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县（绍兴县）律师事务所从1980年年初重建以来，在各级党委和司法机关的领导下，认真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在推进经济建设发展、促进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为民排难解纷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现在将我所重建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汇报如下：
一、围绕党的工作重点，努力为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
建所初期，我们就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点，试办经济纠纷案件，此后，通过学习中央三个“一号文件”，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决定，进一步明确和巩固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近几年来，我县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到1984年年底，全县已有乡镇企业3210家，总产值达13亿余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73畅8%。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先后调查了八个区的50多家乡镇企业，分析了100余起典型经济纠纷案件，并专门就我县经济建设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十余次的讨论。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使我们看清了我县乡镇企业的一些特点：如在企业结构上以区办、乡办和村办的集体企业为骨干；经营项目以轻纺工业为重点，企业的供销完全靠市场调节，等等。这些特点决定了乡镇企业经济纠纷的特点：如纠纷双方大多数是集体企业；纠纷多发生在流通领域；合同纠纷以不能按时付款或交货为最多，争执金额有日益增多的趋势；合同履约率低，大量应收款被拖欠，有的企业因此失去活力。导致这些经济纠纷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供销全靠市场调节，一方面我县本地纺织原料紧缺，另一方面轻纺产品在本地市场销路有限，需向外地推销。这样，企业在供销上自然形成一个“求进拜出”的局面，加上企业领导和骨干法律知识缺乏，经营经验不足，订立合同草率，纠纷日益增加。上述情况使律师们认识到，竭尽全力为乡镇企业服务，帮助他们减少和避免经济损失，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我们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为乡镇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上。
指导思想端正、工作重点明确后，我们就不断探索，在优质服务上下工夫，不断提高律师工作的社会效益。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采用多种方法帮助企业妥善处理已经发生的经济合同纠纷。我们在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认为使用非诉讼方式处理经济案件具有方法灵活，解决速度快、效率高，不伤和气、有利团结，有利于双方今后在经济上继续合作交往等优点。这样一来，我们就较多地采用了非诉讼方式。最近两年多来，我们所共办结经济纠纷案件315起，争讼标的2500余万元，帮助避免经济损失（含追回货款）2350余万元，其中有222起纠纷是用非诉讼方式处理的。（以下省略）
（二）积极开展法律顾问业务，主动做好预防经济纠纷的工作。为帮助经济活动更好地走上社会主义法制轨道，自1982年起，我们就开展了经济方面的法律顾问业务。现已担任62家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把治标与治本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预防经济纠纷的发生。一是广泛宣传各种经济法规。近年来，我所律师深入到10个区30多个乡的50多家企业作了220余场有关经济法规方面的法制报告，听众达20000余人次；编写了40多期经济法规宣传资料，编印了枟经济法规选编枠7000册，代印了30000份比较完整的经济合同格式。二是积极帮助县、区和乡镇企业培训法律人才。近两年来，我们办了各种经济法规集训班14期，参加集训人员700余人。三是帮助企业单位审查修改数额较大的各类经济合同。四是主动向企业领导提出“法律建议”，当好参谋。如针对当前经济合同纠纷比较多，而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合同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要求而引起的这一现象，我们向各企业的领导提出了签订经济合同的具体建议，引起了企业单位的重视，实践证明，经济合同纠纷确实大大减少。
（三）充分利用到外地办案的机会，主动为乡镇企业提供经济信息，“牵线搭桥”。如1984年10月，我所律师与绍兴县地方工业鞋帽公司在福建省三明市处理一起经济合同纠纷时，得知厦门鸳明贸易公司有涤纶丝可供的信息，想到当时绍兴涤纶丝原料促应不足的实际困难，就马上与县鞋帽公司的同志一起赶到厦门。经过律师的牵线，双方协商签订了购买1200吨涤纶丝的合同，帮助促进了乡镇企业的生产发展。
