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因病在解放军某医院住院。
医院坐落在大山深处，参差错落的房舍、平整的大草坪，周围环境清幽，林木掩映，鸟语花香。我的病室住两个人。我入院的时候，那里已住着一位年届七旬的老同志。他姓黎，理着短短的平头，头发几乎全白了。听口音，应是山东一带的人。
黎老话不多，性格相当随和，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平和的微笑，他喜欢看一些老年杂志和一些介绍健身拳术的书籍。从他的言行举止看，不像知识分子，也不像农民，估计是工厂的退休工人，属产业工人一类吧。
黎老每天起得特早，洗漱完毕，就到北草坪上练太极拳。他对我说，如果身体条件许可，早晨最好练练拳，这样对康复有好处。
于是，我也起了个早，跟到北草坪。原来，那里每天早上都集合着二三十号人，跟黎老学太极。黎老教得极认真，要求也极严格，仿佛是训练场上一位严格的教练。熹微的晨光照在他短而齐的白发上，闪耀着一种晶莹的光泽。我从来没有学过太极拳，因此学得很吃力。大伙练完拳散场后，黎老对“后进生”逐个点着鼻子要求留下来“补课”，从分解动作教起。我是被留下来的几个人之一。
每到早上练拳时段，黎老就会一改平时的随和与宽容，变得严厉。他矫正别人动作时，容不得一点马虎，他仿佛是我在电影上见到过的校场上严厉的教官。于是我想，黎老年轻时很可能在部队里干过。但是，当我向他求证这事时，他却否认了。
好景不长。约半个月后，跟黎老学拳的人日渐减少。后来我偷偷跟其他病友打听，才知原来在南草坪那边，新来了一位也是住院的“女教练”。那女教练教的是简化太极拳，容易上手，不像黎老教的老式太极拳难学。
几天之后，黎老手下的“兵”就只剩我一个了。说实话，如果不是碍在和他同病室这点情面上，我也会“改弦易辙”，弃难投易的。
黎老和我一对一的教，使我更尴尬，也更马虎不得。我开始打主意，怎样才能“摆脱”他。第二天早上，我动作慢了点，走到北草坪时，竟然不见黎老。
我瞅准这个好时机，一溜烟跑到南草坪。只见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姑娘，站在一个土台子上领拳，下面五六十人跟着学，场面蔚为壮观。
我悄悄赶到队伍尾巴，选了个空挡跟着学起来。冷不丁，我发现黎老就在我旁边，一丝不苟地跟着学起了简易太极拳。
散场的时候，我迎上前去，拉住黎老的手，仿佛故人重逢。黎老说：“这姑娘招式好，既能健身，又易推广，这样学的人就多。”我正想解释一下早上赶到北草坪，不见他的踪影，才赶到南草坪来，只听黎老又说：“潮流，有些时候是抵挡不住的。”
我正和他说话间，有一位军人跑步过来，在黎老面前立定，“啪”的一声敬了个军礼，递上一份文件，说：“报告黎将军，您的急件。”
我心中不由一惊。倒不是因为那位军人的突然出现，而是因为，我眼前这位平凡朴实的老人，竟是一位将军。
（原载《中国铁路文艺》2006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