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快的旅途
1991年4月20日上午11时，我们一行22人乘坐一辆特大的囚车驶向杭州。由于我们省五监只有我一个代表，因此搭蒋堂支队的专车一起赴杭。
男女犯两旁分开坐，按规定男女犯之间是不准对话的，大多数人都遵守纪律。只见刘真（化名）和陈雁雁（化名）一路上在相互交谈，队长也没有管他们。最活跃的要算杭州人董平（化名）了，也许回家乡使他很兴奋，他与女犯们搭三搭四，无话找话。
董平，32岁，1.8米的身高，显得很健美，笔挺的鼻梁，剑眉下长着一双有灵气的眼睛，是位美男子。他是“二进宫”，1983年严打时因打架判刑送大西北改造。1988年回杭州后，还是哥们儿义气那一套，结果1989年又因打群架被判刑8年。他很喜欢与女犯对话，可遗憾的是他有点“口吃”，看得出来女犯们对他也很感兴趣，但队长宣布过男女之间不能讲话。可对这种犯规的情况，为啥不管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坐在囚车的中间位置，对他们的谈吐听得很清楚。我始终一言不发，默默地、兴趣盎然地观察他们的言行，有时看看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真是心旷神怡。
女队长带了一位6岁男孩，很活泼，是女队长的儿子。陈雁雁与俞珍珍（化名）不断地逗着他玩，糖果啦、蜜饯啦一个劲地往孩子身上塞……看来这两位姑娘做人真“精”。
车厢最后面坐着两位艺术团最年轻的姑娘：沈燕（化名）与姚丽（化名），她俩还不满18周岁，青春在她俩脸庞上闪光，她俩活泼得像对小鸟，一路上又是嬉闹又是歌唱……
我真感到不可思议，如此纯真的少女，她们能犯什么罪呢？
旅途中我没有与任何人讲一句话，但心情是愉快的。
车到四监时，已是下午6时半。当我们下车时，只见单处长和杨书记在欢迎我们。令人感动的是单处长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
男犯安排在四监，女犯安排在县看守所住宿。
当我跨入四监大门时，第一感觉是四监的监舍面貌比二监、五监都漂亮。不仅绿化比五监好，连建筑布局也比五监合理。
1991年4月21日
碰到了老朋友
昨天上午全体演员集中在四监礼堂，由单处长和杨书记讲话，劳改局张科长宣布纪律。纪律中最严厉的一条是：平日不允许男女犯之间讲话，凡发现相互讲话者，一律扣改造分，重者立即退回原单位严肃处理，并规定每晚评比一次，谁表现好坏，都要作考核记录。
上午少管所来了十多名小演员，他们表演了三个舞蹈，很有水平，大有专业的味道。少年犯的舞蹈风格有一些像芭蕾舞，他们的舞蹈配曲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更显得大气。少年犯演得如此出色，这真出人意料，看了他们的舞蹈，就觉得蒋堂女犯的舞蹈逊色不少，似乎“土”了些。
上午蒋堂乐队排练了《打虎上山》。
下午省育新艺术团马团长从杭州回来看了我的小品排演。他指出：作品的前半段很精彩，但后半段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同时他提出了一些修改的设想。
下午女犯们登台亮相，反复排演了他们的三个舞蹈：《烛光》《队列舞》《采茶舞》。
杨书记等领导也观看了我们的演出。杨书记邀请我们去杭州演出。这无疑是好消息，拍电视录像前多演几场，对我们是很好的锻炼。
傍晚乔司劳改支队的金光（化名）来报到。想不到乔司大队近万名犯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来。
他说：“真气人，这次我们准备了不少节目，劳改局一审查，统统被枪毙了！这次省里只抽调我一人来，到底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
金光6年前与我一起参加过省第一届文艺汇演，当时乔司的话剧《情与法》获二等奖，金光是主演者，演技上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呀！总算找到一位老朋友了。这次抽调上来的人员中，就只有我俩是“正宗”的老演员了。
1991年4月22日
没想到有四个小品
我原以为小品只有我们一个，没想到，一到省里，才晓得共有四个。除我们的《引路》（我创作的新作品）外，还有四监的《小事不小》、十里丰的《在接待室里发生的事》和女犯的哑剧《看电视》。
四监小品的演员实力雄厚，陈刚（化名）和刘同（化名）都是艺术团的老演员，两年前曾拍过电视剧《纯洁不一定白》，在省内外的反响很大。尤其是刘同，他在被捕前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我们在演技上与剧本的质量上都不及他们，这使我的精神压力很大。