二、全面开展各项律师业务，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
在重点为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我们认识到，开展律师其他各项业务、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也是律师的职责，不能偏废。
（一）积极开展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我所建立以来，共担任了723起刑事案件的辩护，其中“严打”以来担任了407起刑事案件的辩护。“严打”开始时，有的同志对律师参加刑事辩护有顾虑，怕犯错误。司法局党委组织组织我们认真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通过全面深刻地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我们理直气壮地投入了“战斗”，不仅做到了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全部出庭，就是被告人委托出庭的也尽量满足其要求。在出庭辩护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紧密配合检察院、法院把好“认定事实、办案程序、适用法律”三个关口，较好地发挥了律师的职能和作用。例如，李××、田××流氓斗殴集团一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认定李××是首犯，判处李死刑。我所律师接受委托后，经查阅卷宗和全面调查，认为李不能被认定为首犯，并为其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意见，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后来全案七名被告人都请求委托我所律师辩护。审理结果判定，原定首犯李××改判主犯，改判为死缓；原定主犯田××改判首犯，由原判无期徒刑改判为死刑；其他五名被告除一名维持原判外，都不同程度地减轻了刑期。改判后，田××要求我们代为上诉。我们经过研究，认为田××虽系集团首犯，但有自首情节，判处死刑显然过重，为其上诉后，省高院改判田××为死缓。又如，被杭州市下城区法院判刑三年的范××诬告一案，被告人家属到绍兴请我所律师帮助上诉，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但我所律师考虑到该案混淆了“犯错”与“犯罪”的界线，经过全所同志讨论，决定继续帮助委托人向省高院提出申诉，并几次去省高院反映情况，结果由省高院撤销了原判，宣告范××无罪。此外我们还及时总结刑事辩护的经验，先后写出了枟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中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枠、枟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中正确发挥律师作用枠、枟根据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需要，为一审宣判死刑的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枠等六篇专题总结，被上级司法机关采用并予以推广和有关刊物刊用，同时也提高了我所律师的业务水平。
（二）认真做好民事代理、咨询、代书工作，努力为人民群众排难解忧，既防止了当事双方矛盾的激化，又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例如，我们从来访群众中了解到，许多地方将在人民公社化时其收缴的农民土地房产所有证遗失了，一遇产权争执，苦于没有凭证。我们针对这一普遍情况，自己设计专门印制了“查证证明书”，为群众去县册籍室查阅录制了大量的房产证存根，使许多房产纠纷得到妥善解决。例如，阮社乡中巷村村民茅××的两间房屋，1952年被当地粮管所拆除用于建造仓库，因粮管所人员调动，他的赔偿要求一直未能得到满足。经过律师的查证，这起拖了30年的纠纷最终得到了合理解决。又如，灵芝乡灵芝村80多岁的沈××夫妇两人，因儿子已有13年不肯赡养两老，来我所寻求帮助。我所建议他儿子的单位帮助解决，后又两次派人去该单位协商解决办法，最后在该单位党委的支持下，决定由单位每月直接汇寄两老的生活费，解除了老人的忧患。
三、立志改革，促进律师事业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和人们法制观念的日益增强，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而我所在编律师只有五名，一时间人少事多的矛盾非常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促进律师事业的发展，我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改革尝试。
