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锐是1956年转业后回乡当的县长。当了县长的陶思锐每天必喝一公斤白酒。陶县长是1973年死的。是喝酒喝死的。上世纪七几年的一天，我跟陶县长的一个隔房孙子去过县城陶县长的家，喝过两瓢凉水，吃过半截甘蔗。老衙门。黑。潮湿。但气派。柱子高大而讲究。双扇扇的门，单扇扇的开。我没有见到陶县长，只见到陶县长的夫人。一个病恹恹的老太婆。想必陶县长已经死了。后来听说，那病恹恹的老太婆只是陶县长的一个夫人。陶县长还有两个夫人，一个在陶家山，一个在成都。这个病恹恹的老太婆是陶县长的原配，就是他跟红军走之前娶的那个。陶县长走后，改嫁了陶县长的一个堂兄，并生了好几个儿女。陶县长衣锦还乡后，又抢了回来。
我的外婆一提起陶县长就抹眼泪。红军过的时候，我外婆也刚刚嫁到我们村。我外婆的男人（不是我外公）及男人的父亲都去给红军做背夫了，而那个拉他们去做背夫的人正是刚参加红军的陶思锐。做背夫回来不久，我外婆的男人和他的父亲都打摆子死了。我不明白，我外婆的那个男人为什么不学陶思锐去当红军。没准不但不会得什么“寒老二”，还能混个什么县长市长的当。我自然是不可能见到我外婆的那个男人，我也没有听外婆描述过那个男人。我不明白，是抛弃新婚妻子当红军的陶思锐可爱，还是舍不得我外婆舍不得家的那个短命的男人可爱。
我外婆后来又结了婚，但不再是嫁人，而是填房。填房的那个男人便是我的外公。我的外公姓袁，但填了房就改姓李了，因为我外婆先前那个给红军当了背夫就病死了的男人姓李。我妈自然也姓了李。我的父亲虽不是填房，却是孢儿子，又跟我妈改姓了李，我们自然也都错误地姓了李，直至今日。
最先代表我到达对岸的是我扔出的石子。看见我扔到对岸的本来是属于此岸的石子，在一阵蹦蹦跳跳过后躺在了对岸的青草里，我便在心头默默地说——我要到对岸去！我要到对岸的山里去。我们村的几个游泳高手，时不时都要游到对岸去，在对岸的石头上睡上一会儿，再游回来。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对岸，不在乎对岸的山和山上的事物。他们只在乎游泳，只在乎在婆娘女子面前脱光，在水里逞能。
我第一次到对岸是公社把石灰厂建在我们村之后不久。石灰厂弄了条木船，天天过河运石灰石。坐在船舷上，把手放进碧绿的水中，心头憧憬着即将要踏上的世界，眼睛看着手指制造的小碧波，感觉到的该是怎样的愉悦和激动。神秘的愉悦和略带恐惧的激动。为了搭石灰厂的船到对岸去，我不知偷了多少我们家园子里的葱葱蒜苗贿赂石灰厂的摆渡人。
站在对岸回望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村子不再是我在此岸看见的模样。而身在对岸看见的对岸的村子，也全都变了样。我感到巨大的震惊和惧怕。我想，哪一天我真的爬上了我向往的对岸的山，那山肯定也就不再是我在我们村子里仰望的山了。我甚至怀疑我的向往也会消失。在对岸看我们的村子，我感觉特别的陌生。我居然不知道村东那排椿树是哪家的，村西竹林掩映的木房子又是哪家的。我的眼睛甚至找不到我们家房背后那条唯一上坡的路了。当然，陌生里也有从未发觉的美。葱浓的竹林。竹林掩映的石墙和瓦屋。雪白的保管室。雪白的土路。一色的青杠林。蜿蜒但流畅的河岸线。我萌生了更大的冲动，我不知道爬上对岸的山、站在她的各个部位回望我们的村子会是什么情景。
