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赫金的启示：民间传统与怪诞现实主义
《兄弟》发表后，引起了评论界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是自发而起的，没有来自外部的非学术压力，其见解的对立，主要是来自审美观念，而不是思想意识，尽管其背后仍然牵涉一系列对当下社会的价值评判，但更为主要的，则表现为文学审美领域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清理。所以，围绕着这部小说而发生的是一场美学上的讨论。美学的讨论为了解决美学上的问题。
为此，我重读了巴赫金的《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部论著的许多论述，仿佛就是针对我关于《兄弟》的疑惑而发的。巴赫金这样论述拉伯雷：“由于这种民间性，拉伯雷的作品才有着特殊的非文学性，也就是说，他的众多形象不符合自16世纪末迄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标准和规范，无论它们的内容有过什么变化。拉伯雷远远超过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因为他们只是不符合较为狭隘的古典标准而已，拉伯雷的形象固有某种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无法遏制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条主义、任何专横性、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与拉伯雷的形象共融，这些形象与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他进而指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有两种现实主义艺术在发展，一种是描述日常生活世界的主流现实主义，还有一种就是起源于民间诙谐文化的怪诞现实主义。后者是“一种不断生长、无穷无尽、不可消除、富裕充足、承担一切的生活的物质因素，永远欢笑、黜废一切又更新一切的因素”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第29页。。这种怪诞现实主义的传统自文艺复兴以后逐渐被主流的现实主义传统所遮蔽，自浪漫主义运动以后，它通常是以残片的形态，隐藏和闪烁在各种民间文本里。
当我读着这些论述时，我眼前活跃着的李光头的影像渐渐清晰起来了，这个集人类各种恶习于一身的时代宠儿，一个粗俗不堪的暴发户、混世魔王，仔细想来并不令人厌恶，反而在读者群里受到欢迎。因为这个人物的形象集中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我们似乎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语词来把握他和分析他，有关这个人物的全部叙事，都是与自“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审美传统相拧，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教养和欣赏口味反其道而行之，让人感到自尊受到了挑战。《兄弟》成为当代美学主流趣味的另类，我们无论是要把握这个人物还是这部小说，都有一个自我摆脱的过程，即从我们既有的文学标准和审美习惯中摆脱出来，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学传统中摆脱出来。这也就是巴赫金在论述怪诞现实主义时说到的一个基本特点：降低，自我降低这个词俄语原意有降低、降落、贬低等义，中译本译为降格，即世俗化的意思。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第24页。。
巴赫金在强调这个概念时，概括了它的定义：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层面和身体层面。其更为清楚的表述是：在精神与物质、天与地、上半身与下半身等艺术因素之间，怪诞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是取后者的立场。显然这不仅仅是某种局部的审美口味逃逸出美学常规的藩篱，也不像巴赫金所描绘的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那样，仅仅在古典趣味上的偏离，这是一种较大层面较为彻底的降格，降低到被主流审美趣味所遮蔽的民间文学传统基础之上，降低到以怪诞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民间审美形态，与欧洲中世纪民间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在借鉴拉伯雷的民间文学传统时，同样能注意到，我们自“五四 ”新文学以来，基本的美学标准是来自西方文艺复兴以后逐渐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学趣味，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趣味和 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趣味。这样一些审美标准制约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与启蒙叙事。在知识者为制高点的启蒙叙事里，民间形象是以苦难来反衬知识者的人道关怀；以愚昧麻木来反衬知识者的先知先觉；以群体的盲目蠢动反衬知识者的独立和孤行。启蒙与降低，正是两种潜在对立的审美走向，他们对民间文化形态的阐释是不一样的。
