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辈，我必须声明，我不能代表满族觉尔察氏庞大族系的发展与命运，我能记述的仅止是我一家一系的生活。
中国满族觉尔察氏系满洲八大姓氏之一，其历史久远绵长，史载人物数不胜数。
我祖上“从龙入关”后世居北京，以当年我家在东直门外的祖坟计，我应当是入关之后居住北京的第十五代长子。多少年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辈祖先的世居地，应当正是“兴京”所在的辽宁省新宾县。
据《清朝通治》记载：“觉尔察氏，世居觉尔察地，因以为姓。”
而其所指觉尔察地，正是如今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苏子河南岸的觉尔察地。
史载，从血缘关系考，觉尔察氏的祖先与努尔哈赤家系同宗同族血亲，仅属于两个“觉罗”而已。
努尔哈赤举兵称帝之后，以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分界，塔克世直系子孙皆为“宗室”，腰系黄带子；而太祖的兄弟及叔伯子孙“觉罗”则腰系红带子。同时规定，家族系列中获罪而未除氏者，改系紫带子。又据非正史记载，在建都赫图阿拉后，觉尔察氏因祖上与努尔哈赤同宗同族，曾荣享系红带子的地位。
觉尔察氏世祖班布里曾直言上谏，劝阻努尔哈赤虐杀家奴的不妥之举，从而被努尔哈赤“逐出皇室”，家族改系红带子。
但觉尔察氏家族并为因此与皇室心存芥蒂，依旧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忠诚如一。明万历三十一年，皇太极的生母孝慈高皇后病故于赫图阿拉，葬于尼雅满（今清永陵）。
班布里主动向太祖皇帝申请自愿看守后陵，努尔哈赤大为赞赏，曾下诏恩命班布里一系子孙“阖族累世，不纳官差。”
此后，孝慈高皇后迁陵至东京陵又至福陵与太祖合葬，守陵人皆为班布里一系的后世子孙，从此该觉尔察氏支系再未离开过福陵。而觉尔察氏其余各族系，都“从龙入关”，世代效忠大清王朝。据一部家谱记述，觉尔察氏从“后金”至二十世纪初，共有男丁五百四十八人，其中一百七十一人曾在朝中任职，占家族男丁总数的30%以上，足见觉尔察氏家族在满清时代是个有影响的望族。
一种忠诚于民族、忠诚于祖国的血脉始终在祖辈、父辈及我辈中绵延……
我非常庆幸，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父亲的言传身教给予我终身难以磨灭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许多年之后我才能够觉察到的。
我父亲被迫“下放”东北那年，我只有十四岁，奇怪的是若干深刻记忆是在我成人之后才复活才顿悟的。父亲对待世事的某种态度、某类风骨，其作用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与父亲亲密相处的岁月仅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几年，有些当时难以理解的事却恍如隔日，事后细细想来竟是我人生处世的一盏烛光。记得我六七岁时随父母到东直门外安家楼祖坟扫祭，虽然已经是解放后了看坟的庄户仍然称父亲为“老爷”，毕恭毕敬礼数周到。而父亲对待看坟庄户的态度更让我吃惊，令我记忆犹新。
扫祭之后回归农舍，父亲必定叫看坟庄户坐定，然后令我向庄户三鞠躬，并且要认真地说声：“谢谢大伯、大婶帮我家多年照看祖坟！”
无论家中经济状况如何，父亲肯定是封好钞票若干，递给看坟庄户时还要再次诚恳地说：“拜托了！”
庄户会说：“我种着府上的地，从来不用交租子，您太多礼了，不敢承受。”
父亲会说：“两码事儿。如果没有儿子，我都应该给你们鞠躬啊。”
这样的关系延续至“土改”之后，直至“大跃进”我家祖坟莫名消失为止。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最讲究的就是人分九等，尊卑意识、官本位、阶级特权历来风行于世，而人权平等的价值观少有地位。百姓见官矮三分，过去叫“长官”，如今称“首长”。