由于石灰厂渡船的对外开放，我很快就去了对岸的山，去了对岸山上的很多地方，而且是多次。当然，不是以回望村子或爬山为理由去的，是去背柴扯猪草的。
我首先去了陶家山。我看见了红军废弃的工事。石头四处滚落，野草长得比人深，蛇皮缠在枯树上，蜈蚣肆意爬行。扳开石头，还能捡到子弹壳。让我吃惊的是，在陶县长当年住过的房子里，在一张玻板下面，我看见了陶县长当年参加黄埔军校培训的老照片。而让我震惊的是，陶县长怎么穿着美国鬼子的衣服，戴着瓜皮帽，而照片上的那位女兵漂亮得简直就像电影里国民党的女特务。我忘了我是不是隔着玻璃亲过那个女兵。我还去了陶家山东侧的大湾。就是传说陶县长开杀戒的地方。巨大的泥石流留下的谷地。香稔子和豆格渣长得特别茂盛。香稔子是一种香草，我相信它就是就是屈原《离骚》里说的蕙。沾过它的手，再洗都是香喷喷的。而豆格渣的优势不在气味，在形体。它的娇嫩，它的丰满，它的水性，是能让我们的眼睛生情的，是能让即将进入青春期的我们的心迷乱的。还有野生的荞麦。苦荞和花荞，一样地茁壮，一样的娇艳。不管是绿的叶子，紫红的苔子，还是粉红的花，都让我们兴奋不已。如果说陶县长是对岸的山的传说，那么这些精灵一般的夏天的草本植物就是对岸的山的童话。
我也去了三岔子。也是很多次。三岔子没有传说，只有险恶和血腥。三岔子是两条巨大的沟谷搂抱着的一位美女。那美女就是肥沃的火地和火地里生长的药材。美女的脚下是一条陡峭的雪白的崩流。叫长崩流。长崩流是人工开凿的，用来流放木头的。站在长崩流底下仰望头巅的美女，看见的却是像鸟一样飞翔的石片。我的大哥曾经就被飞翔的石片击中过耳根，昏迷了三天。长崩流是一张裸露的吃人的嘴。被吃的人脑浆迸裂，血肉模糊。我听说过很多有关长崩流吃人的故事，亲眼看见的只有一回。死者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的木头被卡在了长崩流的一条树根上。他去撬。木头撬走了，人也跟着木头走了。花岗岩一般的苦桃木都被摔得皮开肉绽，人能不粉身碎骨吗？
有关三岔子的更大的噩梦涉及到我自身。那是一个冬天。三岔子的雪淹到了小腿。大人们在看药人的木房子里烤火，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外面玩雪。看药人的儿子扛着枪回来了。看药人的儿子是个莽汉，五大三粗，腰上拴着葛麻藤。看药人的儿子进屋就说，没打到，那野毛子奸得很！看药人的儿子顺手把枪倒立在门边。看见枪，我们便不再玩雪了，都过来玩枪。有人想把枪背在背上显摆，有人想把眼睛放在枪眼上看枪筒里究竟装了啥。我没挤进场合。我从腿缝儿看见了扳机。我产生了拿脚去踩动扳机的冲动。我想听扳机啪嗒啪嗒响动的声音。我把脚伸进了腿逢儿，踩动了扳机。枪响了。
在陶家山和三岔子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村子只是一幅图画的一角。涪江在我们的脚下，村子在我们的脚下，村子背后的小山也在我们脚下，只有远方茫茫天际一座耸立着三座主峰的山敢与我们平起平坐。据说那就是著名的摩天岭。
在村子里看对岸，对岸是我向往的世界；而当我站在对岸的山上看到更为广阔更为壮丽的世界的时候，我自然有了更大更强烈的向往。从对岸的山向南，向北，向东，向西，再向西，再向南，再向北，再想东……再到对岸去，河的对岸，湖的对岸，海的对岸，就能够抵达世界的任一地方。然而，这也不过是地理的对岸，地理的世界。我心灵的对岸呢？
我要到对岸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