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高力士把儿媳推荐给公公的做法是在“找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件事应该由谁来干，才不算是找死？我们知道，高力士是唐玄宗最贴心的人，那句“力士当上，我寝乃安”的感叹已经成为千古名言。终李隆基一生，他对高力士的信任从来没有改变过；而终高力士一生，他对李隆基的忠诚也从来没有动摇过。由此可见，假如连高力士都不敢“冒这个险”，那天下真的找不出第二个人了。试问，外朝的文武百官敢吗？他们谁比高力士更了解玄宗，谁比高力士更有权插手玄宗的私生活？答案只能是两个字：没有。此外，后宫的三千佳丽会来牵这个线吗？她们会去找一个比她们出众百倍的人来独占天子恩宠吗？答案也是两个字：不会。那么剩下来的人，诸如儿女、宗室、外戚等等，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毕竟是玄宗的亲人，不要说他们不敢去做这种触犯人伦忌讳的事情，就算是他们敢，玄宗自己的脸面也挂不住。
所以说，恰恰是因为把儿媳推荐给公公的这种做法有些冒险和犯忌，恰恰是因为朝野上下、宫廷内外都没有人敢做，高力士才必须挺身而出。换言之，他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他就是做这件事的不二人选。至于说高力士这么做是不是在“找死”，我认为有待商榷。因为有唐一代胡风很盛，虽然也有三纲五常的礼教约束，但是人伦大防毕竟比其他朝代松弛得多，没有那么多道德藩篱和伦理禁忌，所以前有太宗李世民纳弟媳为妃，后有高宗李治立庶母武媚为后，再后来才有玄宗李隆基纳儿媳为妃的这一出。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有悖伦常的现象，均可谓时代风气使然，不值得后人大惊小怪。因此，若说高力士把杨玉环推荐给玄宗多少有点冒险和犯忌，那是实情，可要说是在“找死”，未免就言过其实了。
或许高力士当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创造机会让杨玉环来到玄宗身边，让他们来一次零距离接触，让杨玉环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冠代姿色和绝世才艺。如果玄宗能因此重燃爱情火苗，那当然最好；要是不乐意，那就另外再挑。对高力士来讲，他只负责推荐，这个不行再换下一个，并不是要把杨玉环打扮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窈窕淑女塞给玄宗。
再者说，作为玄宗当年亲自选中的儿媳，玄宗当然很清楚杨玉环的长相，而且对她的美貌肯定印象深刻。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他当时毕竟是用挑儿媳的眼光来看杨玉环的，儿媳再怎么美，他当公公的人也只能抱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心态，欣赏欣赏罢了，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可武惠妃死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任何一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玄宗首先关心的东西只能是——她能不能成为我的爱人？而绝不会是——她原本是谁的爱人？至于说最后如何把儿子的爱人巧妙地变成自己的爱人，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这个在公媳之间牵线搭桥的另类月老，除了高力士，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十月，在高力士的精心安排下，杨玉环前往骊山（今陕西临潼县境内）的温泉宫（即华清宫）与玄宗李隆基相会。这一年，杨玉环二十二岁，李隆基五十六岁。
一场缠绵悱恻、千古传诵的爱情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没有人知道杨玉环在这一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或许有几分愕然与惶恐，也有几分对过去生活的依恋，然而与此同时，肯定还有几分朦胧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希冀。毕竟，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宠，是古代女子所能享有的最大的福分，是六宫粉黛、三千佳丽梦寐以求的事情。杨玉环虽然嫁入帝王家的时间不长，对争位夺宠的后宫斗争没什么概念，但她毕竟是一个“智算过人”的女人，仅凭直觉，她也能体会到此次“骊山相会”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
就像四年前从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忽然变成寿王妃一样，此刻摆在她面前的，同样是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甚至比当初那个机会更加稀有难得，弥足珍贵！所以，无论此刻杨玉环心里有多少愕然与惶恐，也无论有多少对寿王割舍不下的情分，她都会把它们深深地掩藏在心底，然后毫无保留、不遗余力地向这个天下最尊贵的男人，展现出她那绝世无双、撼人心魄的女性魅力！
