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告辞后，与他同来的金梁接着向溥仪报告，东北以袁金铠为首的士绅们，表示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溥仪听了土肥原和金销的甜言蜜语，心里美滋滋的，认为大事已定，巴不得插翅飞往东北。
土肥原到天津会见溥仪的消息，第二天就在各大报纸上刊出来了。这时，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臣刘嚷业又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溥仪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
看了这个电报，溥仪决定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再和谋臣们商议一下，讨论何时出山。
溥仪到了旅顺以后，土肥原就不出面了。因为日本内部还存在着某些分歧，土肥原当初向溥仪痛痛快快地允下的诺言一时还得不到实现。
这时出面与溥仪交涉的就变成了土肥原的好友坂垣征四郎。土肥原之所以不愿正面再与溥仪交涉，是因为日本人此时仍打算劝说溥仪做人们更易接受的“总统”，而不是在中国早已失去群众基础，弄得名声不好的“皇帝”。
可想而知，溥仪坚决拒绝当什么“总统”，因为土肥原在劝说溥仪离开天津时，说得一清二楚，是帝制，而不是共和制。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溥仪被迫同意暂任“执政”一年，一年期满，议定国体，再定去就。
３月９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参加典礼的旧奉系人物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张燕卿、谢介石、丁鉴修、于冲汉、袁金铠、冯涵清、赵欣伯、韩云阶等；溥仪的旧臣有郑孝胥、罗振玉、宝熙、胡嗣瑗、陈曾寿、佟济煦、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前绍兴知府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凌升、齐默特色木不勒等；日本方面的代表是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坂垣征四郎等。
全体人员向溥仪三鞠躬后，由臧式毅、张景惠献上“执政之印”，郑孝胥代念“执政宣言”：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损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愿共勉之。”
这个执政宣言的主旨很明确，就是要去掉“种族之见”、“国际之争”，将东北变成日本人的“王道乐土”。
老谋深算的土肥一手操作成了伪满政权，但他认为“满洲国还不具备作为国家而被承认的客观条件”“权力还未达到独立宣言中所指出的全部地区”，所以他建议日本政府不要急于承认伪满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只是他的掌中玩物，承认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人可以操纵它，摆平它。
4.策反汪精卫
土肥原料理完伪满洲国的事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内地城市。在上海虹口公园东体育会路７号，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楼，四处洋溢着浓厚的日本气息。这套花园别墅原是日本人六三亭立的私人别墅。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这里住进了日本兵。后来，土肥原看中了这个小院子，在这里设立了特务机关，并把那座主体建筑小洋楼命名为“重光堂”，以此作为土肥原特务机关的代号。
为了进一步推进他在给大本营陆军部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所有谋略工作，土肥原彻底改造了日本在中国的特务系统。他保留了原来军部和外务省在中国设立的各个分支机构，但是在这些机构之上，又设立了四大特务机关，各司其职，避免互相掣肘。这四大特务机关是：
专门负责对汪精卫一派策反工作的“梅机关”；
以两广为对象的“兰机关”；
以华北为对象的“松机关”；
以重庆为对象的“竹机关”。
而对汪精卫的策反工作，则是土肥原对华谋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对于这一关系重大的特务工作，土肥原选中了参谋本部第八课即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来负责。
汪精卫，１８８５年生于广东省，２０岁时留学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专科，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的才华和大胆实干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因与蒋介石的矛盾，他几次下野外游。“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度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成为亲日派当之无愧的头面人物。
１９３５年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遭枪击，不得不再次出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竭力反对抗战。他一直试图影响蒋介石，在南京未陷落前，为中日和谈之事给蒋介石写信１０多封，当面也谈过多次。
由于有汪精卫的抗战必亡论作后台，一些民族败类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制造和谈的舆论。胡适、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的地下室中，利用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
现在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中日和谈的幌子另立新的中央政权。汪精卫暗想，只要他抢在蒋介石前面向日本方面抛出橄榄枝，日本方面就一定不会亏待他，新的中央政权的首脑人物就非他莫属。
何况近卫首相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还明确表示：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是要协助中国建立“真诚与帝国合作”的新兴政权。这就更令汪精卫兴奋了。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逃脱作为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的土肥原的眼睛。他所从事的工作要找的不正是汪精卫这样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吗？
