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百六之运，推迁改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子、小人、无贤不肖，至人无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省，求赡则争止。”议曰：《管子》云：“衣食足，知荣辱。”此有余则让者也。《汉书》曰：“韩信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及在汉中，萧何言于高祖曰：‘韩信者，国士无双。’”此不足则争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父母饿于前，妻子馁于后，能有志不移者鲜矣。”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争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逢、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故《庄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新语》曰：“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四渎东流而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议曰：匡衡云：“循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尚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矣。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议曰：《尚书》云：“殷罔弗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罔获。”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并非法，无得其中，皆从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议曰：《左传》云：“范宣子好让，其下皆让。栾厌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夫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由此言之，夫栾厌之让，势运之耳。故知世之礼让，未必礼让也。夫势运者，不可不察。议曰：《政论》云：虽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变。”故知天下君子、小人本无定质，尽随势运者多矣。
【译文】
天下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迁流逝，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失。谁是君子小人？何为贤惠愚妄？都没个定准，这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无能为力的事情。由此可知，一个人能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智慧。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品格卑下的小人，也有推崇互相谦让的风气。但上述情况，未必出于人的本性，也未必出于事所当然，都是大的形势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子》中说：“人们富余时才会退让，而不足时便会争斗。退让就产生了礼义，争斗就会发生暴乱。财富多了欲望就减少，获取的多了争斗就会停下来。
《管子》中说：“衣食丰足之后，才会有荣辱的观念产生。”这是说有余就会退让。《汉书》中说：“韩信是普通人的时候，贫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举为官。等到在汉中投奔刘邦，萧何向刘邦推荐他说：‘韩信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天下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这是由于他是普通人时，衣食不足啊！所以傅玄说：“假如给伯夷、叔齐一个小官职，只发给他不多的俸禄，开始是父母挨饿，接着是老婆孩子吃不饱饭，不改变其节操的可能性就会很少了。”
《淮南子》中说：“在水里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里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来救别人。在火灾中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因为他自己的烧伤疼得厉害。在树林子中没有卖木柴的，在湖上没有卖鱼的，因为没有人缺少这种东西。”所以太平盛世，道德卑下的小人也会奉公守法，不义之财也诱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品格高尚的君子也会干坏事，法律也禁不住他。《慎子》中说：“夏桀、商纣当天子的时候，天下一片混乱。关龙逢，王子比干虽然是贤者，但人们还是称那时为乱世，就是因为作乱的人多啊。尧、舜当天子的时候，天下太平，虽然丹朱、商均作乱，但人们还把那时称为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守法的人多啊。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显达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愚笨了，这都是时势造成的。”
《新语》中说：“靠近河边的土地总是湿润的，造近山边的树木，总是长得很高，那是同类互相影响的原因。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古称四渎，都是向东流入大海的，所以众多的小河也没有向西流的，这是小河仿效大河，而水少的追随水多的原因啊。”
由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质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经说过：“英明的君主恭敬谦让，百姓也就不互相争斗了；君主好仁德礼乐，下民也就不会凶暴；君主推崇道义节操，百姓也会按道义节操行事；君主宽厚慈爱，百姓也会互相关心爱护。有这四种原因，所以有道之君不靠严刑酷法也能化导天下，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由此说来，社会的君子，是明主化导的结果。
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尚书》中说：“殷商的法律并不可通融，然而社会风气却极坏，草野盗贼成群，朝廷内外，大夫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上行下效，法律却治不了。”这是说商朝的末世，大夫们都干非法的事，没有遵纪守法的，这也都是君主导化的结果，因此可以明白，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世上的礼让，也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左传》中说：“晋国的范宣子执政，他好礼让，大夫们也都好礼让。栾厌虽然横暴，也不敢违抗这种礼让之风，因而晋国安定，几代人都仰仗范宣子树立起来的民风，安定地生活。这是榜样好啊。”在周朝开始兴盛的时候，那时的诗中唱道：“以文王为榜样，众多国家也都讲诚信了。”这就是榜样好的缘故。等到周朝衰落时，那时的诗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让我做的事比别人都多。”这就是说没有谦让了。由此说来，栾厌那样的谦让，是时势造成的。因此，世人的谦让，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所以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谦让也好，都是时势造成的。这个道理是不能不考察明白的。《政论》中说：“世上虽然有生来就品质高尚的人，但百里不能挑一，不能作为天下的普遍标准。”因而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品质，大都是随着时势的推移变化而变化的。