辛亥革命直捣龙庭，解放战争横扫封建，等级观念真的消亡了吗？
我父亲的表姐惠华法师“圆寂”或者病故于何年何月已无法考证，总之当我父亲经历坎坷终于在“文革”后期平安地从东北萨尔图“光荣退休”回到北京后，老人家生前那几年始终挂在心上、念念不忘的就是惠华表姐与张中华的下落不明。
特别是对于有情于惠华、有恩于傅家的张中华大哥，我父亲念叨过好几次：“可惜呀可惜，大动乱之前我恰巧遇见了张大哥的儿子张和平，他不想认我这个叔我应当想尽办法打听那玉洁嫂子的下落呀！谁想到没多久我就再没条件自由地外出了，否则我怎么也得找到他们娘俩，帮人家一把呀。”
我曾劝慰过父亲：“等天下太平了，咱们再想办法寻访他们吧。”
父亲叹口气说：“唉，恐怕我等不到那一天哟。”
父亲过世之后，有一件往事忽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应当是我对父亲的承诺。
记得1975年春，我从云南回北京探亲期间，或许发生了一件我家与张中华下落失之交臂的遗憾事。
某日，父亲捧着一张前几天的旧报纸，非常激动地叫我过来，语调兴奋地对我说：“你快看看，想办法查查，这批人里有没有你张伯伯？”
我接过报纸赶忙细读，父亲指的是一条篇幅不大的新闻，系刊于该报右下角的新华社发布的消息。
消息称：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等地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共计二百九十三名国民党军政战犯被政府特赦，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其中二百九十三名特赦人员中有二百八十人要求留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另有十名申请前往台湾与在台湾的亲属团聚。
父亲急迫地对我说：“你当年有些同学，不是在军队都当了官么。你找找他们，托人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弄到这批特赦人员的详细情况。”
说来可笑。想当年我急于离开中学“名校”，到处报考文艺团体时，顺便还带出过两位文艺人才。那年我十五岁，在“名校”诸事不顺，凭借一点幼稚的文笔和尚可入流的嗓子便异想天开，专挑部队文艺团体去报考。我怕孤单，便约了两位平日相处不错同学陪我去考，结果是我落选而另外两位同学都参军入伍成为部队文艺团体的成员。1975年时我的同学的确是部队干部，父亲让我去找他们帮忙是我不能推脱的事。
几经周折后，我终于见到了失去联系多年的老同学，所能得到的帮助也是极有限的，并且还得到同学善意的忠告：“这种敏感的事，你还是少过问为好。现在社会上不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么？”
我拿到的资料是申请前往台湾的特赦人员名单，包括国民党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青年救国军少将蔡省三、军统少将段克文、军统西南特区副长周养浩等，没有张中华。其实，这个名单在《参考消息》上就可以看到，不过在北京的父亲没资格看这张报纸罢了。
那一段时间，父亲始终关注着这件事的进展。台湾方面说特赦是中共的“统战阴谋”，称要求回台湾的原国军将领是“统战工具”，从而拒绝十人的赴台申请，终于酿成人间悲剧。当年6月4日，已在香港等候多日并多次遭到拒绝的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长张铁石，不忍屈辱而以死抗争，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身亡，一时震惊中外。
看到这条消息时，父亲沉痛地说：“国民党政权就是该亡。如此对待为他们效忠的部下，天理难容！”
自知无力寻找张中华，他便嘱咐我：“你记住，无论哪年哪月，只要你能见到张伯伯或者伯母那玉洁，一定要替咱们家表达感恩之心！”