土肥原指示华中地区的所有特务系统，密切注视汪派的动作，一有异常，立即通报本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收到这份指示的不仅有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在华的两大特务系统，还有其他日本机构在华的长驻机构，比如同盟通讯社上海、南京支局，“满铁”驻上海、南京特派员等。
汪派也在加紧活动。身为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周佛海，为了打通与日本方面的联络，以“必须搜集日本情报”为由，在汉口设立了一个机构，让高宗武任主任。
在土肥原的幕后策划下，一切都在秘密状态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时候，高宗武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准许他以秘密身份前往日本试探中日和谈的可能性。
土肥原认真分析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和西义显等人转来的其它情报。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国方面最高领导层所坚持的是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实现对日和平，但是由于日本方面已经抛出了近卫对华声明，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强烈的反响，因而希望日本能够改变近卫声明，重新发表声明。
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间，与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所有的会谈都由今井武夫陪同。
今井武夫把高在日本期间的所有谈话整理出来，报告给土肥原。土肥原从中看出来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高宗武似乎不再热心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中两国间的事变的方案。
上肥原决定亲自见一下高宗武。
这次会谈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高宗武和土肥原都很兴奋，这两个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土肥原是负责对华和平工作的首脑人物，高宗武不会不知道；高宗武既是汪派热门人物，其访日又得到蒋的默许，这一双重身份土肥原更是再清楚不过了。
就在这时，日本在华间谍向日本政府和军部报告说，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分歧。这就更坚定了土肥原以汪精卫为对华工作重点的决心。
高宗武回国之前，土肥原托今井武夫转告他，日本的意图是恳求蒋介石下野，没有改变主意的打算，目前也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样，高宗武离开东京后，再没有到汉口或重庆，而是来到香港。他怕到汉口或重庆后受到蒋介石的责难。
但是他对蒋介石还不能没有一个说法，正好此时他胸部旧病复发，便借口想在香港专心治病而向蒋介石告假。同时，他给周佛海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表明日本政府此时准备把和平运动的矛头指向汪精卫。
汪精卫既高兴，又有些犹豫，他最怕的不是国内影响，而是怕日本人说话不算数，最后鸡飞蛋打，落个身败名裂。
汪精卫召集梅思平、陈壁君等人共同商量对策。
陈壁君越俎代庖，替汪作了决定。她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这时候，高宗武旧病复发，且病情加重，吐血不止，以致卧床不起。
汪精卫和周佛海只好决定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至香港，出面与日本人联系，获取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诺，并开展进一步的谈判。
为了迷惑蒋介石，汪精卫让周佛海将高宗武的报告如实呈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对于日本方面仍旧不肯将他作为谈判对手，大为不满。他将秘书长陈布雷找来，怒气冲冲地责问：“高宗武真是个混账东西，是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汪精卫和周佛海在这时候把梅思平选为高宗武的后继人选，自有其打算。
梅思平，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当过大学教授，后任南京附近的被国民政府评为模范县的江宁县县长。
梅思平没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也完全没有与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交往的历史，因此，由他代替高宗武，虽然多次往返于重庆、汉口、香港和上海之间，却也没有人注意到他是在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络。
汪精卫与日本人的暗中勾结，一时间把蒋介石蒙蔽住了。
梅思平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授意下，来到香港，与高宗武一道，继续与日本特务西义显、伊藤芳男会谈。
会谈中，梅思平正式提出了汪派关于“和平运动”的试行方案。由于梅思平的坚持，会谈的关键成了日方必须承认由汪精卫出面主和这一前提。
初步谈判后，经双方幕后人物同意，决定将谈判地点改在上海。
土肥原派出今井武夫到上海，具体负责谈判工作。
梅思平将香港会谈的情况，专程回重庆向周佛海、汪精卫作了汇报。汪精卫等商定了中方的和平基本条件并最后定稿，由梅恩平带往上海，与日本正式代表进行会商。
为了保密起见，梅思平、高宗武等人都分别单独乘船来到上海。１１月１２日，梅思平先于高宗武一天到达上海。
当晚，今井武夫就请他到六三亭花园的一家日本酒馆进餐。梅思平穿着鞋子在日式榻榻米上走来走去，还坐到壁龛里去，弄得今井等人不知所措。
梅思平说，这是他初次与日本人交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菜肴。他一面夹着生鱼片，一面苦笑着说道：“从此我也将被人们称做汉奸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