为她取名为慧娴。这样，我的姐妹们依次是慧娟、慧媛、慧姝、慧娴，统统名带一个慧字。大概是出于名讳，父亲再怎样感恩、纪念惠华表姐大法师，女儿们没有一个敢叫惠华的。
虽说是两件喜事，给家庭生活却是增加了麻烦。解放后实行工资制后，我父亲被定为“行政18级”干部，他的工资就是我们全家的生活来源。
我入学后，家里要供我和两个姐姐读书，母亲要在家里照料我的弟弟和两个妹妹，便没有可能求职挣钱，当然日子便越过越紧。贫穷的细节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岁月怎么也抹不去。记得我们上学前的早点总是窝头片，那还是母亲摸黑起床为姐姐们和我烘烤的，焦黄而香甜。
上学路上有个卖烧饼的小铺，麻酱芝麻烧饼3分钱一个，我垂涎了几年也没敢向母亲要过能买个烧饼的3分钱。记得我们家买不起牙膏和牙粉，母亲要求我们晨起后用淡盐水漱口，姐姐们听话照办而我总是偷懒，所以至今留下一口烂牙齿。
记得我入学后的第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春游，地点是西郊某地风景早已忘记，而那顿郊外的午餐却终生难忘。郊游至午时，老师选了片树林让孩子们自己吃自带的午餐，许多孩子拿出来的是面包、饼干、香肠什么的，最差的也是馒头鸡蛋。而我呢，只能去找同在本校读书、也同时春游的姐姐。那天母亲特意给我们姐弟准备的是加了小红豆的高粱米饭，饭团是用一块白布包着的。姐姐领我避开同学来到一偏僻处，才打开布包便闻到了一股异味，展开饭团便都傻了，因为包了一上午的饭团在姐姐书包里已经捂馊了……我家所有子女都记得，直到1958年我们的母亲到北京某乐器厂当了工人，家庭经济状况才略有改变。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再平淡，波澜也会在意想不到时掀起，并且改变着人们的命运。
大约在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某一天，下午放学后正在家做当天的作业，同住槐巷胡同的电影厂的同事杨阿姨急促促地跑到我家，对正在厨房做饭的我母亲说：“陈嫂，你快去看看吧，胜利他爸老陈呀在胡同口小饭馆里喝多了，怕是有点儿醉啦，我怎么劝他都不回来！”
我母亲边擦着手上洗菜水边说：“谢谢您啦，他杨阿姨。我们家这个人啊，没什么酒量还总爱瞎折腾！”
杨阿姨迟疑了片刻，这才回答了句：“你多劝劝他吧！恐怕他是心里不痛快呀。”
这位杨阿姨，是位从延安过来的干部，资历虽然很深，可平日里待人非常随和，在我眼里是位特亲切的好人。
我就插了句嘴：“杨阿姨，我爸他怎么啦！跟人吵架了？”
我母亲斥道：“没你的事儿！做作业去！”
杨阿姨走上前，摸了下我的头顶说：“这孩子真懂事啊！”
我母亲没说什么，匆匆离家而去。我没心思做作业了，便跑到大院门口等候，没多大工夫便看见我母亲扶着步履踉跄的我父亲走了过来。
父亲确实像是有些醉了，嘴里说的好像是胡话：“君子君子，群而不党。张先生的格言，毛主席喜欢。
我说了，怎么着吧？”我是信他了，怎么着吧？”
我飞奔过去，帮助母亲扶住他，有点惊慌地喊：“爸！您怎么啦？说什么哪？”
一刹那间父亲似乎就清醒了，弯下腰一把把我抱了起来，又举得多高，嘴里非常清楚地说：“儿子，你记住，处世为人别太清高，懂吗？”
我就点点头，还伸手摸了下父亲胡子拉碴的脸。
父亲抱着我，稳稳地大步流星地走向院门。我母亲在后头着急地喊：“别摔了孩子！不会喝别喝呀你！”
当时我们只知道，父亲不痛快喝闷酒的原因是被领导调离了文字工作岗位，并且又回到摄影棚重当场记，还是助理，也就是变成了助理老场记。
此中缘由，我父亲没多讲，我母亲也没有多问。母亲还故作轻松地说：“不弄笔杆子的事儿多好哇！反正工资也没降你的，干什么不一样啊！”
不料想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又过了几个月，我父亲被调离了这家电影厂，来到了一个新单位，干得还是老本行，只是要经常出差了。
我母亲依旧鼓励我父亲说：“好好好！多跑跑外地好，又开开眼以拿补助费，别人求之不得啊！家里头孩子们的事儿你放心，有我在，事事儿都出不了差错。”
只是我父亲却变得话少了。而酒却时不时要喝上两杯。我年纪太小了，始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懂父亲的心境。多少年之后，在我长大成人，且在成家不算立业的年纪时，有一次陪父亲喝酒，才大体弄明白一点当年事情的真相。