余华从 80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到 90年代开拓民间价值立场，其创作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自己前一阶段创作的变相的继承，他继承了批判性的文学内在核心，却改变了审美的外在形态。他朝着民间文化形态一步步地深入地走下去。他的先锋性很强的小说的主要成就，是对“文革”时代的残酷精神与反人性的痛切揭示，这是当代其他先锋作家根本不能企及的现实关怀与思想高度；同样，他的民间性很强的小说，在温情故事的外在形式下依然包裹着与现实处境不相容的反思立场，而不是一般的小人物故事。余华的创作走了一条与现实环境切切相关的道路。这是余华创作最可贵的地方，纵观他的创作历程，凡是他稍微离开现实环境的尝试，都是不成功的，但他总是能够凭着艺术敏感及时调整过来，回到现实的大地之上。《兄弟》是当代的一部奇书，对余华来说，似乎也是意想不到的从天而降的创作奇迹。余华在后记里说了一句：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兄弟〉后记》，印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版的单行本封底。。这种“统治”使他把小说从10万字的预计篇幅扩张到50万多字。我们有理由批评余华说，他的文字太粗糙，叙述太通俗，仿佛一切都没有经过精心的结构和提炼。但是这个责任应该由余华来负呢，还是由“统治”了他的“叙述”来负？这分明是一种写作的“灵魂附体”现象，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恶魔性因素恶魔性因素指的是一种宣泄人类原始生命力的现象，常常能使人完全置于其力量的控制之下，即人们常说的“灵魂附体”；从内涵上看，它是一种同时包含了创造性和毁灭性因素的狂暴形态，为正常理性不能控制，常常被压抑转化为无意识形态。因此，在人的理性比较薄弱的领域，如天才的艺术创造、对禁忌的冒犯、性与爱的高潮等，它都有可能出现。，借助余华的手笔发挥了巨大作用，以至于余华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写作。恶魔性因素本来就是毁灭与创造两种元素同时存在的狂暴形态，《兄弟》就是恶魔性所包孕的两种元素交媾而生的畸胎，在审美范畴的转移中，“叙述”把余华引出了80年代的先锋写作和 90年代的民间温情故事，引向一个粗粝狂放、陌生怪诞、不可知的新世界、新境界，那就是我们的审美口味之外的民间世界。我们读《兄弟》时会注意到，《兄弟》的上部，基本还是余华以前创作风格的延续，但已经出现了变化的因素，某些敏感的专业读者已经感到了陌生和愤怒，到了下部，则完全陌生化了，余华被动地完成了脱胎换骨的美学模子的转换。
当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化形态（包括民间立场、民间叙事和民间审美）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尤其是它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审美口味的全面反叛，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兄弟》里看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范例。虽然，全面探讨民间审美范畴决非这篇有关《兄弟》的评论所能够担当，但我还是想以这部小说所提供的一些经验为例，来说明我对于民间审美的某些特点的理解。
二、 隐形文本结构中的偷窥细节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些朋友说，他们读《兄弟》时感到由衷的愤怒，或者说，有一种自己的尊严被亵渎的感觉。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感觉，也就是说，你的长期培养起来的美学趣味遭到挑战。你一本正经期待余华的新作能够给你带来新的颤栗的意象，或者是催人泪下的温情故事，但是你完全没有想到，居然是一个嬉皮笑脸的小痞子出现在你的面前，对着你扮鬼脸；你期待余华对“文革”或者商品经济大潮中人性被扭曲的深刻展示，但你完全没有期待，那个不知好歹的小痞子居然躲在女厕隔壁，干出了那件让人羞于启口的丑事，居然还大喊大叫地渲染了几十个页面。厕所偷窥事件之所以触犯众怒，不仅在于事件本身的粗俗不堪，而且地点场合也是臭不可闻，真是满纸喷粪。余华到底是在干什么？那好吧，我们就从这个开篇的细节说起：李光头女厕偷窥事件在小说结构里承担了什么功能？
为了说清楚这个细节的产生功能，我们还要把话题拓开去一些。我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曾经讨论过一个概念：隐形文本结构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在一部文学作品的文本构成中，除了作家自觉地精心构筑，由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设计所构成的显性结构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通过作家无意识的表达，由神话原型、民间传说、经典叙述等所构成的叙事模子，潜隐在文本内部，它深深地隐藏于人物关系之间，制约了文本的艺术魅力。我把这样一种现象称为隐性文本结构，它与作品的显性文本结构构成相对完整的文本意义。回到《兄弟》的隐形文本结构，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一种奇特的人物关系。
