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尽孝是做人的根本的话，行仁则算得上是做人的最高标准和最严格要求了。从这个角度说，“仁”也是成就人格的理想目标。
没有爱心，礼乐何用
【原文】
【3.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八佾第三》）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不讲仁德，能如何对待礼呢？一个人不讲仁德，能如何对待乐呢？”
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性命与天道兼而论之，但中心思想还是谈人的。孔子论人，既讲人与万物具有天人合一的通性，又讲人之为人的个性。他认为，人不像其他自然物那样可以无须什么教育，凭借本能就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本性。人需要经历一个逐步认知的教化的过程，才能发现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就是道德修养。
就现实生活而言，这是一个人逐步成熟的过程。而每个人由于先天素质不同，后天机遇不同，体悟人性的结果也就不同，所以人和人之间在道德修养上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层次上的差异。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修养水平上有高低不同的差距。
有人热爱自然，关爱环境，具有着天人一体，和谐共存的高远思想境界。许多志愿者自发地植树造林，挽救濒危生物，保护候鸟，这是有仁者胸怀的人。可也有人唯利是图，鼠目寸光，像个牲口一样只图满足眼下自己的一己私利。长江流域一段时期里，曾经被各种小型造纸厂搞得水质急剧恶化，现如今东北地区又发生了各类小型化工厂大肆排放各种有害气体的事情的，且不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便是人也受不起这番刺激。哪里还能看得出这般人的人性所在。由此可见，同样是人，差距有多大。
不管怎么说，在孔子那里，人的道德修养是确立人之为人的标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要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这是人和其他生物相区别的标志，也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高尚所在。那么对人而言这种道德究竟指什么呢？那便是仁者之爱，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爱。这种爱一方面是指上天泛爱众生的好生之德，另一方面又体现为每个人实现自己人生使命的准则，它可以具体表现在孔子所说的五种伦理关系中，即父子之间的孝，夫妻之间的敬，兄弟之间的悌，朋友之间的信，君臣之间的忠。人生在世通常都逃不出这五种关系。
从这一点来说，人的价值意义在根本上是不能用金钱这种用来交换商品的工具来代表的，因为人不是工具。人活着必定应以人的而不是动物或植物的生存方式而活着，在孔子看来，这种根本差别就是人类的道德情感，爱的展现。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出，做人的根本就在于领悟真爱，并以赤诚之心来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自然生命，并在此基础上，发乎情、止乎礼，以实现人生的美满状态。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出孔子所建立的人生境界乃在于珍爱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并与他们和谐共处于这个世间，这便是仁者的境界。这不是一般人随便就能达到的，所以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虽然广论仁者境界，却很少称某人为仁者，实在是因为它不易达到。
有一次，子张向孔子谈到一个叫令尹子文的人，说他三次当官，面无喜色，三次被罢官，面无怒色。为政公正无私。子张问孔子：如此超脱俊拔的人物是否算得上仁者？没想到孔子说：他不过尽忠而已，还谈不上是仁者。至于孔子自己的几个高足如子路、冉有、公西华等等，都被孔子排斥在仁者之外。可见成为一个仁者着实不易。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难做到最好就放弃这种追求。
实际上对仁者境界的不断追求是人之为人的责任和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对人而言，这种价值追求是必须首先确立起来的，所以孔子在这里讲“人而不仁”并不是指每个人都必须达到仁者境界，只是强调这种以仁为本的价值观的率先确立。至于礼法和乐律则是体现这种价值观的手段。
然而现实中的许多人往往不明就里、舍本逐末。历史上隋文帝杨坚夫妇在选太子一事上就被儿子杨广戏弄了。杨广实在是一个野心极大，极度丑恶疯狂的家伙。为了当皇帝，他在形式上做足了文章。在礼法仪式、乐律细节上，他着实下了一番修饰、蒙骗的工夫，装出一副正人君子，仁者气象。结果老夫妇以貌取人，上当受骗，使杨广如愿当上了太子。目的一达到他就原形毕露，连父亲也成了谋害的对象。由此可见，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礼乐的形式，而忽略它们所要表达的道德精神实质，那就会背离做人的基本要求，华而不实，为小人所乘，最终害人害己。