于是，就在这座云蒸霞蔚、温暖如春的华清宫中，年过半百的李隆基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杨玉环，爱上了当初由自己亲自选中的这个儿媳。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白居易《长恨歌》）
须臾花开，刹那雪乱。
那一瞬间，李隆基被一种暌违已久的激情撞击得头晕目眩。
他从来没有想到，他那早已枯萎的爱情之树，竟然还能在这个万物凋零的冬天里，重新绽放出一抹生机无限的新绿……
毫无疑问，就在这短短十几天的骊山相会中，玄宗李隆基已经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后半生，他无论如何都要与杨玉环长相厮守！
可是，杨玉环眼下的身份还是寿王妃，是自己的儿媳，要如何才能冠冕堂皇地把她变成自己的女人呢？
直接娶过来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想一个巧妙的办法。
办法很快就有了。
玄宗有先例可循。想当年，高宗李治在纳庶母武媚为妃之前，武媚不是也曾经到感业寺当了一段时间的尼姑吗？如今，玄宗正大力推崇道教，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杨玉环“出家”当女道士，先剥离她寿王妃的身份，然后再暗渡陈仓地将她纳入自己的后宫。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正月初二，是玄宗母亲窦太后的忌辰，玄宗借着为母亲追福的名义，以杨玉环“自愿”出家为由，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寿王妃杨氏，素以端懿，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精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全唐文》卷三五《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
就这样，杨玉环身穿道袍，头戴黄冠，离开了寿王府，进入了玄宗为她在大明宫中特置的一座道观，成了一个女道士，道号“太真”。
在后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杨玉环一直以这个掩人耳目的身份和玄宗在一起。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杨玉环随同玄宗再登骊山，在华清宫住了二十多天。当玄宗一行回到长安后，众人蓦然发现，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杨太真”已经脱下道袍，摘下黄冠，穿上了华美的曳地长裙，戴上了从前的金钗玉簪，然后和玄宗一起住进了兴庆宫。
至此，玄宗的暗渡陈仓之计大功告成。虽然杨玉环表面的身份仍然是女道士，但是在宫中，所有人都跟随玄宗称呼她为“娘子”，而杨玉环在宫中的地位和待遇也已形同皇后。
杨玉环有三个姐姐，据说“皆有才貌”，所以她得宠后，三个姐姐也来到长安，均获玄宗宠幸，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四个姐妹“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旧唐书·杨贵妃传》）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八月，杨玉环在当了五年名不正言不顺的“娘子”之后，终于被玄宗正式册立为贵妃。而在此之前，玄宗已经替寿王另选了一位姓韦的王妃。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杨贵妃与过去的“寿王妃”已经彻底割断了一切关联，而她与玄宗的爱情也终于结束了地下状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随着杨贵妃身份的确立，杨氏一门也随之飞黄腾达。父亲杨玄琰被追赠太尉、齐国公，母亲追封凉国夫人；叔父杨玄珪任光禄卿，兄杨銛任鸿胪卿，堂兄杨锜任侍御史，并娶武惠妃之女太华公主。
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杨氏满门皆随杨贵妃鸡犬升天，偏偏当年收养她的叔父杨玄璬反而湮没不闻，似乎被人彻底遗忘了。
就算他人已亡故，也应该像杨玄琰那样被追封，怎么会被人忘得一干二净呢？
其实，并不是杨贵妃忘恩负义，而是她有难言之隐。
准确地说，这是她和玄宗共有的难言之隐。
因为玄宗当年把杨玉环立为寿王妃时，诏书上明白写着“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亦即把杨玉环视为杨玄璬的女儿。如今杨玉环既然成了玄宗的贵妃，那她之前作为寿王妃的那段历史就必须被淡化，甚至是抹掉。所以，如果杨玄璬仍旧出现在推恩封赏的名单中，那无异于主动承认杨贵妃就是当年的寿王妃。试问，玄宗能这么做吗？
当然不能。
因此，杨玄璬就必须被遗忘！换言之，玄宗必须让世人相信——现在的这个杨贵妃只是杨玄琰之女，与从前的那个“杨玄璬长女”并不是同一个人。