在我主持的研究生讨论课上，曾经有位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李光头父亲刘山峰的不体面死亡中，宋凡平有没有间接的责任？小说提供的情节是宋凡平走进厕所时发现有人倒挂在粪池上偷窥隔壁的女厕，他惊叫一声，导致了刘山峰掉进粪池死于非命，其身后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耻辱。由于刘山峰的尸体是宋凡平打捞上来的，人们看到并赞扬了宋凡平的见义勇为，但忽略了他是这场悲剧的肇事者。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追究下去，把小说的上下部放在一起读完，完整故事的背后就显现出一个潜在的故事原型——宋凡平在无意中导致了李光头的爸爸刘山峰的死亡，宋凡平又娶了李光头的妈妈李兰，而李光头后来在无意中又导致宋凡平和他的儿子宋钢的死亡参见景雯：《死亡事件与报复模式》，《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该文对这个故事原型有深入的探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这个哈姆雷特式的报复模式，就会惊奇地发现，李光头这场报复的形式是极为对称的：对刘山峰的死来说，宋凡平进厕所的无意识尖叫，对刘却是致命的一击，使他失足粪池一命呜呼。与此相对应的报复是，李光头在批斗会上的无意揭发，同样致命地把宋凡平送进了仓库，结果是宋凡平遭受非人折磨直至毙命于街头。再对李光头来说，与宋凡平的杀父娶母模式相对应的报复是：李光头对林红的占有对宋钢的间接打击。小说以宋凡平的“杀父娶母”始，到宋钢因为发现李光头与林红的私通而自杀为结局，如此对称的隐性叙事模式居然完全无意识地潜隐在《兄弟》的文本结构内部，不能不令人暗暗称奇。
现在，我们可以分析小说开始的偷窥事件了。假如那个隐形的文本结构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这个事件仅仅看做一个无聊事件。也许正相反。李光头出生时父亲就死了，没有留给他任何印象，但是在他的成长史上，从他过早地有了性欲的感受，连连从长凳和大树杆子上表达朦胧性欲的时候开始，父亲的血缘遗传已经开始在他身上酝酿发酵，用传统民间文学中的象征手法来比喻，也就是灵魂附体（这在《哈姆雷特》里则表现为鬼魂出现），这种神秘力量一步步把他引向色欲境界，终于，他在14岁的时候朦胧无知地重蹈父亲覆辙。这是一个被公开张扬的事件，刘镇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14年以前，人们终于又想起来，李光头原来是刘山峰的儿子。更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刘山峰的精血在李光头身上复活，而是李光头通过身体的成长，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向刘镇的人们宣告，我就是刘山峰的儿子。就像是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中屡见不鲜的复仇主角终于要喊出：我是某某人的儿子。从小说的隐性结构来看，这个成人仪式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在整个报复逻辑中是一个重要环节，不是十分无聊，而是十分庄严、十分重大的起点。小说以偷窥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为起点，叙事者一开始就说，李兰在世时总喜欢说宋钢：有其父必有其子；而说李光头却不像其父，是两条道上的人。因为宋钢的父亲是她深爱的宋凡平，而李光头的亲生父亲，却是给她带来极度伤害的刘山峰。但自从发生了偷窥事件以后，她不得不伤心欲绝地承认：李光头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
还有更为有趣的，当作家把李光头的故事无意中套进了哈姆雷特式的报复原型时，人们才发现，其实两者的一切元素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发展。哈姆雷特的故事是明确围绕复仇目标而展开细节的，但故事延宕到最后，哈姆雷特也没有真正取得胜利；而李光头的报复却在无意识的推动下一步步地完成。吊诡的是，李光头并不想报复，他一直在“拒绝”这个复仇无意识。在这个“拒绝”的努力过程中，最决绝的措施就是李光头获知林红与宋钢的恋爱事实后，不但没有产生最正当的“报复 ”念头，反而去医院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这是唯一不符合李光头性格真实的细节，因为只有在相当理性的状况下才会选择这样的措施。任何一个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感到惊愕和意外，但是李光头鬼使神差地这么做了。这种不合性格逻辑的结果，只能解释为有一种比复仇无意识更为强大的力量，引导他从身体出发来拒绝无意识的报复使命，用身体的束缚来克制血缘里的命令。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贾平凹在《秦腔》里也写过相似的细节。疯子引生在所爱的白雪嫁人后不惜自行宫刑，以约束自己的行为。引生自宫的疯狂行为所象征的，是消除了肉体欲望以后，引生对白雪的爱完全停留在精神的层面；而在《兄弟》里，李光头采取的行为是理性的正当的计划生育措施，结扎手术只能导致不能生育，并没有消除性的肉欲宣泄功能。也就是说，李光头拒绝了刘山峰的血缘遗传，他把所有的生命力量消耗在今生今世。手术后的李光头依然保持了旺盛、顽强的肉体魅力。生命不能通过繁衍来延续的话，那么，它在现世的欲望冲动、快乐本能和创造能力，就代表了一切。所以，小说特别强化李光头的类似疯狂的性能力。
