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收到了哥哥阿尔焦姆的来信，他说最近就要结婚，要他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但他不能回去参加哥哥的婚礼，眼下正是关键时期，哪能离开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带领的小队已经赶过了他们，正在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前挺进，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地争夺第一。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
他在工地上找到保尔，笑嘻嘻地从袋子里拿出一件精制的黄面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那富有弹性的皮面，说：“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是丽达同志送给你的，怕把你这个傻瓜冻死！”
保尔惊异地拿起这件珍贵的礼物，柔软的毛皮很快就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温暖。
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有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从发烧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今天热度比哪天都高。
那吮吸人血液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进攻了，但他用那年轻的身体抵抗着，接连5天，他强打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干活。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他的胸部，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昏黑，他眼前的树木像走马灯一样围着他打转。
几小时以后，才有人发现他，把他抬到了板棚里。他呼吸十分困难，已经认不得周围的人了。请来的医生说，他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41.5度。至于关节炎和脖子上的痈疮，就不值一提了，光是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他回家乡去。
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总算熬过来了。”保尔低声说。
百花盛开的春天到来了，保尔开始考虑回基辅的事情。他已经恢复到可以走路了，不过体内还潜伏着别的病。有一天，他在园子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椎一阵剧痛，随即摔倒在地上。他费了好大劲，才慢慢挪回屋里。
保尔又可以出来工作了。
入冬以前顺着河水放下来的木筏壅塞在河里，泛滥的河水冲散了木筏，眼看这些珍贵的木头就要损失掉，索洛缅卡区又派出共青团员去打捞。
保尔不愿意落在大家后面，他尽力不让同志们知道他正患着感冒。一个星期后，当码头两岸的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和秋天的潮湿又唤醒了潜伏在他血液里的敌人——他又发高烧了。工长见了愁得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他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于是给他办了退职，并让他领取抚恤金，但被保尔坚决拒绝了。
1924年滴水成冰的严寒中来到了。整个西南的铁路线全被大雪封住了，人们又开始与风雪战斗了。
在舍佩托夫卡车站的电报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至多也就两万米长，而那个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20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仔细地辨认和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只要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
老报务员一边抄录，他托起纸条读道：“1月21日晚6时50分……”
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老报务员刚才偶然碰到的那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又看了一遍最后那两个字——“列宁”。怎么？列宁……他把电报纸拿远一些，看着电报的全文，瞪大眼睛看了好一会儿，于是，他干这一行32年以来，第一次不相信自己亲手抄的电文了。
他把电文反复核对了3次，看来看去还是那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高尔克逝世。”
这个惊人的噩耗从敞开的大门溜出了电报室，又以狂风一样的速度闯进了车站。
机车库的门半开着，一个人从外面跑了进来。铁锤敲打的声音淹没了他的第一声叫喊。但是，当他跑到阿尔焦姆和其他干活的人跟前时，阿尔焦姆举起的锤子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你说什么？”阿尔焦姆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抓住了他的皮外套。
这个满身是雪的人大口喘着粗气，用低沉而又悲痛的声音重复了一遍：“真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工人们从地沟里爬出来，默默地听着这个世界着名的人逝世的消息。
调车场里挤满了人，当那巨大的修理厂里挤满人的时候，在悲痛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我们党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哀乐声响了起来，几百个人都脱下了帽子，连15年来从没掉过泪的阿尔焦姆也感到喉咙哽住了，他那宽厚有力的肩膀也颤抖起来。
大厅里没有往常的嘈杂声、说笑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的嗓子喑哑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给大家做了报告。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站了起来，他宣布说：“37位工人同志署名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大会予以讨论。”
老头子波利托夫斯基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阿尔焦姆面对着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识的妇女的面孔，是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给了阿尔焦姆宽恕的微笑，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我母亲生了我们4个。”他开始说。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她一个月才挣4个卢布，可就为这几个钱，她整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侥幸上了两个冬天的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9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当学徒，只管饭，白干3年，不给工钱……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儿干。真的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同情我，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假装说我是他的侄子，央求老板把我收下。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有9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里的情形，你们大家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额上的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他必须说到最重要、也最难讲的那部分了。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讲下去……
阿尔焦姆结束了自己朴实而又极其真诚的发言，他为自己那不寻常的措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像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题。
沉默了短暂的一会儿，他看见会场上举起很多手臂，身后传来了西罗坚科的声音：“一致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