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个”中国
中国人拥抱现代化的热情和势头，为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举国上下，从煌煌大都到偏远小城，几乎都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几乎无一不在剧烈的变迁之中：亮化绿化工程，青水蓝天工程，沿街“平改坡“工程，旧城区改造工程，中央商务区工程，地铁工程……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城市群，中三角城市群……纷纷崛起，争奇斗艳，各擅胜场。这些大城市十几年没日没夜打拼下来，其总体水平已超过发达国家许多尽管有着几百年历史、现在却呈老态龙钟的都市，如罗马、雅典、里斯本、马赛、热那亚、那不勒斯等。倘若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其艳光四射，香车宝马，雍容华贵，堪称绝代风华，让西方资本主义皇冠上的宝石——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都有些暗淡失色了。
一个显然的例子是，有统计全球在建的摩天大厦87%在中国，中国在建的摩天大厦总数已经超过200座，这相当于目前美国拥有摩天大厦的总量。（《中国经营报》 2012年6月23日）
2009年4月，新浪等著名网站上曾流传一则热帖：“英国大学生在上海”，大抵内容是——
4月6日以来，英国35所大学的220名大学生在上海度过了愉快、惊讶、赞叹、反思的两周，在中国的动感体验让他们懂得了什么叫做现代化，世界的真实是什么。
……和伦敦希思罗机场相比，浦东机场太大、太豪华了，弧形波浪的造型和晶莹光滑的大理石地面，让频频漏雨的希思罗机场和它粉碎性开裂的水磨石子地面相形见绌；连接龙阳路和机场的磁悬浮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更是让英国大学生大开眼界，车厢里充满了“哇哇”的叫声……南京路上的霓虹灯让来自曼彻斯特的斯当东·马克，和几个同样是诺丁汉大学的同学流连忘返，这条巨大的步行街规模是伦敦牛津街的十多倍，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多彩的时尚让他们震惊。
部分到中国家庭寄宿的英国学生，对中国人家里的电器设施感到羡慕，看到一户中国老夫妇的电视机竟然可以看120个频道，真的让他们“失落”，因为在英国，大部分家庭能收到的电视频道只有6至7个，晚上几乎无事可做，“这大概是英国人特别喜欢泡酒吧的原因。”有的学生还对中国人天天饮食都如此丰富表示了“由衷的仰慕”。一名胖乎乎的大学生认为，如果英国人能合盘接受美妙的中国饮食，则英国就能在欧洲拥有生活方式上绝对的优势。
在登临环球金融贸易大厦和参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时候，随行的中方陪同人员看见他们的脚在颤抖，同学之间相对无言。上海地铁的干净、快捷，相比长期“trackwork”的伦敦地铁几乎是两个时代的作品；上海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张江科学城的宏伟气势和林林总总的现代社区，更是在每次大巴集合时，让一些大学生不愿意挪脚，总想再看看，再拍几张照片。很多时候，在晚饭的桌前，中国陪同人员都会听到青年们脱口而出的共鸣——中国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30年，东方这片土地是世界上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强大的资本力量，还有数以亿计从田里刚脱去泥水的人、背井离乡的人、心怀梦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汇聚在一起，所产生的核聚变般的能量，在创造了中国巨大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将中国变成一个蜂巢般拥挤、忙碌的世界级加工厂，一个世界奢侈品的超级卖场。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2010年，在中国，追求新贵族的生活方式需要1.1亿元，比上一年提高了22%。以一户上海新贵为例，其家庭消费中得包括3套房产，一幢400平方米的别墅、一套上海市区的公寓和一套三亚的度假房；其豪宅中不但收藏古董，还收藏古代字画和当代著名画家作品。富豪们平均拥有4款车和5块高级手表。调查还显示，旅游、高尔夫和游泳，是中国富豪最青睐的休闲方式；富豪们的出国频率比两年前增长了40%。如今的媒体上，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4亿元一架的游艇，3.8亿元一套的别墅，数亿元一架的私人飞机，各种超高档商品流光溢彩，令人咂舌，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纷纷打破各消费、玩乐领域的奢华记录。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在这期间中国人生活所发生的极大变化即使外国人都能感受到，相当一部分人已从温饱型转向小康生活。尽管如此，人们仍普遍认为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幅度。不可忽视的是，数量庞大的普通劳动者群体的工资，依然在偏低水平上徘徊。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至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却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样的对比所反映的问题值得深思。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国力增强、经济发展，人们的“幸福感”正在一步步升温，但仍有不少人因自己处于收入下降通道之中，感觉活得挺艰辛，甚至不够有尊严。
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过去10来年里有2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加上大集体下岗职工的话，下岗职工人数大约是4000万左右。年轻一点的下岗职工总有办法去再就业或自己创业，而那些四十多五十多岁的人一旦下岗，很难再就业，没有资金和经验，也不可能自己创业。
视线再投向农村。从全球范围看，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在过去三十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绝大多数农民告别了茅草房、土屋，住进了砖房，甚至是楼房。医疗、卫生、教育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村村通了电力、公路、电话，电视广泛普及，人均寿命约为70岁左右。这一“巨大变化”若与非洲比，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至今89%的农村人口没有电力，我们现在相对落后的西藏地区的电力覆盖率也已超过70%。非洲的人均寿命更在50岁左右……若与国内城市比，则无需什么数据了，只要看看每年铁道、交通部门疲于奔命的几亿人口的“春运”，那么多宁愿顶着城市失衡男女比例的烦恼、远方留守者无尽的企盼，也要再回城市的青年中年农民工，就能知道当今的中国农村，仍然多么落后于城市发展的步伐。