那么，为什么说，李光头要通过扼杀自己的生殖能力来表达对复仇的拒绝呢？从李光头的精神与肉体的成长史来说，他是由两种要素（遗传和教育）催生长大的，一种来自他血缘上的爸爸刘山峰的生命遗传，另一种是来自宋凡平的潜移默化的精神教育。鉴于刘山峰是在他尚未出生就死于非命，而宋平凡虽然与他有过共患难的岁月，仍然是在他尚未成年时就撒手人寰，所以两个父亲的影响对他的成长史来说，始终是朦胧的、不自觉的。小说一开始大肆渲染的偷窥事件并非是李光头的独家发明，而是对他的父亲刘山峰曾经拥有的丑闻的继承和回响。所以当偷窥事件发生后，人们会说李光头到底是刘山峰的儿子，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这是刘山峰的血缘起了作用，这种血缘通过生殖和遗传来完成，不管李光头自觉还是不自觉。而李光头的自我结扎，恰恰是对生殖的拒绝，也就是，在他身上，彻底终止了刘山峰的遗传密码。他当年偷窥的对象是林红，刘山峰的遗传密码与欲、色联系在一起，也与色欲对象林红联系在一起。当李光头当了残疾人福利工厂厂长、初步发迹后再遇林红的时候，他就流出两道鼻血。刘镇的人们再次把他流鼻血与当年偷窥事件联系在一起议论，似乎又一次强调了“血”的力量。所以，林红已属他人时，他拒绝把林红从色欲对象转换为复仇对象，却反过来终止了刘山峰的血脉繁衍。这可以理解为他对于刘山峰的本能的拒绝。他把刘山峰的遗传密码全部凝聚在、体现在并完成在自己的身上，集中地夸张地变态地把它耗费掉，这就形成了李光头的混世魔王的巨人品格。
那么，我还是要问，为什么李光头要通过扼杀自己的生殖能力来表达对复仇无意识的拒绝呢？他不像哈姆雷特那样繁琐地徘徊在“生存还是毁灭”的抽象讨论，而是出于本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复仇。前面已经说过，从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原则来看，宋钢在血缘上是传承了宋凡平的遗传。但是，从小说所提供的故事来看，恰恰相反，宋凡平身上一部分最有魅力的内在生命密码：如他打篮球时表现出来的勇往直前的扣篮精神，在挥舞红旗时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与邻居大打出手的无赖精神，化屠夫残暴为一笑的乐天精神，甚至百折不挠的创造意志和对他人的温柔宽厚的关怀，等等，所有这些发自内在的美德，恰恰传授给了李光头。我们可以在李光头身上一一找到这些遗传的对应表现，也就是李光头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刘镇的巨富大亨，不是因为浪荡子刘山峰遗传在他身上的那些下流品行和游戏精神，恰恰是地主儿子宋凡平身上的精神血缘。这一点作为母亲的李兰已经感受到了，所以当坐在儿子为她设计的“专板车”去上坟的路上，她欣慰地看到，他儿子又像宋凡平那样让她感到骄傲了。很显然，李光头的成长是由两股力量影响和催生的，一是来自刘山峰的血缘遗传密码，一是来自宋凡平的精神气质影响。“气”、“血”两者的相生相克、激烈冲突的过程，构成了李光头极为复杂的性格特征与人格魅力。如果我们把李光头偷窥事件以后的所有行为来进行排列，可以发现是这样的一种排列式：
偷窥——交换信息——送李兰上坟——为李兰送终——接纳宋钢——当残疾人福利工厂厂长——求婚失败——结扎手术——下海经商失败——成为垃圾大王——日本发迹——处美人大赛——与林红通奸——导致宋钢之死
这份排列表上，用正常字体标示的是刘山峰遗传因素所致，用粗体字标示的是宋凡平精神因素所致。两者始终交替出现在李光头的身上。所以，当血缘遗传把他推向复仇无意识的时候，他身上的另一种力量，即精神的力量在拒绝这种可怕的嗜血欲望。尽管最后因为林红的投怀送抱，使复仇无意识占了上风，但很难说，李光头与林红的私通及其后果是一种罪恶，因为在之前也同样有过宋钢与林红的恋情而对李光头构成的背叛与伤害。所不同的是李光头采取的结扎手术终止其生命遗传；宋钢采取的是结束现世生命来维护对另外两个人的爱。分析到这里，我们似乎能够看清楚了，其实李光头是极不愿意看到他的复仇使命的成功的，因为宋凡平对他来说，与哈姆雷特面对的篡权者叔叔完全不同，宋凡平因为杀其父（无意的）娶其母（真爱的），造就了李光头的生命的另一半素质。如果血缘的遗传引导他走向复仇之路，那么，他其实要谋杀的，不仅仅是宋凡平的替代者宋钢，而更多的是他自己，他自己向自己复仇，自己谋杀自己。所以当宋钢自杀后，李光头就了无生趣、形同行尸走肉。他成了自己遗传密码的报复对象和牺牲者了。
我们还可以从林红的角色来看这场报复原型的特点。这位刘镇的美人中的美人一出场就是受辱，始终处于话语的羞辱之中（她是被偷窥的对象，又是被全镇男人当做秘闻去议论，甚至意淫的对象）。所以在小说的隐性文本结构里，她是一个不洁的象征。鉴于李光头的成人仪式发生在宋凡平死去以后，宋钢替代了宋凡平成为无意识复仇的对象；而李兰则是一个圣洁者的形象，扮演母后的角色其实也是由林红来替代——她在这场哈姆雷特式的报复结构里既扮演了母后又扮演了奥菲利娅。想一想，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复仇者是如何辱骂自己的母后的“嘿，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让淫邪薰没了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参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朱生豪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而这绝对不是李光头对母亲想说的话，但作为替代品，李光头则没有那么多的爱心，他偷窥以后在刘镇男人中间津津有味地渲染林红的身体秘密，并将之交换三鲜面，其实是对其成人仪式的公开宣布。