现代社会里，一谈到教育，一些家长们往往理会的是学绘画，学舞蹈，学音乐，学书法，学外语等等外在的专业技能，乃至气质和礼貌也被纳入公关专业化培养的范畴。似乎不需要内在道德修养的支撑，孩子的培养教育便可以成立了。他们唯独没有把如何学做人，如何培养孩子们的道德品质提到发展议程上来。殊不知，没有正确的理想为目标，孩子就会走上岐途，甚至因为自身优秀的知识技能而备受拖累，乃至丧命。不知道的如何做人，则容易被人欺骗，甚至成为害人的工具。这种现象便称做人的异化或物化，就是把人变成了没有人的品格的一件东西。也许它什么都可以是，却唯独不是人。这也是一种悲哀。
应该说这是现代社会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它使现代人变得越发迷茫和焦躁，离人生的本真也越发遥远。看看一些现代人对真爱的渴望，对诚信的期盼，对忠诚的执著，我们就会明白尽管外面灯红酒绿，可是属于真正的高尚的人的生活又是多么单调。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人之为人的生活吗？也许正因为如此，孔子的思想才会如此触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重拾人生之本真——对仁的追求，为人所应当，做回人自己。
做人由自己
【原文】
【6.30】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第六》）
【7.30】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第七》）
【译文】
子贡问孔子：“假使有一位君王既能在平日里对百姓广施恩泽，又能在患难之际赈济众人的话，那么您看他的德行如何？称得上仁者吗？”孔子回答说：“何止称得上仁者，简直可以算得上圣人了。即便像尧舜这样的圣明之人也未必做得到这样。其实所谓仁者便是如果自己想要安身立命、建立功业的话，那么以心换心，他也会先帮助别人实现理想。所谓行仁之道就是从身边开始做起，由己及人，由近及远。”
孔子说：“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其实只要我们立志行仁，仁道自至。”
孔子有关“爱人”的人生哲学在于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人应该通过由自己安身立命到推广到成就他人，以此来实现天人合一的充满仁爱的理想人格。在孔子看来，人之为人就在于通过人的真情流露来展开自己的生活，然后在对自然情感的教养规范下，在反思自身的个性生活中体现出与他人、与万物相融通的地方，从而实现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的那种充满关爱的人生责任，而人的自我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得以实现。所以在孔子看来，人之为人的意义、价值和标志就是他自觉地承担起那份由己及人及物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关爱他人与万物，达成人与万物自然和谐的生命历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使命，从而走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就人性来讲，这是人的天职。
在孔子看来，人的这种天职的实现是一步步来完成的。起点就是从人自身开始。所以孔子讲：“为人由己。”也就是说，理想人格的成就在于每个人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但是每个人的性情和才能天生便有差别，因而在实现理想人格的过程中也会表现出特点上的差异和程度上的高低，各自所取得的结果也会不同。
孔子讲做人修德在于要人们做人所应当做的事，至于结果如何往往要受到天生或者外在因素的影响，不是人单方面所能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把行为结果纳入天命范畴。只有人做好自己的工作后，所获得的自然结果，才可以称为正命，即实现了自己应当的人生使命。反之，如果人投机取巧，倒行逆施，即使当时称王拜相，煊赫一时，在孔子眼里，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因为他没有完成作为一个人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这便是非命。现代人讲死于非命，往往是指一个人本来不当死，却死于意外的偶然的因素。那么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之死于非命，乃是指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反对以一个人行为的事功作为依据来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成就，相反，他更重视人的道德选择和人生实践。因为在他看来，这才是人所能为，人所当为的事。以结果论英雄往往出于功利主义者的心理。其结果必然是唯利是图，戕害道义，促使人向外追求自己的价值，而忽视了人自身的人生使命。所以当子贡从人之事功宏大与否的角度来请孔子评判一个人是否具有仁德的时候，孔子内心是很不满意的，两句话轻轻带过后，孔子便阐释自己的看法了，即修养仁德当从自身做起，以真性情打通与他人、与他物的间隔，从而使万物各正性命，逐步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这也正是人自觉承担其人生使命，成就其理想人格的道德选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首先要自知，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评价。
