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劳动是美丽的。总是不停地勤奋劳作，不期待天上掉馅饼时，人就生活快乐和充实中。
我至今认为，我担任非党员指导员那几年的“领导生活”是最快乐最充实的日子。
就是那几年辛勤的劳动，我深度认识了云南，熟悉了边疆社会，收获了爱情，结交了真诚的朋友。
尤为难得的机会是，在那种文化桎梏、极度高压的岁月里，我和一批文学创作伙伴们共同坚持敢于创新的精神，坚持了文学为大众的理想，写出一批虽名不见经传但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
年轻时能有一腔热血，才造就了中年时的冷静观察和理智思考，或许是逃离了野外队生活几年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我在县文艺宣传队担任指导员的“领导生活”结束于1973年，并且可以说是主动退出的。那年的春末，我听说“军代表”们即将按照党中央指示撤出地方，我立即采取行动，登门拜访时任县委书记的首席军代表。
因为他也是个外省人，所以我说话就不必拐弯抹角，直接言明：“请您放我回野外队吧！我是北京人，还是借调来的，你们军代表都要回部队了，我留在县里工作不合适。”
县委书记也是心知肚明，双方不必再解释什么话，他马上同意我办手续。
我很庆幸，在我任职期间内县委组织部曾经动员过我正式调动，被我婉拒了。
否则此后的生活轨迹或许是另一番模样。
大概是因为我在县文艺宣传队多少也算干出了一点名堂，归队后领导没再派我到野外分队，让我在工会当了一名干事，不管怎么说都算是幸运的。工会工作么，俗话说：“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呗，还挺适合本人的。
那时候我的儿子即将诞生，能留在县城陪伴夫人过小日子，我对领导感激不尽。
我担任工会干事一职没有几年，要说成绩就是把这个地质队的业余宣传队组建成功，并且一度闹得有点儿轰轰烈烈的样子。
没过多长时间，我的身边就聚集一大批爱好文艺的青年职工，我们呼朋唤友、纵情歌唱、相聚饮酒、亲如兄弟。
在地质队的文艺演出、文学创作这片业余天地里，我们的确是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在驻地县举办的职工业余文艺汇演，我们曾一举拿下多个奖项，其中包括创作一等奖和表演一等奖。
由我作词、年轻职工小蒋作曲的一首歌《野外青年进行曲》，曾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用，中央级乐团伴奏并演唱播放……这也算让人自豪的往事吧。然而恐怕还是性格原因，或者是我有些卓尔不群的表现，最后让有关领导看不上眼了。记忆犹新的事是参加县文艺汇演那次经历，我和一帮年轻人获奖了，在县上还得了各项总计约为五百多块钱的奖金，我就准备带大家庆贺一下。不料领导先找我谈话，说让我立即把奖金交到财务科入账。
我辩解：“这是奖金，是大家劳动获得的荣誉，怎么能说充公就充公呢？”
领导正色道：“你们是拿着工资领着补贴排节目的，代表的是单位，得到的奖金应当属于公家的。”
我不服，也无奈。
当天晚上我领着业余宣传队这伙年轻人，一起走进县城里算较好的餐厅，摆开席面吃菜喝酒，席间还拉着手风琴唱歌，真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上班时，领导催我到财务科交款，我拿出一张五百多钱块钱的餐饮发票，正正经经地汇报：“昨天晚上开庆功会，花完了。这是正式发票。”
没过多久，我被免去工会干事的职务，派往子弟中学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中国元代恐怕是戏剧艺术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史称“元杂剧”类的作品一度风行全国。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上自宫廷、下至平头草民，观赏戏剧演出都是一种时尚。有文献考据称，元杂剧作品量达七百三十七种，参加戏剧演出者除职业演员外还有许多文人、剧作者以及怀才不遇的下级官吏。
所以我常感慨，从历史角度看，真正能够反映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的作品，一定来自广泛参与的群众性文艺生活，时代决定了某些作品的艺术性、人民性。在元杂剧代表作家中，我最欣赏的人是白朴，其代表作《梧桐雨》能传世证明了剧作家的艺术功力。
虽说剧名《梧桐雨》取自唐朝白居易名篇《长恨歌》中一句“秋雨梧桐衣夜落时”，而剧情又是人所共知的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但是白朴的写法独俱一格。