但这个仪式显然是通过侮辱林红来完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在这个原型里重新认识林红的处境：当李光头不想对李兰、宋凡平和宋钢报复时，却不由自主地进行了对林红的伤害。从偷窥事件、公开示爱到最后的李林私通，林红始终处于被伤害的地位，然而，她与李光头的通奸导致了宋钢的死，无意中帮助李光头完成了冥冥之中的报复使命。如果我们继续套用哈姆雷特的报复原型来分析的话，林红的角色是多元的：偷窥事件中，她扮演了奥菲利娅的角色，在通奸和淫乱方面，她扮演了母后的角色，而在完成报复的大结局中，她与李光头一起不自觉地变成了命运的玩偶，充当了哈姆雷特式的复仇者。
当我们把这个隐性的文本结构全部展开以后，就不难看到，偷窥事件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性细节，承担了整个文本的纲目。无论是李光头、林红，还是尚未出场的宋钢，在这个事件中都已经展示了未来命运。李光头以无意识的报复为终结，宋钢以殉难似的死亡为终结，林红以被侮辱的堕落为终结，一切都有了预兆和报应。
三、 民间叙事：粗鄙修辞的三种形式
我们从文本的隐性结构上重新认识、界定偷窥细节的意义以后，还是需要回到文本的显性结构上来，继续分析这个细节在整个民间叙事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因为这部小说的美学批判者会这样说：姑且承认你的分析是有趣的，但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余华在描述这个细节时有意运用了大量的粗鄙化的修辞方法，诸如故事发生在厕所，行为是偷窥，其偷窥对象是女性屁股，并且一再提到欲望所指的是女性生殖器，刘山峰死亡的场所是粪池，尸体上沾满的是粪便，等等，刘镇的男人津津乐道地窥探、议论的全是这些极为粗鄙、卑琐的欲望对象，他们的口气里充满了猥亵性的连声词。这不是一种对纯文学的玷污又是什么？
是的，如果把纯文学界定为文人雅士的沙龙文学或者象牙塔里的贵族文学，这样理解当然是对的。但本文一开始就说过，余华从先锋文学向民间的转换，几乎是越走越远，他的民间所指就在当下，是在当下生活的场景描绘中暗暗接通了民间文化传统的信息。其实也不需要走得很远，只要我们睁开眼睛直面下层社会的普遍性娱乐内涵，只要我们撇开当下弥漫在都市文学中的所谓“小资”文化，真实地关心一下民众的集体无意识的趣味所在，我们就不难理解，民间叙事的粗鄙修辞正是这部小说的主要表达方式。我这里所指的民间叙事，本身包含了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在古老民间文化传统里自身包含着大量粗鄙状物的修辞，由于初民时代并无现代文明的遮蔽，它的粗鄙形态包含了对身体现象和生命形态的好奇与偷窥，在民间的修辞里，粪便、尿、鼻血都是从人体自然流淌出来的物质，并不以为下贱，人体的生殖器官更是因为孕育了生命而受到崇拜。周作人在“五四 ”时期曾经特别指出，人体之下半身和上半身都是人体组成部分，本来没有贵贱区分周作人：《上下身》，见《雨天的书》，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是人类自己用等级的观念把它们区分来的，所以，在中国民间的古代传说里，经常有与粪便、尿、血液转换的食物，至今也有流传我可以随便举几个民间流传中的说法：如山西老醋，传说里是某姑娘（也有说是皇母娘娘）的尿流出来变成的；关于南洋水果之王榴莲，有传说是郑和下西洋时留下的大便变成的；至于血的传说更多，最著名的是传说蔬菜里的米苋，即《封神演义》里忠臣比干的血染成的。因为是神仙、圣人、历史伟人的排泄物，民间文化里并没有以为是肮脏、亵渎或者冒犯尊严。《红高粱》用尿酿酒的细节，复活了某种民间的传说。排泄物在文艺作品里还作为儿童的玩具受到欢迎，著名抗战电影《地雷战》里就有一例。；另外一种是指，在现代文明的参照下，民间文化已经失去了完整表达自己的可能性，但它总是在现代文化的覆盖之下，以零星破碎的残片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现代文化的参照，这些民间叙事形态都被一律冠上了粗鄙、肮脏、下流等限定词，从一出现就被打入了审美的冷宫。巴赫金在定义“怪诞”的艺术风格时，正是这样来描述人体艺术：“怪诞的人体不与外在世界分离，不是封闭的，完成的，现成的，他超越自身，超出自身的界限。被强调的部位，或者是人体向外部世界开放，即世界进入人体或从人体排出的地方，或者是人体本身排入世界的地方，即是凹处、凸处、分支处和突出部：张开的嘴巴、阴户、乳房、阳具、大肚子、鼻子。人体只能通过交媾、怀孕、分娩、弥留、吃喝拉撒这一类动作来揭示自己的本质，即不断生长和不断超越自身界限的因素。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第31页。他正是把这些粗鄙修辞作为拉伯雷的《巨人传》里主要修辞特点，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这些民间叙事因素，使《巨人传》长期难以被读者接受，不仅仅许多学者排斥它，也有许多学者用现代的观念来歪曲它。当时有一位俄罗斯学者以宽容态度来批评《巨人传》，使用了一个比喻，说拉伯雷像一个健康的乡间男童，莽撞地把泥泞溅在行人的身上维谢洛夫斯基的这个比喻全部描述如下：“可以称拉伯雷是无耻下流的，然而他也像一个健康的乡间男童，从没有烟囱的农舍中放出来，径直奔向春天。