自己有什么特点，什么脾气，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在家里什么位置，在外面什么位置，自己心里大体上要有数。这样你在和别人接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同时将心比心，你也要体谅别人的问题，尊重别人的生活选择，这样一来，自然就会打通人心之间的隔阂，同样道理去了解万物存在的原则，使其按自己本来的合理方式去生存，也就打通了人与自然的界限，从而逐步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是一个人人生价值逐步实现，理想人格逐步确立的经历。
所有这一切，孔子讲都是从人自身开始做起，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说仁道离人并不远，就在人身边。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那就要因人而异，看个人的才能、时势、机遇了，不可强求。历史上，禅宗六祖慧能与大师兄神秀同入空门，参禅悟佛。结果老师传衣钵，慧能悟性过人，承继大法，创立南派。而神秀落选，北上创立北派禅宗。二人共同参禅礼佛，神秀虽然用功甚勤，怎奈路数不对，悟性不足，所以在考试答对中落选。但就二人对佛法大义的敬奉求索而言，实在是各有所长，各得其所。
人之求仁养德也是如此。否则世间尽是那些贪官污吏，黑帮势力，以及道貌岸然之徒。他们各个权势煊赫、财大气粗，偶尔为博一名也是一掷千金，摆出一副急公好义的样子，却难说其有成仁之德。也有那些天生愚钝残疾之人虽无浩大事功，却是惠德烛照，精进不已。由此可见，求仁在己，非事功所能评价得了的。
固执寡言的人也许有大智慧
【原文】
【13.27】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第十三》）
【译文】
孔子说：“为人刚直，有操守，持道静处，无私欲，近乎仁道；为人勇敢无畏，果断坚决，近乎仁道；为人质朴，不尚奢华，近乎仁道；言语谨慎，不长于夸夸其谈，近乎仁道。”
仁是孔子确立的做人的最高价值选择和理想人格。每个人由于自身先天条件和后天机遇的限制，因而在德行修养上呈现出高低不同的现象。但就人之为人本身而言，修养仁德却是做人的内在基本要求。尽管人们未必都能达到仁者的理想境界，但却可以在求仁的过程中实践自己的人生使命。
在上面这一段话里，孔子指出近似于仁德的四种品格——刚、毅、木、讷。之所以说近似而不直接称是，在于这四种品格只是仁者境界的外在表现，还缺乏内在精神的支撑。但通过我们的揭示，我们将会进一步深刻体会到理想人格的魅力所在。
首先说刚。所谓刚是指为人刚正、有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固执地坚持自己那一套，不轻易改变。因为心中有底，所以处世有静气。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他不急。这种人很厉害，遇事不慌张，沉得住气，所以往往能成大事。之所以说这种品格近乎仁，在于仁德乃人之为人的道德精神追求，道德追求是人实践自我的一贯原则，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本质特征。做人必须要把握这一点，否则就迷失自我了。
单就坚持原则这一外部特征而言，刚近似乎仁德。但与仁德在内涵上还有相当的区别。历史上就有许多人顽固不化，“刚”得可以了，譬如《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吝啬到老，临死也没舍得多余的那根灯草，硬是不肯咽气。虽然“刚”得可以，但却无论如何算不上仁德。因为他太过功利，硬是想不开事理，搞得整个人都钻到钱眼里了，这种人活着没有什么人生使命感可言，如果人可以估价的话，恐怕他把自己也估价卖了，然后再去数钱。所以讲刚，还要看他坚持的究竟是什么原则。
其次我们说毅。所谓毅是指为人做事勇敢、果断，临危不惧。作为一个人的品质这也很了不起。古人形容这种人是“暴虎冯河”，就是敢于徒手与猛虎搏斗，作战紧急便不管水深流急徒涉过去。这往往需要绝大的勇气。
三国后期名将邓艾率领奇兵偷袭蜀中，面对悬崖绝壁，他身先士卒，不顾生死地跳崖寻找攻击路线，尽管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是官兵也死伤无数，损失惨重。我们说这需要统帅具有相当的勇气才能做到，非常人所能尽为之，可谓毅也。说它近似乎仁在于仁者固然明了为人的道德准则，做人所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为人所应当、坚持人道正义也需要具有相当的勇气。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曾经记载了曾子和子襄的一段讨论勇气的对话。曾子对子襄说他曾经听老师孔子讲过有关所谓大勇的道理，即：遇事先要反躬自省，看看自己的做法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如果自己没理的话，那么对方哪怕是身份卑贱之人也不要去恐吓他；反之，有理的话，即便对方有千军万马，自己也要坚守道义，勇往直前。这话说得多好！我们生活中常见到那些依强凌弱之辈，在那里逞勇斗狠，欺压良善，这也许可以叫勇，但不是仁。仁者之勇在于维护道义，虽慷慨赴死，在所不惜。所以说仁者必定要有勇气以抗击邪恶，但不讲道义，一味好勇斗狠就算不上仁了。
“木”是说一个人很质朴自然，不进行修饰，天性流露。它往往透显出人性真诚的一面。古人讲唯大英雄能本色，就有这个道理在里面。《三国演义》中有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充分展示了曹操和刘备两个人斗心眼儿的过程。曹操胸怀大志，话带机锋。刘备心怀异志，躲躲闪闪，两个人都算不上坦诚。比较而言，张飞就直率得多。他起始对诸葛亮颇不服气，便直言挑衅，等到诸葛亮大功告成，又是低头认错，心悦诚服。直来直去，也倒憨得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