十里丰的《接见》由朱宝（化名）、黄连（化名）演出。我觉得这个剧本写得很好，很感人。
女犯的哑剧今天也亮相了，喜剧性很强，张秀秀（化名）、俞珍珍（化名）和陈雁雁三人配合默契，演出过程中，台下笑声阵阵，观众反应热烈。
这下我可被打蔫了！
单处长明确指出，这四个剧本，只能选两个拍电视，由劳改局领导与杭州文艺界专家的评定定局，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互相竞争，为浙江省（犯人）争光！
这样一来，我的配角小张连信心也没有了，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完了，我们比不过他们，反正上不去了，我也不想演了。”
四监的陈、刘两人更暗中大耍手腕，在小张面前吹“冷空气”：“老汪那一套是30年代卓别林式的，如今已90年代了，早过时了！”
“你们的节目肯定是上不去了，你要争取上电视只有一个办法，快去参加小分队合唱，否则你什么也捞不到，瞧着吧！”
……
当金光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我时，我又气又急。小张果然上了他们的当，这两天他整天跟着刘真转，拍刘的马屁，又敬烟，又赔笑……当我叫他排演时，干脆当没听见，我气得暗暗掉泪。我该怎么办？坦率地讲，看了他们的演出，连我自己也失去了信心，感到自惭形秽。
大家忙于排练各自的节目，谁也没顾上我情绪的巨大波动。聪明的金光倒看出来了，他生气地说：“你的节目，我认为很好，小张不愿上，我上！我们要争口气，难道我们两位‘老牌’演员，反被初出茅庐者击败，我就不信。”
谢谢小金的鼓励和信任，但换人要省劳改局同意才行，哪有这么容易！
1991年4月23日
写于浙江省第四监狱
专家的评点与指导
今天上午正当排演紧张进行中，9：00左右杨书记陪同两位老者进场，看来是有来头的。
果然，杨书记命令立即停止排演。他介绍说：“这两位是杭州话剧艺术界的权威，今天劳改局领导特地请两位专家来做指导，大家欢迎！”
经久不息的掌声，长达2分钟，杨书记扬了扬手：“现在全部节目从头开始演一遍。”
演出正式开始了，当然四个小品也先后登场亮相。
演毕，老专家何学初说：“看了演出，我惊讶又感动。演出很成功，节目质量也很好，这可以说出乎我意料。对音乐我是外行，只能作为观众谈点感受。我觉得你们的小乐队有水平，特别是《打虎上山》具有省一级水平。舞蹈我也外行，我感觉总体上是好的，有专业水平的味道，但动作欠齐……对小品嘛，我们是同行，可以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认为四个小品中，不论是演出水平还是编剧的质量，《引路》最好。《小事非小事》《看电视》次之，《接见室里的故事》相对来说，主题欠深化，演员尚未进入角色……”
老专家对我的评价，使我大吃一惊，真是连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还是第一？
会后大家纷纷与我握手祝贺，小张乐得手舞足蹈。我听见他在吹：“我早就说过，我们的小品是一流的，我们将直冲北京！”
从下午1：00开始，专家对我们的小品做现场指导，还对小张手把手地教了几招。
何学初是浙江话剧团导演。他原是上海人民艺术院的导演，何老今年70高龄了，但指导我们时边讲边演，生龙活虎得像年轻人。
当我们表示感谢时，他笑道：“不要谢我个人，有一句话千万要记住，那就是——社会主义好！没有党的好政策，我们能来吗？”
1991年4月24日
写于浙江省第四监狱
他中计了
这几天我与十里丰带队的徐科长关系搞得很好。徐科长也爱好摄影，于是我们有了不少共同语言，互相交流拍摄技巧、摄影创作体会……越谈越投机。他告诉我一个内部消息：“省艺术团领导一致认为你的小品内容好，你的演技也好，只是要修改一下，有希望上电视。”
徐科长的重大信息，帮助我从自卑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带给我希望和灿烂的阳光。
最有趣的是金光，来了没几天，闹了不少笑话。由于乔司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节目，急得团团转。他要求我写一个相声出来，与我合作，即使上不了电视，到杭州去演出几场，回去也可向乔司领导交代。
金光，五官端正，1.78米的标准身高，皮肤白皙，颇有奶油小生的味道。在18名男演员中，论外貌是佼佼者。难怪他一来，从众女犯的眼神里飘来信息，她们对金很青睐。
金时不时向我传播最新信息：张秀秀怎样与他眉目传情，孙思思（化名）如何向他撒娇。
我不断提醒他，当心“触电”，万一给政府知道了可不得了！