他莽莽撞撞地跑过一个个水洼，把泥泞溅到行人身上，快活地大笑起来。一团团泥沾满了他的双腿和那张因享受着动物般的春天的欢乐而变得通红的脸膛。”同上书，第165页。。巴赫金批评这位学者的比喻过于现代，他说：“溅起泥泞意味着‘贬低化’。但是怪诞的贬低永远是指实实在在的身体下部，生殖器部位。所以溅起的完全不是泥泞，而是粪和尿。这是一种极为古老的贬低化动作，是‘溅起泥泞’这一平和、现代的隐喻之基础。”同上书，第166页。巴赫金的这段话有着欧洲古希腊以来的民间文化的传统作为背景，但是在他为粗鄙修辞正名以前，似乎并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过积极的看法。由此我每每想起，当我们的批评家批评作家用词过于粗鄙时，他们也许同样忘记了，这些作家正是长期在民间生活，感受到某种现代文明以外的信息。如我在前不久评论贾平凹的《秦腔》时所说的，贾平凹描写农民生活时用了大量的粗鄙修辞，这恰恰是他们了解农民文化的缘故。在传统农民的话语里，哪里有鄙视粪便尿水的因素？同样的理由，我们再来看巴赫金是如何解释民间文化传统中有关人体生殖器的意象描写的，他举了一个最粗鄙的骂人的下流话为例，我虽然不谙法语和俄罗斯语，但是凭猜测知道大约与汉语里的民间口头“三字经”相似。巴赫金说：“在现代下流的骂人话和诅咒中，还保留着这种人体观念已僵死的和纯否定性的残余。像我国脏字‘连串’的骂人话（包括各种各样的变体在内），或者像‘去你……的’之类的说法，就是按照怪诞的方式贬低被骂者，即把他发落到绝对地形学的肉体下部去，发落到生育、生殖器官部位，即肉体墓穴（或肉体地狱）中去，让它归于消灭而再生。然而，在现代的骂人话里，这种双重性的再生含义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裸的否定、十足的下流和辱骂。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第33页。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中国也有学者研究过所谓“国骂 ”的文化含义，但似乎从未注意到把对方贬低到母体去再生的含义。中国古代民间文化里是否把人体的生殖器官视为生命再生器物呢？我想是可以讨论的。这样的解释，使我们对人体生殖器官的艺术象征多了一份理解。
再回过来讨论《兄弟》民间叙事的粗鄙修辞，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作为一部现代小说自然不可能完全再现民间叙事本原的积极含义，但是在作家所采用的流行语修辞中，确实包含了某些民间叙事的残余意义。譬如，我可以提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当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以后，在他们远离家乡、劳动繁重、毫无娱乐的日常生活里，他们是怎么打发休闲时间的？他们在闲聊喋喋不休的“荤话”、“黄段子”中，在观看的黄色录像中，在某些低级的色情消费中，在赌博输钱后不断用与下体有关的口头禅来发泄、自嘲和骂人中，粗鄙修辞是否构成了他们精神休闲的主要内容？当作家把这些现象写进文学文本时，他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照搬现实中污言秽语，让人物嘴里不断吐出脏话，这是比较简单的描写；第二种是通过一些有关人体下半部分的描写或者暗示，委婉表达人物的猥亵心理；第三种是在人体下半部分的隐喻性的描写中，以更为丰富的内涵来抒写生命繁衍和再生的欲望，这是比较复杂、精致的描写。这多种形式在不同的层面上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我觉得从民间叙事的角度而言，粗鄙修辞是一种合理的存在，不可能简单化地一概否定。著名的《红楼梦》就是三种粗鄙修辞都具备的伟大之作比如，《红楼梦》里薛蟠吟诗、风月宝鉴便是第一种，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便是第二种，而小说弥漫的意淫手法便是第三种。。
《兄弟》同样把以上三种形式的粗鄙修辞集中表现出来。譬如在偷窥事件中李光头与刘镇男人们津津乐道于偷窥内容，表达了第一种粗鄙修辞的功能。因为以李光头的无教养与刘镇的男人们卑琐心理而言，除了如实记录他们的语言，似乎没有别的更加真实表现他们的方法。而且，这部小说的隐身叙事者的身份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似乎属于刘镇男人群体里的一分子，与李光头有差不多的年龄和社会背景，当他说起“我们刘镇”的时候，其叙事本身也不能超越粗鄙修辞，往往是采用与李光头相一致的口气，使李光头的形象与全书的格调合为一体。
譬如下面的一段关于李光头设想举办处美人大赛的描写：
李光头滔滔不绝，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口气说出了二十个王八蛋，他说要让那些王八蛋记者统统像疯狗一样扑回来，要让王八蛋电视直播处女膜比赛，要让王八蛋网络也在网上直播，要让王八蛋赞助商纷纷掏出他们的王八蛋钱，要让王八蛋广告布满大街小巷，要让那些王八蛋漂亮姑娘穿上三点式王八蛋比基尼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要让我们刘镇所有的王八蛋群众大饱一下王八蛋眼福。他说还要成立一个王八蛋大赛组委会，要找几个王八蛋领导来当王八蛋主任和王八蛋副主任，要找十个王八蛋来当王八蛋评委，说到这里他强调一下，十个评委都要找男王八蛋，不要找女王八蛋。最后他对刘新闻说：“你就是那个王八蛋新闻发言人。 ”刘新闻手里拿着纸和笔，飞快地记录着李光头的王八蛋指示。