父亲告诉我，解放后那两年，他工作特别舒心，在文字工作岗位也屡展才华，曾多次受到领导表扬，生活充满阳光。让领导难以料到的事是，我这位思想迂腐又过于文艺的父亲竟然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自称：“君子群而不党。”
又过了多少年之后，是在我父亲从东北退休再次回到北京时，我问过一位搞人事工作能查阅档案的前辈，他说似乎见过我父亲档案材料注明，属于“可控制使用干部”。
与父亲喝酒聊天那天，父亲倒没有耿耿于怀，他最大的遗憾是说过这么一句话：“身不由已呀！好几年我没心思关心张中华大哥的下落，没本事打听嫂子那玉洁母子后来的情况。天理不容的是我也没有去多看看惠华表姐你那师大爷，法师圆寂在哪一天我都不知道哇！”
一晃几年过去，此后中国真是进入一个翻天覆地的火热年代。“反右”、“大跃进”、“三面红旗”、“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哎呀！真是热火朝天、举国欢腾、万民出动、不同凡响哟。
我至今不清楚我父亲在一系列大运动高潮中究竟发表过什么言论，又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但是全家都感到父亲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听同院住的一位叔叔悄悄地跟我母亲说，我父亲曾经在某个会议上当面给领导提过意见，还建议过领导应当如何改进工作，所以现在好像领导越发不大赏识他了。
我母亲听了很着急，又不懂得厂子里的事，不知如何劝解，便在生活上格外注意关心我父亲。那一段我父亲酒瘾越来越大，下班时经常在肉铺买上一包猪头肉，在饭桌上闷声喝酒。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拿筷子头让我尝一点白酒味，我辣得直叫唤他就给我一块猪头肉吃。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父亲饮酒后的晚上，院里的叔叔们又凑一块儿唱戏，我父亲仍要唱《甘露寺》乔国老那段“劝千岁”，拉京胡的叔叔也兴致勃勃地奏起了过门。
还是西皮原板，还是老调老腔，父亲唱道：“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启主……”
忽然间就哑嗓了，忽然间就哽咽了。众人一惊，都问：“老陈，怎么啦？没事吧？”
父亲伸手捂着自己的眼睛，隔了会儿移开手才说：“喝多了，喝多了。我回屋歇一会儿吧。”
那一幕，我终生难忘。多年后，刻骨铭心。
下一句戏文应是：
“那刘备本是中山靖王后，景帝玄孙一脉流……”
四、
公元1959年9月26日那天，我国东北黑龙江省某地正在勘探中的一处油田，编号为第三探井的钻机突然钻到了含油层，黑色的原油喷涌而出，一个大油田从此被发现，中国贫油的历史也从此被改写。这是我国第一个超大型油田，发现于建国十周年的前夕，所以最终将其定名为“大庆油田”。
那年我已经在中学读书，还曾和同学们一起欢呼庆贺过大庆油田的发现，但绝对想不到这地方与我们家庭命运有任何联系。1960年深秋，我父亲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调令说为支援大庆油田开发建设，我父亲被“下放”至黑龙江省某企业，具体工作地点的地名叫“萨尔图”。
一介书生，年过五旬，下放至东北，支援油田建设，多少有一点荒唐，多少带一点“发配”的味道。
但是没什么商量的余地，调令限期离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报到。我们偌大的一家人，顿时陷入惶恐不安之中。我母亲却例外。
我母亲非常智慧，也非常镇定，坚决抵制了举家迁住东北的莫名其妙的决定。
就像当年我奶奶在抗战爆发时不愿跟张中华南下避难一样，我母亲大义凛然地说：“我们家祖宗十三代都是北京人，打死我也不去东北。”当时我家已是兄弟姐妹六人，兄弟是我和弟弟宏淼，姐妹依次是慧娟、慧媛、慧姝、慧娴。
兄弟名字中的宏字是惠华法师给的，意寓“弘扬佛法”；姐妹中的慧字是我奶奶为纪念侄女惠华出家而取，其义为“慧根永存”。
这些佛教隐寓并不能保佑家庭的平安，相反眼下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大概是由于我母亲在“扫盲运动”中的贡献，后来她被招进一家街道办的乐器厂当了一名工人，几年来能挣一点工资补贴家用，供着我们六个子女读书。而恰恰也在1960年，母亲也被乐器厂“精简”下来，已经失业，全家生计全靠我父亲所谓“行政18级”的工资支撑。