不久前，中国政府将贫困线标准从2010年的年收入1274元人民币提高到2300元，增幅达到80%，由此被认定为贫困的农村人口，由2010年底的2688万一下上升到1亿以上，增加近3倍，总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随着这一标准的上调而扩大4.7倍，超过了除俄罗斯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人口数量。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均承认，30年来，全人类取得的减贫事业成就中，有2/3应归功于中国，这次扶贫标准的上调，更是表现出执政者着眼于扭转发展与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力度。但倘若以中国GDP30年来增长40余倍，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背景，再以国际贫困标准线来看，此次新划的贫困线标准依然太低，前者是日消费1.25美元，国际通行为“发展贫困线”；后者是日收入人民币折合1.33美元，只能满足人们生存的最低温饱，可谓“绝对贫困线”。
2010年，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希望工程营养健康计划”调查活动，到云南、青海、内蒙古、山东、新疆5省农村贫困地区，对近5万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其中，对5100多名学生进行了营养状况调研，对3853名学生进行了体检。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亟待改善，受访学生中17.7%的孩子们经常喝生水；43.2%的学生上课时感到饥饿，近半数受访学生体型偏瘦，营养不良，两成的学生属严重营养不良，营养不良现象在6-8岁学生身上表现最为明显，营养不良率超过八成。受访地区学生身高比北京同龄学生低6厘米，低于上海学生3.5厘米，儿童身高和体重与城市儿童相比要低1-2个年龄段。
几年前，在湖南师大朱翔教授的一次反响强烈的演讲中说到：
堪称共和国雏形的瑞金，在大革命时期损失了一半人口，历来被党史视做“红都”。毗邻的兴国，反围剿时死了5万名烈士，32400人参加红军长征，而中央红军才8万人，是红军的“老窝子”。当地有首歌，叫《十送红军》，到达陕北时，最后只剩下2000人，3万人倒在长征路上，长征每走1里路，便倒下一个兴国烈士。兴国迄今有的地方还没有通电，孩子还交不起学费。湖北的来凤，也为中国革命牺牲了5万个烈士，县城周围都是鳞次栉比的烈士墓，是贺龙红二方面军的“老窝子”，有些地方至今吃饭、喝水都成问题。宁夏六盘山的固原，陕北红军的“老窝子”，喝水的问题亦没有解决，有些孩子没有见过电视是什么东西……
红色革命老区，在新世纪的大道上仍然步履艰难，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还面临诸多难题。还别说是老区，就在重庆这个直辖市境内，也是去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开往春天的校车》的新闻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重庆奉节县一群山村儿童的求学经历，孩子们上学每天要往返8个多小时，翻山越岭，全是步行，还得忍饥挨饿，准备鞭炮，途经野猪岭时，必得吓退动物野兽的攻击，才能抵达那破败不堪的校舍。
河北平山县太行山深处的西柏坡村，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毛泽东在此作了一个有名的报告，即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他要求全党都要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所打倒。在毛泽东告别西柏坡半个世纪后的2002年12月5日，天降大雪，一辆从北京开来的中巴停在西柏坡纪念馆门口，走下车的是新任总书记胡锦涛。按照事先的要求，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红地毯。站在漫天大雪中，胡锦涛对大家说：“毛泽东同志当年离开西柏坡去北京时，说是进京赶考。我们这次来西柏坡，是来‘上学’的，是来向西柏坡人民学习的！”
随后，胡锦涛一行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解说员注意到，当她解说到“群众把最后一碗米送给子弟兵，把最后一个儿子送到部队当子弟兵”时，总书记的眼睛湿润了。当晚，胡锦涛住在设施普通的西柏坡宾馆。次日，他走访了几户村民，在农民家吃的派饭，还坚持付了30块钱饭费。胡锦涛在谈话中引用了很多古语，包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他还特意提到，1949年3月23日上午，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对此，胡锦涛说：“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这场考试的继续！”
每一个党的干部，今天都不妨自问一番：这场考试继续得怎么样呢？两个“务必”保持得怎么样呢？共产党是依靠穷人得的天下，不能忘记穷人，要为穷人作主，要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今天的“三个代表”，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当然就包括要代表中国的9亿农民以及生活仍然困难的群众。
在城乡发展悬殊、社会贫富仍有相当差距的当下，中国亟待雪中送炭，莫急锦上添花。
二 “社会排斥”
必须理智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发展不平衡、“两个”中国的状况，虽然是人们不愿看到的，却又是在中国的国情下难以避免的。这里涉及到3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
对不对？我们认为是对的，因为它符合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是我国历史和自然条件造成的。既然如此，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又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特别是在贫困人口没有全部脱贫而先富群体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必定会出现一个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眼下正处在这个阶段。
问题的要害在于，目前“两个”中国的状况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是任其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如马克思所讲两极分化是一种阶级分化和阶级对抗的社会现象，其特点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还是扼其咽喉，从政策到措施上加快缩小差距。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二千三百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已经在奔向富裕的路上走，富的可能越来越富，但至少穷的不会越来越穷。为了保证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我们仍必须从观念上、制度安排上继续对困难群体作出倾斜，对“社会排斥”保持着高度警惕。
“社会排斥”，是一个经济学上用来分析社会问题的新术语。
其基本含义是：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因为缺少收入和财产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基本需求和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近年来，“社会排斥”在理论研究中，经常被用来探讨一些经济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因此，有不少专家认为，“社会排斥”是对已有的社会剥夺、边缘化和歧视等概念的丰富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