余华：《兄弟》（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在这段让人忍俊不禁的叙事里，叙事人先是概括李光头即将说出的一段话里有20个“王八蛋”，接着他用模拟的口气复述了李光头话语里的18个“王八蛋”，再接着他让李光头直接说了一句与“王八蛋”有关的话，用引号来加以表述，但计算一下，还是只有19个“王八蛋”。于是，叙事人又补充了一句，补上了最后一个“王八蛋”，才凑满了前面预告的20个。这三种不同语态浑然一体地构成了一段妙文，似乎叙事人被李光头这种脱口秀式的修辞逗乐了，不分彼此地参与了李光头的语言盛宴。所以可以设想，这位叙事人是一个与李光头互为替代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虽然表达了一种粗鄙的民间修辞，但只要熟悉北京人口语习惯的读者大约都不会感到突兀与陌生，它传神地描摹了北京人日常语言的粗鄙形态。李光头之所以大肆渲染“王八蛋”，不仅仅是为了显示暴发户财大气粗无所顾忌的气势，还包含了某种戏弄权贵和消解权威的心理成分。然而，李光头在这一连串的粗话中，所有主语和宾语都被“王八蛋”化了，唯有一个名词没有被冠之，那就是处女膜。我想读者都能理解这个有意的疏漏，处女情结正是李光头情欲的致命伤，也是他内心深处的最大禁忌，粗俗语言的泛滥表示了下层民间亵渎世道的无意识反抗，但并不是说，民间就没有值得珍惜、不能冠之的禁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仅理解了粗鄙修辞的复杂含义，也能理解李光头偷窥事件和举办处美人大赛的复杂意义了。
举办处美人大赛事件也是《兄弟》最为人诟病的粗鄙叙事，与偷窥事件一样，都是以女性下体为窥探中心的群众狂欢。但是偷窥事件因其伤风败俗而臭名远扬，而处美人大赛却堂而皇之地成为刘镇的 GDP。在这些场面里，色情狂不是由某个小痞子来承担，而是表现为一种全民性的大展览。由于它本身是通过一些可以诉之于公众的场面来表达的，其猥亵性有所减弱，粗鄙性通过比较委婉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就是粗鄙修辞的第二种形式。本文分析粗鄙叙事并不是要消除其粗鄙的性质，而是要着重探讨，为什么需要用粗鄙形态来满足小说的结构性需要。与这个细节相联系的仍然是偷窥事件，两者是相呼应的。我们曾把偷窥事件视为李光头的成人仪式，也是在隐性结构中承担了重要的意义。为什么李光头要通过偷窥来完成其成人仪式？这是不证自明的，因为李光头的父亲刘山峰就是这样死的，李光头有充分理由重蹈父亲覆辙。刘山峰当年窥探了什么人？叙事者没有交代，而李光头所偷窥的对象却是明确的，五个女人中真正与李光头的命运牵连在一起的是林红，林红帮助李光头完成了成人仪式。但问题不仅仅如此。所谓的成人仪式，除了宣布自己是某某的儿子以明血缘外，还有作为“男人”的成人仪式，林红不仅作为道具成就了李光头的血缘身份，还成为第一个帮助他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因为林红的被偷窥，使李光头可以在刘镇的成年男人中间平等谈论女人，他本人也成为一个懂得风月的“男人”。但是让李光头感到窝囊的是，他实际上并未真正窥探到林红的女性奥秘，在与刘镇男人的多次交流时，他总是无限遗憾地告诉对方，就在他快要窥探到目标时刻，东窗事发他被揪出来了。以后李光头一直想把男孩的童贞留给林红，而林红却不领情嫁给了宋钢，接着是李光头进行结扎手术，他的性生活从来没有与爱情、生殖等几大功能同时完成过，后来仅仅成了淫乱的表征而已。偷窥事件辨明他的血缘身份却没有真正完成成为“男人”的仪式，而且永远地失去了机会。
按照常理说，成为富翁的李光头并不缺乏艳遇处女的机会，从他的家庭影响来说，他也不应该过于看重处女膜的意义。她母亲李兰，以处女之身嫁给刘山峰而蒙受屈辱，以寡妇之身嫁给宋凡平而无限荣耀，这是最有力的证明。那么，李光头为什么会对处女怀有如此深的情结？我想还是要回到林红这个系铃人身上去求解答。小说写到宋钢与林红准备结婚时，给李光头送去请柬，李光头拒绝了并说：“生米都煮成熟饭了，还喝什么喜酒？”宋钢把李光头的话告诉林红，林红也哼了一声说：“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他还有什么不死心的？”宋钢吃了一惊，心想这两个人说话怎么一种腔调？这是明显的暗示，李光头与林红似乎同时在暗示一件事情，即他们之间的童贞关系彻底断了。生米煮成熟饭，是一个民间谚语，暗示了女孩的处女时期已经结束。冥冥中有一个契约，因为宋钢的介入，被彻底断绝了。这是李光头进行结扎的原始冲动，也是他内心“处女情结”的真正的伤痛。所谓处美人大赛是成为富人后的李光头企图用金钱来弥补、追寻童年的缺失以及情欲的缺憾，是企图对14岁阶段的偷窥事件的一次重新来过，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的话。在《兄弟》里，处美人大赛被渲染成一场刘镇全民参与的民间狂欢，而且搅动了全国经济大潮中的各种奇异现象——传媒大战、弄虚作假、腐败行贿、情色交易、钱权勾结、奇形怪状、制造假货……几乎包罗万象地汇集了市场经济下的种种丑相。可是在这个金钱无所不能、应有尽有的世界里，偏偏处美人大赛从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对象缺席的偷窥。李光头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痞子，刘镇群众也都成为热情参与者，送上门来的美女如云，各种被伪装过的女性奥秘也都争先恐后地向李光头开放……但是，李光头所需要的14岁的情欲缺憾却成为真正的缺憾，永远也找不回来。处美人大赛是偷窥事件的扩大和对照，每个细节都可以进行对照，唯独无法协调的，就是当年的偷窥目标缺席了。