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都靠直觉，在释迦牟尼那个时代，人的直觉一定比现在人强得多，就像我年轻时候的心算能力比现在年轻人强得多一样，那个时候连计算器都没有，所以你要算什么东西，包括很大位数字的乘法，都要靠心算，现在连1位数的乘法都要计算器，所以大家心算能力都退化了。一样道理，现在啊，因为科学的发展，大家都借助实验来验证东西了，很少再用直觉的方法了。第二个呢，直觉的方法是靠内心通过很强的感悟能力来认识事物的。直觉的方法要认识好的话，人一定要很安静，使你的内心没有噪声。大脑是思维借助的一个工具，也如同存储数据的硬盘之一，它就像一个超导体一样，超导体就是导体电阻变为零的时候，这时候大脑的电场特别强，一点很小的信号都可以捕捉住。所以，我相信，在释迦牟尼时代，他们的心与大脑极为安静，就像我们看到的超导体一样，所以能够捕捉到很多我们现在看来高深莫测、神妙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他们认为宇宙是怎么产生的，人是怎么产生的，各种唯识的理论，都是他们靠直觉和心身实证得出来的。南老师是对的，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们研究佛学，是当作科学一样来研究的，他们追求的是宇宙和人生的真理。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用自然科学的最高成就认识到的宇宙，和释迦牟尼佛经中他们所认识到的宇宙做一种比较。我这十年，我在庙港，在南老师身边，请教他的问题基本上就主要围绕这个中心。我这一生，发表过的研究论文有300篇以上，只有一篇文章现在影响最大，就是《物理学步入禅境》这篇文章，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以至于国外有些人认为我是佛教徒。看到我在创办南方科技大学过程中的种种艰难险阻，南老师由开始的支持，逐渐变为反对，他希望我集中精力，写科普文章，可以更广泛地影响社会，培养普罗大众的科学素养，在民间撒下科学研究的种子。我想等我把南科大的工作做完，我会做我这一生中间的最后一个使命，写科普文章，我不会牵强附会地去比较，而是想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原汁原味地写清楚，凡是有文化的人都能看懂，又可以把佛学所讲的宇宙和人的事情做一些对比。
王国平：我想，您可能与季羡林、任继愈等有些交往，我想听听您对这些大师的看法。
朱清时：这么说吧，现在南老师对佛学和佛经的理解水平，国内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与他相比，比如我以前跟他学过《成唯识论》，现在我正在读《瑜伽师地论》，这两部经书都是玄奘法师主持翻译或总结的（《成唯识论》是玄奘法师汇集总结印度唯识十大论师观点的著作），当时是用唐代语言，而且玄奘法师是用直译的，唐代的人看起来就很吃力，现代人就更吃力啦。可是南老师会给你讲得深入浅出。再比如，有很多佛经的语言都是唐代的语言，现代人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就完全搞错了。比如《楞严经》中的觉海性澄圆，圆澄觉元妙，其中两个字元妙，很多人看到这个元字，就以为是元始的、元创的、元初的、元本的，南老师一讲就懂了，当时为了避讳唐玄宗名字中的玄，而将玄妙的玄字改成元代替，一说玄妙，大家都知道了。
王国平：南老师是大智慧。
朱清时：对，这种事情谁会知道，只有南老师的大智慧，结合现代的知识来深入浅出地阐释经文，人们才可以理解。我还可以举很多例子，我相信，近代很少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对佛经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王国平：其实，南老师的学问远不止于佛学，儒、释、道三家学问在他身上真正实现了融会贯通。
朱清时：释、儒、道。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论语别裁》，大家对《论语》理解得比较多，只不过南老师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理解它。对佛经理解的人就很少了，他给我们讲《达摩禅经》，也是一样，那是晋代的语言，都是五字一句的偈颂，一般的人，特别是没有修证过的人很难理解。我相信中国找不出第二个人能把这个经理解得这么深刻，所以我做了很多的笔记，我想的是再也没有人可以解释得这么好。你也知道，现在中国的佛教界也比较乱，所以我后来有一个发愿，就像你写的一样，我就是想把四川佛教界的青年领袖们，请一些来，在南老师这里得到一些感染，至少得到我的感受，知道佛经难在什么地方，知道应该从哪里入门去学习它，结果我只把宗性法师请过来，还有好几个我都请过，结果都是这个事那个事，没有来。你也知道，到这里来，也不容易，所以都没有成行。以至于我这次到峨眉山去，我见了他们的文物局长、博物馆长，他也知道我的努力，我在峨眉山、乐山等大寺院，请他们的住持去，都没有去，他也觉得不好意思。
王国平：他们错过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缘啊。
