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已安家十年，区教育局盖的第一栋教师楼，本人有幸分到了，户型结构叫“一顶二”，即从北面走廊（敞式，没封闭，公共的）的北门进去，右边是厨房一平方米（多说），左边一个厕所（蹲便，水冲）不足一平方米。然后推开门是个小间（约五六平方米），过小间推开门是个大间（13平方米），本是一间房，但给隔了一下，变为两间，就叫“一顶二”，总建筑面积三十平方米左右。当时区教育局负责人也是住这样“一顶二”的房子。
1965年，房产部门看我结婚并已有了小孩（当时分房基本条件），在椒房街分给我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小房，公共厕所、公共自来水。我在那儿大约住了两年多一点，一次我外出几天，回来时妻子说总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我外出期间晚上在窗外晃来晃去，她有些害怕。我回来当晚天下雨，我们还没入睡，就听窗框“吭”的一声，震得玻璃吱呀地响，我霍地从炕上蹦起来，推开窗大吼一声，除了雨声和回音，什么动静也没有。第二天早上到窗外一看，像用铁棍或石块敲击在两扇窗的关合处，那里留下了深深的疤痕。我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防不胜防，这房子显然不能久住了。再者，当时大钢、大化排烟（黄色的）、排灰（炼钢与轧钢都用炉），空气质量极差，在室外晾衣服都落一层“勾勾灰”。那时“文革”已开始，学校不上课，我在市内换房处与昆明街一家换房（户主是大钢工人），由于一心只想早些离开椒房，对昆明街这个房子的情况没有很好地调查，结果换的房子不但潮湿，而且还有些“背景”，让人有精神负担。我搬去不久就把室内地面刨开，重新填了石头，另灌上水泥，但因地势低，潮湿状况没有根本上改变。至于精神负担，在这里不想道明，当时也没敢告诉妻子，为此事我因感觉窝囊而病了一场。
1969年城镇居民下乡时，我住的小院楼上有一户搬走了，那时多少有些无政府主义，我趁机连夜从楼下搬到楼上，两套行李，一个写字台，一个兀凳，一个柳条包，一个布箱而已。但因要打扫房间和搬家也占去了几个小时的时间。那时大连钢厂管的几所学校搞“教学改革”表演赛，第二天是我所在的27中表演的日子，由我上三节语文课（一篇课文完整课），另由一名政治、一名数学老师各上一节。由于那天晚上突击搬家，原计划写教案的时间被挤掉了，第二天我自然有些心慌。上第一节课时，按当时要求教师首先应说：“为革命而教”，学生则齐声回应“为革命而学”，但我进教室一看学生后面坐满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在钢厂文化宫里上的），一刹那大脑一片空白。我喊了一声“为革命而学”，话一出口我知道喊错了，学生迟疑了一下，马上回应“为革命而学”，我看到听课的教师们有些异样的表情，但看我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教案只写了两节，第三节课连教案也没有。头两节课上得不错，我是那种听课的人越多越愿表现自己的那种教师，据说演员也是这样。当时学校负责人就坐在黑板的下面，小声地给我肯定，所以越上越来精神。等到第三节，已是水到渠成，我没教案照样上得很棒。后来，评课的教师说我的课，无论从教改精神，还是教师本人素质方面都是很好的，就连我开始喊错的“为革命而学”也是表现了改革和谦虚精神，你说逗不逗？后来昆明街道房产科给我正式分了一间二楼带地板的中国房，我一直住到1975年。
妻子第一次看到新房很高兴，这房不但是独门独户，而且面积比我前四次的住房都大多了，尽管建筑面积只有三十来平方米。她在扫大屋（13平方）地时，说了一句玩笑话，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这怎么像扫院子似的”。这句话折射出了当时人们心里多少穷困与喜悦呀。那时区教革站计财组托人在东北林区搞了一批木头回来，教革站的人一人可购买一份木料，或能做一个立柜，或能打一个双人床。我要了打床的那份料。与前四次比，我们有了自己的双人床（过去都是借的单人铁床），从农村老家又拉来一口老式“躺箱”。有了自己的新家，把大女儿也从她姥姥家接回来了，这真有住家过日子的味道了。
但住进新房我们也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新楼前面是一块大菜地，那时种地主要上农家肥，苍蝇嗡嗡的。我们七月份搬进去的，天热开门开窗，头一天晚上天棚上黑乎乎一片都是苍蝇；二是菜地边上就是周水子至甘井子各大厂矿的一条铁路，离我们楼不足二百米，晚上过列重载火车，睡梦中会突然吓一跳，寻思遇上了地震，过了一两个月后才适应。这两个没想到，至今大女儿还记忆犹新。但这也比前四次住房条件好多了，这是甘井子区教师第一楼，能住上就不容易了！
感悟
我们这辈子人一生大约至少都要搬七八次家，开始的住房条件多数与我差不了多少，但后来各自发展的路子就不一样了，当然越搬越好的总趋势是一样的。今天回忆这些往事，还常常心酸，如不是写这“第一次”，我真的想把这段悲苦辛酸的历史尘封在心底。
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住房条件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是过去我们这茬人连想都没想到的，这叫“大喜过望”，真的应该感谢“改变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英明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