周游的出场，可以看做是魔鬼对这场人间狂欢的参与和干扰，这个骗子应处美人大赛之运而生，贩卖起人工处女膜，用假象来遮蔽社会普遍缺失的真相，让李光头陷身在假处女的迷魂阵里不能自拔，这仿佛是巴赫金在民间理论里设定的假面舞会，假象构成了当下世界的各种要素，真相却不见了。魔鬼周游最后的大手笔，是用发财的幻境迷惑老实人宋钢，顺手牵羊地把他带走了。于是，林红得以浮出水面，回到李光头的怀抱。复仇无意识也将接近完成。处美人大赛围绕人体处女膜展开，尤其是李光头准备了各种照明工具来窥探处女奥秘的细节，不仅粗鄙，而且含有猥亵性，但是在民间叙事中，一系列民间意象都进入了叙事结构，如狂欢意象制约了处美人大赛的基本场面，使整个叙事都沉浸在兴高采烈之中；假面舞会意象制约了李光头偷窥女体的特殊场面，一片片被张开的人工处女膜把生命真相隐藏在假象背后，阻挡了李光头要召回童贞的梦想；魔鬼意象通过周游的活动，像精灵似的在发狂的人群里跳来跳去，干着昧心的坏事。这些民间意象制约了整个叙事场面，使情欲叙事完全置于民间喜怒笑骂的发泄、骂街、喧闹、耍泼等戏谑气氛中，原有的暧昧性消失了。我把这样的民间叙事特征归结为游戏。在一般文学作品中的情欲叙事，主要是通过作家采用隐喻、暗示、影射、象征等手法来描述，归指在暧昧的性心理；而民间叙事中经常把性意识还原为一种游戏状态，健康而活泼。如下面一段对话写大奖赛闭幕，李光头与处美人冠军握手道别：
在和1358号握手时，李光头悄悄问她：“孩子多大了？” 1358号先是一怔，接着会心地笑了，悄悄说：“两岁。”
坦然而“悄悄”的骗局心照不宣地戏谑对方，这就是民间的怪诞艺术的最精彩的特征。这样的粗鄙修辞，比起许多装腔作势、有气无力的都市情欲叙事要健康得多也丰富得多。
粗鄙修辞也有比较精致的形态，比如用象征性的标记来暗示人体下半部分的器官，这在弗洛伊德释梦学说里有许多类似的隐喻，如尖长物体与圆型盛器分别暗示男女性器官，等等，都有大量的记载。在民间叙事里，人体下半部分的器官被夸大渲染是一种常态，即使在当代中国的雕塑、绘画甚至建筑艺术里，仍然有着很大的比重。奇怪的是，当在具象型的艺术创造里不被禁止的粗鄙艺术进入文字的抽象描写时，反而让人感到猥亵而反感，甚至成为禁忌。巴赫金在讨论民间传统里的下半部分创作时一再强调生命的再生意义，我以为是可以视为对粗鄙修辞的一道标准，即民间叙事里的粗鄙意象的描写意义，在于看其能否引起生命再生的美学效果。我可以举一个自己经历的例子： 1995年我在日本遇到一位翻译中国作家高晓声小说的译者，他向我了解一句中国民间谚语的原意：到马桶里去兜一转。我猜想江南乡间有溺女婴的陋习，常常把女婴丢在马桶里窒息而死。“兜一转 ”，似乎有一种进去再出来的意思，于是就回答他说，也许是重新投人生的意思吧。如果联系巴赫金的生殖器象征生命重生的解释，那么，高晓声所引用的民间谚语中确实应该包含了这重含义。似乎马桶应该是女性子宫的隐喻，也意味着回到母体子宫里去，再生一遍，也就是重新投生的意思。这个例子说明中国民间具有类似的含义。
我所举的这个例子如果得以成立，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兄弟》的开头与结尾相呼应的一个意象，那就是死去了兄长宋钢以后的李光头万念俱灰，竟然耗费千万家产申请遨游太空，他抱着宋钢的骨灰盒，准备离开地球了。小说的开篇就是这样写的：
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异想天开，打算花上两千万美元的买路钱，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遨游一番。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漂泊生涯，四周的清冷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展开，不由辛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
这个意象完成时，作家似乎还没有完成全部的构思，整个小说创作继续沿着“灵魂附体”式的轨迹放任发展，再也没有呼应开篇的这个意象。直到小说的最后一节，作家又突然回到了第一段，仓促地写了李光头要遨游天空了，其目的是要把宋钢的骨灰盒送上太空，李光头用俄语说：“从此以后，我的兄弟宋钢就是外星人了。”关于这个意象的内涵，不用我分析，谁都能够明白的。但我关注的是那个后来已经被作家自己都忘记了的细节：一只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粗鄙修辞无所不在，即使在作家开笔第一段落里，就出现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金马桶，而且冠之以“远近闻名”。事实上后来的小说情节发展中，再也没有提到这个马桶究竟是如何“闻名”的。可见它不过是作家笔下的一个信手拈来的普通道具而已，召之即来，挥之则去。
但是，如果我们把镀金马桶指代为女性子宫的话，那么，其返回母体重新投生的含义则是十分明显的。李光头经历了当代中国两个最重要也是最疯狂的时代，从小地主、小屁股、垃圾大王、刘镇 GDP，一路杀来，血迹斑斑，遍体鳞伤。他身上流着的是浪荡子刘山峰的血，无意识的复仇使命推着他无意间戕害宋钢，但他身上同样具有宋凡平的精神气质，与宋钢分享了“兄弟”的生命呼吸，没有血缘，胜似血缘，宋钢既死，自己活着何为？这就是“兄弟”所含的生命与共的意义。这个段落，行尸走肉的李光头与骨灰盒里默默无声的宋钢是并置的意象，而镀金马桶与宇宙飞船是相对的意象，他们俩都需要在地球上重新投生，灵魂再起，然而其意直指宇宙，一飞冲天。这样的生命意象，是多么的壮丽。这也是《兄弟》在绝望的背后隐藏着逢生的含义。有人批评说，这个宇宙飞船的细节于全书结构来说毫无逻辑可言，甚是荒唐。但是，《红楼梦》开篇时，茫茫渺渺一僧一道奔波在大千世界，又需要什么逻辑和理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