（一）大胆改革律师工作体制。首先，我们在扩大律师队伍上下工夫。1983年年初，我们依靠地方党委和司法局的支持，大胆尝试，用律师行业务收费多渠道发展律师队伍，先后聘用了七名退休教师和五名合同工做律师辅助工作，并积极培养发展了九名兼职、特邀律师人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民群众“请律师难”的矛盾。其次，我们在建立岗位责任制的基础上，从1985年开始实行了“自收自支”的经费管理办法，以增强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活力，充分调动律师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再次，我们积极采取措施改进工作方法。我们试行律师专业分工，分成刑事辩护、民事经济、接待行政“三条线”，提倡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以利于提高律师人员的业务水平。此外，还试行了刑事辩护案件预约登记，对经济案件实行“连片办、沿线办、协作办”的一整套方法，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帮助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直接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我们在这一新生事物涌现之后，认识到它们的建立有利于解决人民群众“请律师难”的矛盾，其经办的一些律师行业务应被视为整个律师事业的组成部分，故应给予他们支持和扶植，帮助它们提高服务质量，使它们能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去年以来，我们为全县八个法律服务所做了六件事：一是拿出2000多元律师事务所业务费用收入，帮助培训了26名法律服务所人员；二是律师采取“分片包干”的形式，分别为各法律服务所当顾问律师，做他们的“后盾”；三是与法律服务所的人员联合担任乡镇企业法律顾问；四是经常不定期地对法律服务所进行业务指导；五是给各法律服务所分发一些业务学习资料；六是把所里已经受理的一些案件交给各区的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去办，并指导他们如何办好这些案件。这样，既方便了群众和乡镇企业及时解决法律难题，又缓和了绍兴县律师事务所人少事多的矛盾。
四、不断加强律师事务所的自身建议。
这几年来，我所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了自身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断加强组织观念，端正律师工作的指导思想。司法局的领导，十分重视律师工作，一直把律师工作看作是基层司法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把手亲自抓，经常组织我们学习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带领我们一起深入乡镇搞调查研究，共同商讨律师行业务工作如何服务于、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特别是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更是全力以赴帮助解决。例如，在“严打”之初，都说律师不要参加辩护了，对被告人委托辩护应“婉言谢绝”。正当我所律师人员在思想上举棋不定时，司法局领导与我们一起到县委书记那里借来了中央首长讲话，认真学习，认识到辩护制度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稳、准、狠”地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重要保证。从而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排除了来自上下左右的干扰。为了使辩护工作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司法局领导亲自同相关组织部门一起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又如，在确定我所工作重点这个问题上，当时我所内部说法不一，各持己见，司法局领导便带领我们走出事务所，深入到乡镇企业听取各方意见，使我们认识到乡镇企业已在我县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乡镇企业搞好了，全县经济建设也就上去了，人民就能实现富裕，我们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为乡镇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上，从而大大增强了我所律师人员的工作自觉性。
司法局领导不仅帮助我们摆正了业务方向，同时，还从政治上、生活上给予我们无微不至关怀；重视我所律师中的党建工作，使我所三名老律师多年来的入党心愿，都先后得到实现，所内也成立了党组织；四名律师原来住房问题较紧张，局里在分配房屋时便优先照顾他们；办公地点从原有40多平方米的简易办公室搬到新建办公大楼，扩大到80多平方米，等等。我们经常以此教育大家增强组织观念，使大家从思想上坚定律师工作只有在党委和司法局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做到政治上不迷航，行动上不脱轨。