该剧结尾一场真乃传神之笔；杨贵妃早已自缢，李隆基乱后重返长安，在西宫悬挂起爱妃画像，朝夕相对。情深一梦，梦中二人重逢，恰是一场梧桐雨让这位大情种惊醒，重新面对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悲惨现实……我叹服古代剧作家们的才华，也承认其它文学种类基本上是源于戏剧的。
简述我关于戏剧的杂感，因为我曾有幸被安排担任过光荣的人民教师，而中学教师比爬山找矿有闲暇时间，我利用闲暇正式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创作之始便是学写正规的戏剧剧本。话剧、京剧、滇剧、花灯剧等剧种我都曾经尝试，古代、近代、现实生活题材我也均有所涉猎。剧本曾投寄过云南省各省级剧院，可叹除了一个花灯剧独幕小戏得以公演之外，没有一部剧本被接受搬上舞台。
最有希望的一次是我写的多场次话剧《山外青山楼外楼》，几乎已经要被省话剧院接受了，最终仍是流产。对于剧本创作的失败我并不失望，这样的练笔或许也是难得的经历，当我改写小说时似乎就比写剧本要感觉简单了。
必须强调，我当了几年人民教师，忠于职守，绝没有误人子弟。我一直任课高中语文，虽未读过大学中文系，确属本人专长，故而很受学生们欢迎。查阅现存的我拟就的一份《1980年高考语文试题分析》备课笔记，开头我便引用鲁迅先生的话告诉我的学生们：“文章应当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和方法。”
关于文章结构，我列有“开头、结尾、层次、段落、过渡、照应、详写、略写”等各节。对于古汉语掌握要点，我注意到学生应会的虚词三十多个、实词三百多个，必读范文十篇。在我所教过的学生中，一位姓李的男孩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石家庄市工作，他曾带着女朋友专程来到我当“作家”时居住的河北小城看望我，这足以证明本教师虽钟情文学创作也还是称职的。顺便说一下，我和工作过的县文艺宣传以及带过的野外队业余文艺宣传队这两班兄弟姐妹，友情持续至今。
当年这些年轻人大多数属于“知青”或者“青工”，如今一批人是党委书记、处长、院长、总经理之类的政企官员，相聚时他们仍称我为“指导员”、“老大哥”，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荣耀。这种幸福感，这段真友情，必将给我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活力和亮色。
巴尔扎克说过：“胜利和眼泪，这就是人生。”这位过世的法国老先生用胜利和眼泪比喻人生的精僻处，就是透彻地写实。从我学写小说起，就认为小说就是写实，与所谓报告文学没有大的差异。小说中所有的虚构，必须以生活为蓝本，所有的想象一定都是源于现实依据。
自从我改写小说之后，投稿的成功率便开始大增，云南省内的文学期刊，包括地市级的《滇池》、《个旧文艺》、《大理文化》、《金沙江文艺》、《石林》等，都能见到我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的文学大繁荣时期，我荣幸地成为早期的业余作者，并且参加了云南省总工会举办的“工人业余作者创作学习班”。
在练习写小说的同时，我也写诗歌、散文、杂文类作品，有些曾以“石丁”为笔名散见于报刊。无意之间，我写的一篇纪实性的散文《山中篝火》，连获省级、部委级之“优秀作品奖”，更让我增添了在业余文学创道路上走下去的信心。
那一段时间，我对文学真是倾心痴迷，对新时期文学界的一批名家和新秀更是真心的崇拜。我准备了一个专用的“题辞本”，在参够参与的文学活动中，凡遇到知名作家必请题辞签名留念。丁玲、蹇先艾、陈明、白桦、李准、林子、王安忆、茹志鹃……等作家的墨宝至今存留在我的这个本子里。
在社会生活中，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个“文学青年”了，然而在供职的野外队里的境况却是越发艰难。文学创作领域中小有成绩，恐怕难以改变某些领导对我的偏见，我的日子并不好过。某日，一位主要领导找我谈话，说让我准备回归本专业，要重新派我到野外分队参加生产。
我真想不通，教书教的好好的，业余文学创作多少也给单位增了光，所谓“专业”我早已陌生，为什么非让我到野外劳动？
身在治下，我无力反抗，只能认命。说来也巧，大概我情绪不佳，当晚回家的路上骑自行车摔倒就受了伤，而且一根铁丝扎破了眼睛。第二天，我脸上缠着纱布一副伤病员状再见领导时，领导终于网开一面，说调动的事暂缓吧。我在心中默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却不料天眼开，人生命运就此出现大转折。“暂缓”成为不可能。