即便这只是一种欲盖弥彰、自欺欺人的做法，但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来说，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层遮羞布；对于广大不知宫闱内情的百姓而言，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障眼法。
从杨玉环被立为贵妃的这一年起，杨氏一族迅速成为大唐帝国最有权势、最为煊赫的家族。韩、虢、秦三夫人及杨銛、杨锜五家“每有请托”，天下各级官员无不将其视为圣旨，必倾尽全力办理，巴结奉承惟恐不及，故而诸杨府邸总是“四方赂遗，其门如市”。诸杨还在京城中竞相修建豪宅，“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每建一宅，往往耗费千万，并且相互攀比，以奢侈为尚，如果发现别家宅第比自家的更豪华，当即把新宅推倒重建，“土木之工，不舍昼夜”。
每年冬天，玄宗必携杨贵妃行幸华清宫，而大宦官高力士必为杨贵妃牵马执鞭，韩、虢、秦三夫人和杨氏族人亦必随行。诸杨仪仗浩浩荡荡，每家一队，每队各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相互映照，如同百花盛开，令山川一片锦绣；一路上前呼后拥、环佩叮当，据说队伍所过之处，珠翠玉簪、金银饰物竟然遗落满途、俯拾即是……
“开元以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旧唐书·杨贵妃传》）
杨贵妃一人得宠而满门皆贵的事实，对当时重男轻女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以至民间歌谣纷纷传唱：“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今看女作门楣”。
然而，尽管唐玄宗对杨贵妃的专宠超过了普天下的任何一个女人，可偌大的后宫毕竟是一座千芳竞妍的大花园，玄宗有时候也难免会对一些较为出众的嫔妃产生好感。而杨贵妃虽然知书达理、秀外慧中，但毕竟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天生就是善妒的动物，因此难免也会打翻醋坛子。仗着天子的深宠，杨贵妃一喝起醋来，劲头还挺大，“常因妒媚，有语侵上（玄宗）”。（唐·郑綮《开天传信记》）
史载，玄宗因此龙颜大怒，曾先后两次把杨贵妃遣出了宫。
第一次是在杨贵妃被册封的次年，玄宗命高力士把她送回了她兄长杨銛府中，相当于把她轰回了娘家。可早上刚刚把人赶走，玄宗下午就后悔了，但又碍于天子颜面，不愿开口把她接回来，于是就找借口大发脾气，“暴怒笞挞左右”。精明的高力士很清楚天子在想什么，便“伏奏请迎贵妃归院”。玄宗赶紧就坡下驴，当天夜里就命高力士把杨贵妃接回了宫中。杨贵妃回宫后“伏地谢罪”，而玄宗当然也是“欢然慰抚”，于是二人重归于好，并且“自是宠遇愈隆”。（《旧唐书·杨贵妃传》）
第二次是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贵妃又因为吃醋被玄宗再度赶回了娘家。当时的著名酷吏吉温为了讨好杨贵妃，遂入宫启奏，故意正言反说：“妇人智识短浅，忤逆圣情，然而贵妃久承恩顾，就算要将她治罪，也应在宫中进行，何忍让她受辱于外？”玄宗闻言，马上命宦官前去给贵妃赐御膳。杨贵妃哭着对宫使说：“妾忤圣颜，罪当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无可遗留，然发肤是父母所有……”（《旧唐书·杨贵妃传》）话音未落便泣不成声，旋即剪下一缕秀发，让宫使带回。玄宗一见断发，顿时又惊又怜，慌忙命高力士把杨贵妃接了回来。
唐玄宗虽然贵为皇帝，而且此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论年纪完全当得起杨贵妃的父亲，可当他和杨贵妃一起沉醉在爱情中的时候，还是跟世上任何一对小夫妻没啥两样，床头打架床尾和，而且越吵感情越好，越闹恩爱越深。
换言之，这样的小打小闹纯属爱情游戏中不可或缺的助兴节目，不仅无伤大雅，而且适足以让双方更加珍惜这份“忘年”的情缘。
到头来，依旧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长恨歌》）
天宝年间，宫中专门为杨贵妃织造衣物的织锦和刺绣工匠就有七百人，为她雕刻溶造各种金属器物的工匠也有数百人。此外，扬州、益州、岭南等四方官吏也争相进贡各种奇珍异宝和“奇服秘玩”，从而博得天子和贵妃欢心，相继加官晋爵，擢居显位。
杨贵妃生于蜀地，喜欢吃荔枝，玄宗就命专人从岭南运来，沿途驿站备有专骑专使，一站一站接力，昼夜兼程，片刻不停，因而荔枝虽跨越数千里运送，抵达长安后却依然肉鲜味美。杜牧那首著名的《过华清宫》，写的就是飞骑千里送荔枝的故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自古以来，描写杨贵妃的诗歌可谓不胜枚举，但是描摹最为传神、最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诗作，还是要数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
就在杨玉环以“娘子”身份入宫的不久后，李白也奉玄宗之召，意气风发地来到了长安。
此时恰值天宝元年，正是一个极盛时代刚刚拉开大幕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