他拍着胸脯：“我用的是‘超短波’，谁也休想收到我的信息，绝对安全。”
然而“超短波”先生大错特错了，他的信息早被蒋堂男犯们收去了。而他呢，一直蒙在鼓里。每天起床因为没有节目，无事可做，他就打扮起来，西装穿得笔挺，领带打得笔直，高级增白霜，擦了一次又一次，那香味真熏得人受不了，大家对他侧目而视，他竟全然不知。
果然，今天“触电”了！十里丰的朱宝。看不惯他这般“娘娘腔”，就说了一句：“老兄，你又不是女人，擦得太香了！”
这句话可触到了金的要害，他跳了起来，“关你屁事！”于是一场唇枪舌战终于爆发。
其实，这仅仅是表面现象，矛盾是这样开始的——
由于金没有角色，他不断向单处长反映。领导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命令十里丰的小品《接见》中的儿子角色由金来演。这下矛盾就出现了，这个作品的创作者是黄连，不让黄演黄不服，但领导的命令黄又不得不服从。
在排演过程中，十里丰的朱宝有意处处刁难金，台词背不出说他笨，表情不到位，就讽刺他，问他到底想不想演，使得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但为了争上电视，只好忍气吞声。
昨晚领导命金光上台试演，金由于紧张忘了一大段台词，一下子僵在台上，出了洋相。这下可中了朱宝的计，大声嚷嚷，说金是有意出他的洋相，双方无法配合……
我由于同情金，讲了几句公道话：“金光是乔司一万名犯人中选出来的，他又曾在1985年汇演中得过二等奖，问题是时间太短，台词不熟悉也正常……”
这下可得罪了十里丰的代表们，他们向我射来不友好的目光。
因此我认为今天早晨爆发这场“舌战”，其中奥妙无穷。
朱大声说：“从今天起，你别想再演《接见》了！”
金也火了：“不演就不演，他妈的，你算什么东西！你……”
双方动起手来，好在劝的人多，终于拉开了。
果然不出我预料，下午单处长宣布，小品《接见》中儿子的角色仍由黄连演出，十里丰犯人笑了。
可怜的金光气歪了嘴，不断大口大口地猛吸烟……
1991年4月26日
写于浙江省第四监狱
“汪爱源怎么跑到你们那里去了？”
今天下午单处长从杭州回来了。他通知大家，明天劳改局几位局长和省司法厅领导将正式来审查节目，各个节目成败在此一举，希望大家拿出最佳水平来。
单处长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你拍的两套我们彩排的照片我已送到《浙江新生报》去了，那天只有四版编辑吴浙亚在那里，她看了照片，吃惊地说，汪爱源怎么跑到你们那里去了？我说汪爱源如今是我们劳改局育新艺术团的团员了……”
吴浙亚老师很高兴，说我的照片拍得不错，估计可以选用几幅，她还说有机会要去看汪爱源的演出。
金光和费正（化名）由于没有节目，这些天担任搬道具工作，于是他们两人与女犯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尽管队长看得很严，但对“有心人”来说，还是有不少值得冒险的机会。这几天一天中至少有三四次从金那里获得“最新消息”。他多情地说：“我喜欢张秀秀了，她的眼睛会说话，美极了！刚才我在搬道具时，她的胆子可不小，当着队长的面大声叫我搬这搬那，这真叫‘心有灵犀一点通’，真是妙不可言……”
对金的快讯我很乐意听，一方面可以散散心，另一方面他那种神秘兮兮的表情也够精彩。
可这位多情公子，一忽儿又宣布他迷上了孙思思了！他得意地说：“生活就是如此的美妙，有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发觉，孙思思传来的眼神更深沉，更甜。”
“连眼神甜的味道也尝到了，眼神甜，这个形容词，可是你独创了。”
“孙思思笑起来很甜，她也更大胆，她竟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你还有几年？’另一句更贴心，‘我看了你演的《接见》比十里丰的黄连演的好多了！’听，这里我碰到知音了。”接着他又感叹，孙思思比张秀秀更年轻，她的皮肤多白啊，我向蒋堂男犯打听过了，孙思思今年20岁，刑期还有一年，这太好了……
我太吃惊了：“你怎么可以向蒋堂男犯打听孙思思的消息，这太危险了！”
“放心吧，我不是傻瓜，我这个‘超短波’自然有套方法！”他得意地递给我一支好烟。
昨天张秀秀在二道幕那里突然问我：“大伯，你是上海人吧！”
“不，我是嵊县人。”
“你的口音像上海人，你的小品演得真好……”
我见费正过来，连忙走开，嗨。太危险了！
1991年4月28日
写于浙江省第四监狱
掌声响起来，歌声唱起来
上午8：00左右，近40名劳改局、司法厅领导来到省四监剧院。
全部节目演了足足3小时。
11：00左右，领导退场。无疑下午将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我是五监的“独苗”，万一淘汰，怎么对得起五监领导对我的殷切期望？照理下午应该继续排演了，但大家的心情也和我一样紧张，都无心排演了，坐在台下，大家议论纷纷。