1982年5月，我执笔撰稿完成了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试投北京一家名气颇大的电影制片厂，不料想一投即中。
该厂文学部先是来信，称描写野外青年生活的电影剧本目前不多，该剧本写的不错，邀请我赴电影厂进一步修改完善，以便及早投入拍摄。后来见我没动静，热情编辑又发了封电报，说请速到京修改剧本，文学部对该题材十分重视。这种难得机遇，我怎么可能没动静呢？
拿着电影厂的信、电报我都去找过领导，领导说你是教师，任务是教好学生，写剧本属于业余爱好，应当在业余时间完成。我没有办法，只能忍耐。直拖到7月初学校放了暑假，我才正式回复电影厂文学部说即日成行。
那时候的电影厂文学部，对作者的关心真让人感动。该厂文学部通知我，请坐飞机赴京，以便抓紧时间修改剧本。1982年中国老百姓乘坐民航飞机，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有时我说北京这家有名的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对我有恩，就是因为没有他们的热情邀请，我能乘坐飞机的待遇可能推迟若干年吧。
第一次在高空鸟瞰红土高原总是令人激动，那一片山峦原野的确是与中国任何地方都不相同。
在祥云环绕之下，广袤的碧绿与淡红相间的景色真的让人留恋，十余年的酸甜苦辣顿时涌上了心头。
望着飞机舷窗外的这片热土，我真想说，别了，红土高原！这样一句感叹，谁能深深体味呢？人生第一次航程，我莫名地轻松，似白云苍狗，如放浪形骸，完全摆脱了以往的烦闷与困惑，真像彻底地解放了身心。
那时候我断然没有想到，告别第二故乡红土高原的日子，会在不久之后真的到来……
二十、
我经常把某些领域或圈子比喻成江湖，因为尽人皆知江湖险恶。许多经历告诉我，江湖之险是险在名利，江湖之恶乃恶在人心。所以，我一区区云南边疆小县城之喜爱文学者，在踏入所谓的“电影圈”或“文学界”时，便反复告诫自己：莫以名利论身价，只凭人心测冷暖。
离开云南之前去买飞机票，没想人家说乘飞机要出具：“县团级单位证明”，我知道想在我供职的单位开证明是妄想，便跑到县政府说明情况请求协助，没料到人家二话不讲便开证明盖了大印，还说：“这也是我们县上的光荣啊！”
飞至首都国际机场，茫然中出了大门，竟然见到一优雅女士手中举着写有我姓名的纸牌在等候。
经询问，该女士乃电影制片厂文学部责任编辑，说是厂里专门派车到机场来接我的。
温暖哪！感动啊！我的故乡北京以如此礼遇欢迎游子归来，真是受宠若惊啊！还记得那是一辆浅色伏尔加轿车，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过的最高档的车。当汽车行进在宽敞的机场路上的时候，我几乎想喊一句：“北京，我终于又回来了！”
经过一番曲折的奋斗，我得以回到北京住进电影厂招待所修改电影剧本，想到这个厂正是我的父亲解放后曾经供职的地方，我感慨此行或许真是上苍赋予的奇缘。厂文学部的领导和责任编辑都是热心肠的人，对待新老作者一视同仁，在指导修改未完全或型的电影剧本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
我的剧本修改进度很快，也不过三、五天时间便和责任编辑一起确定了剧本的修改方案，我就准备静下心来认真写作了。树欲静而风不止，池虽浅但浪却急。
似乎始终不肯放过我的地质队某领导，以极特殊的手法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某日，我正在闭门改稿，责任编辑手握着一个厚厚的信封急匆匆地来到我的房间，开口便是一句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小陈，你赶紧先回云南吧。咱不能为了弄个剧本什么的，最后把饭碗给砸了呀！”
我的责任编辑是位年长于我的女士，接触后总觉得她象姐姐一样亲切，平常柔声细语的讲话，今天说话的冲劲儿肯定不同一般。我忙问：“怎么啦？这不是刚定下修改方案，我已经动笔了，干吗回云南啊？”
她拍拍手里的信封，十分懊恼地说：“你们单位把你的档案、工资关系全寄来啦！你知道，我们电影厂接待作者修改剧本，不管什么样的作家也是不发工资的，更不可能转人事关系。你那个单位也真绝，用挂号信把这些寄到我们厂来，明摆着是不要你了让我们发工资呗。
你呀，赶紧回去，把这事儿弄清楚咱们再谈剧本吧。”终于听明白事情缘由后，我惊愕不已，猝然失色，吓出一身冷汗。
这种扫地出门的举动，真让人憋屈得一时无话可说。回去？不回去？这是个重大抉择。我绝不甘心半途而废，我应当据理力争。
稍微冷静片刻，我忽发奇想，随口就说：“我不能回去。北京不是有个负责领导我们这个行业的国家部么？他们应当能管我们云南的事吧。
这样吧，明天一早，我就到部里去反映一下，看事情有没有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