父亲是断然不可能不去东北的，因为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而母亲坚定不移地抵制全家随父亲北上的决定，肯定是作好了在北京过艰苦日子的准备。
这可以说是一项“把根留住”的决策，决策的依据就是准备吃苦。
似乎是为了宽慰一家老小的心，在临离别的那几天，我父亲还强颜欢笑地说：“这次下放还真不错，北京去的都是一批文化人，还有着名的诗人、作家呢。我可能因祸得福，在那边儿写点东西出来。你们可能不知道萨尔图曾经是女真人的地方，也属于满族的发源地之一呢！”
好像全家没有人附和，也没有人笑，每个人心里头都充满了与父亲即将久别的辛酸。
离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没有公家的汽车，也乘不起当时罕见的出租车，我们全家出动背着、抱着、抬着父亲的远征行李乘公共汽车前往北京火车站。行李其实也并不多，一只旧的柳条箱子、一包被褥铺盖卷，还有一个装着衣服的旅行袋和一个装着脸盆等杂物的网兜。
母亲煮了十个鸡蛋，还买了一斤酱猪头肉，又蒸了几个馒头，这些吃食恐怕是母亲送别父亲的最浓最深的夫妻之情了。同车离京的还有一批北京文艺界的人士，也有相熟的过来与我父母打招呼。其中一位留着一头潇洒白发的人似乎姓沙，因为父亲当时告诉我此公乃作品颇丰的诗人。
有个细节我记得清楚，父亲的火车票到站站名叫“三棵树”，我当时想象那可一定是个荒凉的地方。离别时似乎话就少了，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汽笛响了，火车缓缓移动了，我最小的妹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很快她的姐姐们哭声一片，纷纷跟着火车跑，妹妹们狂喊：“爸爸！爸爸！”
母亲赶过去搂住两个尚且年幼的妹妹，轻声地对她们说：“别哭。妈在呢！妈在呢！”
亲情总让人缱绻流连，而现实又总是冷酷无情。父亲走后，我们留在北京的老小七个人、七张嘴的生存费用就靠父亲每个月寄来的钱维持，生活越来越艰难。
这时我们的国家又开始了所谓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物资极度缺乏，许多人饿得闹起了“浮肿病”，填饱肚子是每个家庭的最大难题。每天被饥饿折磨着，人的理想、憧憬甚至应有的尊严也就渐渐淡了。在母亲的率领下，我们去采集过树上的榆钱儿、到郊区农田里捡过红薯秧子，甚至将玉米核捣碎了拌在玉米面里蒸窝头充饥。
饥饿难忍的时候，母亲搂住两个小妹妹，轻轻地唱起古老的民谣，吟唱声中肚子仿佛就不那么饿了。
母亲的精神感染着每个子女，在关键抉择时我的两个姐姐都暗暗痛哭过，失落过，但他们都依照了母亲的意志执行了，为家庭度过最困难阶段做出了本不应有的牺牲。日子就这样继续着，我们就这样顽强地活着。
时间就像永不止息的流水，能慢慢地冲刷掉我们生命旅程中遇到磨难时留下的血迹和伤痕。然而，艰难岁月总让人难以忘怀，许多印记是时间冲洗不掉的。任凭岁月如磐，最灿烂最坚韧的人间真情和无私亲情能照亮人的一生，让平凡的生命变得无比辉煌。
尽管现在我们兄弟姐妹都过上了富足的小康日子，但是每当我的思绪回到饥饿的1961年时，母亲的当机立断，姐姐们的忍辱负重，都能令我再次热血沸腾，心如刀绞，泪涕满面……
1961年初秋的某一天，晚饭后母亲把我们子女们召集在一起，非常镇定非常严肃地说出了一个让我们震惊而意外的决定：“今年，老大慧娟高中毕业，不用考大学了，找工作挣钱，帮助家里养活弟弟妹妹们。”
我大姐没有说话，可是泪水顿时渐渐涌出了眼眶。
我二姐慧媛带头反对：“妈，我大姐学习成绩在班里没落过前三名，还入了团，老师都说她考大学没问题。能上大学不上，太冤了吧？”
我也跟着说：“让大姐考大学吧！如果家庭困难，能申请助学金啊！”
母亲果断地说：“这事不能听你们的，我说了算！”
我大姐慧娟哽咽着说：“我懂，我……不考了。”
母亲走上前，替大姐揩了下脸上的泪珠慈爱地说：“娟儿，妈明白，委屈你了。不过，你是陈家门的老大，你要担当点儿。你们知道，那乐器厂年前把我精减下放裁下来了，咱家的日子光靠你爸每月寄的那些钱，实在是快揭不开锅了呀！”
我大姐终于大声地说：“妈！我下礼拜拿了毕业证就去找工作！”
语落，泪也落了。我们当时都没再说什么，虽然替大姐惋惜，但是也明白了母亲做出如些残忍决定的价值。我那时已经在首都一所着名中学读书，当年也面临初中毕业的关口。那一晚，我就暗暗地下定了决心，决不再读那名校的高中，找一所能管饭的专业学校，替家里减轻点儿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