【智解】
造势的重要性
所谓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潮流。当一股潮流到来的时候，便能挟裹各种各样的人朝同一方向行进，这是很难抗拒的。人们常说：社会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就是这个道理。
时势造英雄，古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往往在乱世出现，就是因为乱世具有造就英雄人物的一切因素：统治者荒淫无道，官吏腐败无能，由此引起的政局混乱，人民困苦让民间积怨越来越深。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许多不甘心屈服于压迫的有识之士便揭竿而起，天下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群起而响应，便造就了反抗暴政、争夺天下的英雄事迹，未来的帝王便从这些英雄人物中产生。纵观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种种先例，几乎都是这种大同小异的模式。许多英雄人物的出现并不是这个人本身有怎样空前绝后的才能和理想，而是客观条件推动的结果，许多情况下英雄的所作所为也是身不由己的，像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便是如此。陈胜、吴广带领一支囚犯队伍戍守渔阳，途中因遇大雨冲坏了道路，被阻隔在大泽乡而误了报到的时间，当时的秦法十分严酷，按律要把所有人都处死。既然横竖都是一死，不如死得轰轰烈烈、有所作为——于是他们便揭竿而起，陈胜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拉开了秦末起义的大幕。如果不是秦末的严刑暴政让人民苦不堪言的话，也不会逼得陈胜、吴广以及后来众多的起义者造反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也许就不会出现。项羽、刘邦等等英雄人物也许会像普通人那样终其一生而无所作为了。
这种社会、政治、人文环境就是我们所说的势。至于管仲所说的：“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也是势，国家富足，人民都有粮可吃，有衣可穿，便不会因为蝇头小利而斗争，饱暖生活是走向社会文明的第一步，贫穷和饥饿只会让人心中的“恶”被激发出来——“良心丧于困地”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吃饱了才有精力和心情去从事各种社会活动——音乐、工艺、文学等等，所以说，造成一个有利于社会发展、政治清明、人民安乐的势是极其重要的，在这样的势的推动和约束下，社会机体就能健康有序地循环下去。而对个人来说，人们的品质也常常不是因为人的本性所产生的，也是周围的环境和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就像文中所说的，太平盛世有许多贤能的人，其实并不是他们本人品德才能有多么高，而是被外界的环境所卷裹着，不能或者没有机会显示出他们卑劣的一面而已。而许多奸佞小人其实也不一定就本性如此，很可能是因为环境所迫而不得已为之。比如秦代权臣赵高，为试探大臣们对他的态度，在秦二世面前，指着一只鹿，硬说是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这是鹿。”随后便问左右人，有的大臣惧怕赵高，便随声附和说是马，有的正直的大臣既不敢得罪赵高，但又不愿说假话，便选择了沉默不语，还有一些耿直的人说是马。后来说实话的大臣都遭到了赵高的暗算，从此朝中再没有人敢违背赵高的意志，秦朝的统治也越来越昏庸无道了。我们探究起来，那些说假话和不说话的人，其实并不是像赵高一样的险恶阴毒，而只是朝政腐败，说实话只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只能选择随波逐流，把忠直之心收起来，处处以小人的行为来自保。
这种潮流形成的原因，一些情况下是由人民的意志所形成的，更多的时候是由掌握权力的人推动起来的，所以权与势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如此，势，或曰潮流就有好有坏，既可使人向善，也可使人向恶。古代昏君的行为所造成的恶劣的榜样，对于大臣和下属都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古语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个著名的“楚王好细腰”的典故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墨子·兼爱》中详细记述了这一故事。楚灵王喜欢在上朝时看到臣子们有个如杨柳般婀娜多姿的细腰身，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叫赏心悦目，能使满堂生辉。有些生得苗条柔弱的大臣还因此受到了楚灵王的赞美、提拔和重用。这样一来，满朝的文武大臣们为了赢得楚灵王的欢心和宠信，便千方百计地进行减肥，拼命使自己的腰围变小。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节制饮食，强迫自己一天只吃一餐饭，为此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也在所不惜；有的大臣更是摸索出了一套快速减肥的绝招，那就是在每天早晨起床穿衣时，首先做几次深呼吸，挺胸收腹，然后将气憋住，再用宽带将腰部束紧。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许多人渐渐失去了独立支撑身体的能力，往往需要扶住墙壁才能勉强站起来。
如此这般，经过整整一年的折磨以后，楚国的满朝文武官员们全都变成了面黄肌瘦、形容枯槁、弱不禁风的废物。楚灵王以不正确的个人好恶去规范臣下的行为，并以此决定亲疏，这就必然会引起下属臣僚的刻意逢迎和拼命邀宠。如此渐成风气，势必会酿出大祸，危害国家，毁掉个人。
势不是轻易就能形成的，但一旦形成就难以抗拒。也就是说势具有惯性，无论这种势是优、是劣都是如此，所以明君在位时，一旦形成了强盛清明的太平盛世局面，轻易不会衰败下去，往往会持续很多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等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时代里，国泰民安，政治清明，社会风气良好，使得坏人也不敢做坏事。而在暴君当政时，国家衰亡，民不潦生，社会动荡，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扭转过来的，历史上许多次著名的改革都是为了改变国家的颓势而展开的，但大多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就是吏治腐败、社会问题积攒到一定程度形成了势，改革触及不到弊病的根本，在这样的乱世，不但坏人会得势，就连好人也会因为求存的缘故变坏。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就是讲潮流可以改变人。所以权势者在造势时一是要谨慎，否则，势一旦形成，再想力挽狂澜，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