我不知此生能否有此机遇，但我回复父亲：“我记住了。”
岁月如水，往事如烟。此后我的工作几经曲折，生活变化无常，这承诺竟渐渐淡忘了。
十二、
我的童年记忆首先是母亲绵绵不绝的北京歌谣，有儿歌、摇篮曲、满族民俗，也有关于北京风土人情的老调。夏夜中的小院，依偎母亲怀中仰望星空，听那或念或唱的歌谣，便是童年最甜蜜的时刻。北京胡同里悠扬的歌谣，不知如今能流传多久？
更多的童年记忆都是断续的，有奶奶去世时和尚、尼姑们的念经声，有父亲参加“开国大典”后手提自己的五角星的红灯笼，还有宿舍大院里唱京剧声的悠远和父亲严厉管教我读书识字的呵斥……一切都已远去，许多事早已忘却。由于我识字算比较早的，所以连入读小学时的兴奋也没有任何印象了。
不知为什么，我对小学时期的回忆总是片断的、排斥性的，甚至有时是空白的，模糊的。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大概是某种挫折或者打击阻断了往事的脉络。有件小事至今记得十分清晰：小学一年级我在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中朗诵了一首诗，结果得了份奖，奖品是一枝带橡皮擦头的铅笔。那时对于贫寒惯了的我，带橡皮擦头的铅笔已属奢侈品，是读书以来的第一次拥有，所以兴奋至极。
放学的路上便手举着这枝铅笔狂奔，想在第一时间赶回家向母亲报喜。
不幸的事发生在已经跑到我家的院门前，上台阶跌了一跤，摔破了膝盖不说，宝贵无比的那枝铅笔被摔断成为两截。
我哭了，为铅笔也为了荣耀的破损。或许这是个凶兆，象征我的学生时代的生活不会太顺利吧。识字之始我便爱读书，并且爱读闲书。
《三国》《水浒》《封神》《说岳》之类读得比较早，读外国文学作品则始于小学四年级。记得对我影响较大的是两本书，一本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本是《大尉与船长》，都是和航海中神秘发现有关，这让我产生许多奇怪的梦想。
我的同学们大多还没有进入阅读外国文学的阶段，于是我便在一批要好的同学中讲述书中的故事。
书中的故事同样引起同学们的兴趣，我便发起一种游戏，演练书中的情节，故作些神秘色彩的虚拟举动。
我自命为“船长”，有的同学叫“大尉”，有的叫“巴比仑”、“纽西兰”什么的怪名，还编了点密码，互写纸条来破译。
游戏没玩几天，我便闯下了人生第一桩大祸。
某日，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啪”的一声把几张我编写的密码纸条拍在办公桌上，厉声训道：“你在搞什么？小小年纪就组织小团体，还弄出一套密码来，想干什么？我提醒你，反动组织可能向你招手了吧？”
我吓坏了，不知所措，不敢言声，一副可怜状。
班主任老师并未同情，仍严厉地说：“今天给你警告一下，这些不良行为立刻给我停止，不听就给你处分！”
游戏当然停止了，但是我内心的恐惧却久驱不散。我没敢把这件事讲给父母听，也没有告诉姐姐，独自承受了一长段时间的压力。我仍然埋头读书，学习也算刻苦，但是对所谓的小学母校却从此毫无感情。小学毕业时我十三岁，以“双百”的成绩考取了北京某着名中学。
毕业时班主任老师在班级里当众表扬了我，表扬的话我一个字都不记得。
上世纪五十年中我入读的北京这所中学还是男校，与相邻的一个女子中学为伴，并列于京城。入学时我并不知道这学校如何了得，入学后几件小事才让我明白自己考进了一家“名校”。就是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让我大长见识。
当时的我考进的这所中学除了我们走读生外，有不少同学是住校生，平日里没啥区别，周末就不同凡响了。周末放学时，我突然发现校门口停着若干辆当时北京少见的高级轿车，多为伏尔加，也有国产红旗。观察一番我才明白，这些轿车是来接某类干部子弟回家的。
很令我啧啧称奇。久居社会底层的我，终于懂得还有别一番生活境界。让我更开眼界的是观看高年级同学学生剧社排戏，他们排演的戏是郭沫若先生的话剧《蔡文姬》，那种文采四溢的台词，那样高贵典雅的表演，给予我的震撼至今难忘。