朱清时：对，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他们现在完全能对付，因为现在的佛家都停留在表面，大家都是拜拜佛，说两句偈子，信众都对他们很佩服了。现在有谁能够把一部经讲透讲到底啊，很少了，没有人能及了。造就南老师这样的高度有几个原因：第一，他本人是个天赋很高的神童，很年轻的时候，智力就很高，在温州地区是很有名的神童。第二，他十八九岁就入川，当时，全国文化界人都在四川避难，所以用他的话说，本来他只能仰视的人，现在都可以做朋友了。他从他们这里学到了很多，而且，也有很多条件，比如这些人带来了很多经书和资料，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机缘。都是天造就的，这些条件要同时具备的机会太少了。第三，他在四川很快就厌倦了当官，他曾经做过少将参议、中央军校政治教官。他在当政治教官之前，有一段历史很重要。那就是他在凉山屯边垦荒的历史，这一段相当精彩。他1937年入川后，曾经饿饭，没有饭吃，当时他住在一个庙子里，庙里的和尚是彭州人。这个和尚出家前很有才，和地主的女儿恋爱了，可是受到家庭的阻挠，后来两个人就私奔了，不久就被地主家的人抓回去了，抓回以后，就把女的活埋了，男的就痛不欲生，既想复仇，又想自杀，都没有成功，后来经人劝说，他就抛弃红尘出家了。出家之后，他的母亲就跟着他，服侍他。这个时候，南老师正寄住在庙里，所以这个母亲既服侍儿子，也做饭给南老师吃。所以南老师一直很感谢这对母子，后来，大陆开放以后，南老师要报答恩人，首先要找的就是这两人，一直没有找到，这段往事是南老师最刻骨铭心的事情。还有南老师在到中央军校之前，曾经在大小凉山地区领导一个大小凉山垦殖公司，他自任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也就是司令官。这个队伍里有土匪、军阀和招募来的兵，他确实有这种才华，二十多岁就当司令，自称北汉王，那个万人瞩目服从的滋味很迷人，但他很快就警醒了。后来，南老师认为这条路不可为，就放弃了兵权，挂印而去。此后有一段时间曾经很潦倒，跟随他的两三个人中有人生病了，大家钱花光了，没饭吃。南老师就到一个报社去找工作。那个时候报社很小，总编辑说：你能来干什么？南老师：我能打扫卫生。总编辑说：那你做做看。他就做卫生。总编辑看他的气质，判断他是读书人，就讲出来，请他写篇文章，一看，写得不错啊，就留下来，不做卫生了，做了真正的编辑，他熬夜的习惯就是由这个时期的工作习惯而来的。后来，温州同乡张冲（张淮南）介绍他到成都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后身）学习，然后任政治教官。
王国平：这一段，目前很多公开的资料上很少提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段往事，最多就引用南老师的几首屯边诗。
朱清时：这一段历史既精彩，也很重要。我要说的是，像他这种机会在和平时期哪里有啊？二十多岁就当少将，当司令，这种经历谁有啊，不可能啊！只有大变乱时期才有。后来，南老师到峨眉山闭关三年，阅读《大藏经》。下山后，他在乐山张怀恕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阅读《永乐大典》和《四库备要》。像他一生遇见的这种机缘很稀有，他古文功底很好，当时四川遍地都是高人，然后又能读到《大藏经》《永乐大典》《四库备要》，想请教人也很容易。还有1949年后，他去了台湾。而国内的学者经历了一二十年的动乱，还搞什么学问啊，自保都有问题。从镇反、批胡风、反右、文革……很多资料都烧了，谁去看？所以说，你说像季羡林这些学者，我们不说天赋，就是机遇他们也没有南老师多，他们几十年时间在时代变乱中就荒废了。
王国平：他们几十年时光都在反省、检查、批斗中度过。
朱清时：所以，我们很珍惜他们，是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学者太少了。但是，南老师在台湾，很多重要的经典都可以读到，很多大学者也云集台湾，很多书和资料都能接触到，这样，他比内地的佛学家又高了一筹。加上他的性情，他一生不从政、不当官、不去惹闲事，潜心学问，所以沉淀到现在，我想可能是千古一人了。当然，我们不说跟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相比，但是至少五百年来没有过这种人。中国有很多天资跟他差不多、机会跟他差不多的人，但是心不静，因为太平时期都想当官，都想成就功名，所以呢，他可能是几百年来第一人。他对儒释道都有精深的理解，对儒家的理解，他是高人一筹，但对他还不是最重要的，他对佛学和佛经的理解，现在可能找不到第二人了。就在于佛经本身，很多是魏晋和唐代的语言，当时的人读来已经是晦涩难懂，何况现代人，这需要非常深的学问才能解释得非常准确。这十年我非常珍惜他讲佛经的机会，他不讲，别人都是望文生义，只有他讲了，别人才会服。
王国平：我一直很尊崇季羡林、任继愈他们，但是呢，我认为季羡林先生对国学研究不多，他主要方向是东方语言学，擅长的是吐火罗文、巴利文、梵文等，任继愈先生主要研究的是世界宗教史，反而不以传统文化见长。
朱清时：南老师就把这几个学问贯通起来了。国学受佛学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佛学又受中国的国学影响很大，老庄等影响了中国的佛学，才产生了中国的禅宗。道家更是如此，道家没有统一的理论，但是其修行方法和理论跟佛学、老庄更有关系。所以中国的儒释道融合在一起了，季羡林、任继愈都是大家，但是第一，他们不是神童，特别是季羡林自己就很老实，他不认为自己天资高，他靠的是苦学。任继愈先生在红尘中工作太久，他自己就说，他不信佛，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这样再来研究佛学很难。佛学是这么一个东西，我刚才说过佛学研究方法是直觉与实证，当这种修养到达一定深度以后，你才能明白很多事物的真相是什么。你修养没有到的时候，再精彩的讲经，你也会把它当作噪音。这一点跟自然科学正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