（二）不断加强政治学习，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所无论在工作忙的时候还会闲的时候，都不忘组织大家学习政治，在认清大好形势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的业务经验，充分认识到律师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牢记在律师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牢记和贯彻这个宗旨，我们曾组织大家讨论“律师工作如何体现为人民服务”，大家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现在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上，二是体现在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上，三是体现在不斤斤计较于个人名誉和得失上。鉴于我所五名专职律师中，个人或家庭都经历过无视法制年代中所受到的痛苦，深切感受到法制对保护公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性，所以在工作中都能更加重视发挥法律的作用，就是忙了一点、苦了一些，只要想想为哪些法人单位或公司追回了多少货款，解决了多少困苦，大家的劲头就来了，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律师工作是忙了一点，但忙得有价值”，“律师工作是苦了一些，但苦中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快乐”。但也有一些同志在不斤斤计较于个人名利和利益的问题上，容易出现一些“反复”，有的甚至发牢骚说，律师工作人员少，任务重，要求高，困难多，不好办。面对这些冒出来的问题，我们采取自我教育的办法，要大家议论，就“组织上调我们来当律师，是为加强法制建设还是要我们来享受的”、“律师工作与其他工作应该比什么”等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使大家认识到“比”有各种各样的比法，我们不能老是想着比待遇，没有想到比贡献，老是想着比享受，没有想到比艰苦奋斗。就这样，通过七嘴八舌的议论，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思想上的犹豫观念解决了。
同时，我们还从制度上加强培养大家“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意识，规定对乡镇企业提供法律帮助、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因厂而异，优惠收费，办理经济案件，除收30~50元手续费外，必须到案件办结后，再收取帮助追回货款之0畅5%~1%的费用。对所在地乡镇企业不发达的三家工业公司实行免费当顾问。在所内实行“岗位责任制”上，只考核每个同志的工作任务和质量，不规定收费数额，使大家不把眼睛盯在“钱”字上，从而培养了大家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发扬团结奋斗、廉洁奉公的作风，努力树立律师的高大形象。我所正式开展业务后，天天门庭若市，应接不暇，虽然已壮大了队伍，聘请了工作人员，但是仍然忙不过来，工作迫着我们必须发扬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方面，几位老律师起着很好的带头作用，他们“见名利就谦让，见困难争着上”，年终评先进，评奖金等级，互相摆别人的长处，谈自己的短处，相互你推我让，从不斤斤计较。特别是年已63岁的老律师穆克让同志，工作起来丝毫不减当年勇，发扬“老骥伏枥，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以所为家，夜以继日边办案、边指导其他年轻同志，遇到大案、难案，不顾自己已患高血压、心脏病、腰折骨等病情，带着一个折凳（火车上当凳坐）一把长柄阳伞（当拐杖）一包药，从南到北，到处奔走。一年有160多天在外面，并且处处为委托单位乡镇企业节约开支着想。一次到北京因公出差，开了高级宾馆不住，住到了地下室旅馆。吃着大饼办案，回来时，原打算在上海休息一天，但到上海一打听票子难买，就在当天晚上挤上火车回到绍兴。委托单位过意不去，送来了补品给他补身体，又被他一一退回。又如女律师杜延坿，50多岁了，去年12月去福州办案路上汽车翻车，从车厢里抬出来时，双手锁骨已折断，丝毫不能动弹，但为了及时参加出庭，仍不顾疾痛赶到福州，导致在第二天开庭早上，两只手连衣服都不能穿，饭碗都不能拿，幸亏同去的女同事小王伤得不重，帮她穿衣、喂饭、做出庭记录，苦战七天，经调解，终于帮助委托方追回货款30万元，赔偿损失2畅5万元。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后，春节一过，又赶着来上班，同志们劝她再休息一段时间，她却说“我两只手不能动，但嘴是好的，我来带带青年同志也好”。有这些老律师的好榜样，青年人也紧紧跟上。景和平律师到所后，主动提出到艰苦地方去办案，去年下来，共200来天战斗在外面，却从不叫一声苦、喊一声累。
我们律师事务所为企事业单位和公民办了一些事，不少单位和个人为了感谢我们，请客、送礼的日益增多，有送尼龙大衣、人参、火腿、现金等的，大家都能一一谢绝。近两年半来，退回各种送礼就达100余次，有的乡镇企业知道我们律师守则不能接受赠送，便乘我们去它们单位时，劝我们购买它们的产品，起初我们并不介意，后来才发现价格特别便宜，这实际上是变相送礼。因此，我们又规定一条，凡是律师到委托单位去办事的，不准在委托单位购买产品，假如真有需要，可由所里统一组织购买，从而进一步树立了我所律师的廉正形象。
这几年来，我所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党委、政府和人民都十分重视我们，三名老律师都是最近四年先后光荣加入我党的，一名被选为县人大代表，一名被选为县政协常委，一名被选为市人大常委。1986年年初，县政府为表彰我所的工作成绩，给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记了功，晋了级。所有这些，我们都看做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更高要求，我们决心戒骄戒躁，虚心向各兄弟单位学习，努力使我所的律师工作更上一层楼。
（本文原为秦国光律师在全国司法“双先”会上的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