在读中学之前，我没有到剧场看过话剧，而只是看到中学同学的话剧排练，却让我终生喜爱上了话剧艺术。
我能极偶然进入“名校”读书，大抵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可谓是对社会真实的启蒙。
人的性格里的某些因素应当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因素的影响终生难以磨灭。性格决定命运，性格改变人生，或许是有些道理的。我就读“名校”的荣耀感没有持续了多久，大概就是缘于与生俱来的性格，甚至是隐约遗存的八旗子弟血统中的某种因素，很快造成了我对中学生活的失望。
就在我父亲被“下放”到东北萨尔图那一年，我们的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除了相应生活物资实行了配给票证制度外，每个人的粮食定量供应更为严格。就在粮食定量标准问题上，我在中学第一年第一次遇到了麻烦。说实话，这不应当怨我，矛盾根源是你给我多少粮食定量都行，而学校偏偏要在班级中组织学生“自报定量标准”。那次班会开得一点都不热烈，因为班主任老师、班长讲话时早已明明白白地说了，中学生每月粮食定量合适标准应当是二十八斤半。
开始自报，按座位排序，每位同学都是说“我报二十八斤半。”
我大概排在二十多名，轮到我报，我说：“我自报三十斤。”
全班惊讶，班主任老师大感意外，特意问：“你再报一遍是多少？为什么跟大家不一样？”我也意外呀。
既然是“自报”，难道我有错吗？于是，我坦然回答：“我自报三十斤。我觉得一天一斤粮食比较符合中学生的需要。”老师睁大了眼睛盯着我，如视异类。教室里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显然严肃的班会被我给搅乱了。
班主任老师不高兴地喊了声：“别说小话！下面的同学接着报。”
结果，除我以外，全班同学都自报每月粮食定量二十八斤半。
最后，班主任老师再次问我：“你，再报一次吧。”我不识抬举，竟然再次重复：“我自报三十斤。”
老师回答：“班会结束！”
若干年之后我才明白，在祖国遇到“暂时经济困难”时，我这种固执无知的表现，只能显示我乃一思想落后，不思进步的学生。此事记没记入我的“档案”，我至今不知道。
我中学时代的粮食标准当然是每个月二十八斤半，直至以后读艰苦专业时才改定为三十二斤。
由少年而至青年时代的岁月是人生确定方向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时期那种血气方刚的勇气和充满选择的机遇日后很难重来。
能为梦想而奋斗的人活的一定充实，但是奋斗需要智慧，奋斗须有傲骨。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在优秀状态，但是在这所着名的京城中学里我依旧倍感孤独。“自报”粮食定量事件发生之后，我几乎像是个班级里的另类，但凡是“评三好生”、“入团”及场面露脸的事儿都与我无关。
有一段时间，我曾决心离开这个“名校”，发疯似的到处报考文艺团体，试图早早地过上自力更生的生活。
那年北京许多文艺单位都在招收学员，而看别的考进文艺单位的孩子也并不比我多几分艺术才能，我的嗓子不错，还会点乐器，并且那时就开始试着写诗，自我感觉应当能走文艺路。也许心劲太高，我报考的都是北京有名气的文艺团体，像总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解放军军乐团等部队文艺团体是首选。
考时也受过称赞，我曾梦想过自己身穿军装的英武形象。初试我总能过关，录取时我肯定落选，这是我多次报考文艺团体后总结的规律。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因素在生活中的作用，觉得活在社会中应凭本事吃饭。当然，若干年之后我较为成熟了，回顾当年才恍然大悟：肯定是父亲的政治与历史问题的影响，阻碍或断绝了我走上文艺道路。
总之，屡试不中之后我就灰心了，文艺梦也破灭了，只能忍耐着在“名校”里老实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