直到下午3时，还没有音讯。此时十里丰的徐科长进来了，被大家团团围住。徐科长笑道：“我没有参加会议，讨论还在进行。为了慎重嘛，领导正在反复研究，估计再过3小时会有结果。”
我的天，还要等3个小时，真比三年还长哪！
徐科长在与我研究摄影技巧问题的时候，有意把我拉出剧院外，悄悄地告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小品通过了！”
乌拉！太幸运了，我真想飞起来！
5：30时单处长终于出现了，他严肃地宣布省局领导的“判决”，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节目被砍去！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欢笑，有人跳得三丈高！有的抱怨，有的流泪，有的叹息，有的不服！
但军令如山，只能绝对服从。
其中《接见》被“枪毙”，刘真的独唱只允许唱一首，女犯的舞蹈《心声》被否决……
这下，金光可乐了！“这叫恶有恶报！如果让我演下去，肯定能上，哼！让他们去掉眼泪吧！”
单处长又宣布：“第一场演出将在杭州浙江省京剧院进行，时间是5月3日。这场演出省电视台可能要向全省播出……大家有没有信心演好啊？”
“有！”掌声雷动！
省育新艺术团马团长也给大家鼓动了一番：“这次演出意义重大，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省局领导对你们的殷切期望，你们是劳改犯中的‘精英’，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发扬拼搏精神，一定能在杭州打响第一炮。这次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争上电视屏幕！散会，晚上抓紧排演！”
掌声响起来，歌声唱起来，四监剧院变成欢乐的海洋……
1991年4月29日
写于浙江省第四监狱
“你是上海人吧？”
今晚的演出特别隆重，因为这是一场招待全省劳动模范和全省青年突击手的演出。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王耀亭、省政协副主席邱清华、崔波和团省委书记茅临生及省妇联、省司法厅、省劳改局的领导等都来观看演出。
演出7：30正式在浙江京剧团剧院拉开帷幕。由于我的节目安排在16位，于是我与金在舞台后的一角聊天。
6：30左右，马团长来找我：“汪爱源，浙江电视台的导演找你。”
我想大概是老朋友相樟宝来了，激动地往外跑。果然是老相，我俩开心地握手。
老相说：“你的信我收到了，当天夜里我对我老婆、女儿两人说：‘今天我突然收到一位分别多年的老朋友来信，这位朋友你俩都很熟，猜猜看是谁？’她们两人猜了十多个名字都没猜中，最后当我宣布‘谜底’，并告诉她们你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时，她们都为你高兴，爱玉读了你的信后很感动，她说有时间的话，真想去看看汪爱源的戏。”
这一席话，使我感到温暖，老朋友们没有忘记我，还想来看看我的戏，我倍感鼓舞。
我问：“我们的录像是不是你们来拍？”
“当然。今晚我们两位导演特地来看你们的戏，就是为拍录像做一些准备工作。我们的摄像师也来了，准备拍一些片段，向全省播放。”
“太好了，请多多指导，帮帮忙。”
“放心，我将尽力而为！”老相笑得很真诚。
老相的来访，让我吃了定心丸，信心更足了，因此今晚我特别卖力。
没想到《浙江新生报》副总编陈文虎也来找我，希望我将演出中的一些场景写一些通讯。喜事一个接一个，我异常兴奋。
演出完毕时，全体演员上台谢幕，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自编歌曲《啊，队长，向你问个好》。
谢幕三次，但热情的观众还是一直拥在台前鼓掌不愿离去，台上台下掌声歌声组成一曲人间最美妙的乐章。
最令我感动的是团省委书记茅临生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是上海人吧？祝你演出成功。”
我是上海人？当然可以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茅书记怎么知道我是上海人？也许我的演出风格像上海人，滑稽演员嘛！也许劳改局领导已向茅书记介绍了我的情况。
啊，要问什么是幸福？这就是！
1991年5月1日
写于浙江省第四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