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老家的人，就像无根的浮萍。无论在一个地方住多久，心里总不踏实，飘飘摇摇的，回忆苍白无力，灵魂无处安放。
李胜利不同，他是有老家的。
距离他居住的小城二十多公里外，一个叫武家塬的村落里，一座地坑院，七眼矮小的窑洞，就是他的老家。
李胜利在北面的上窑出生，父亲用一把剪刀剪断了他的脐带，他躺在焦黄的炕席上啼哭。后来，那领炕席上又哭过他的三个妹妹。再后来，他和三个妹妹又在那眼窑里哭他们的祖母，还有母亲、父亲。
妹妹们都出嫁了，父亲去世后，家就成了李胜利抽屉里的一串钥匙，成了偶尔回去一趟的老家，晾晾箱子里的被褥，把堵在渗坑边上的落叶扫走，修剪一下院子里的树，坐在院子中间晒晒太阳，呼吸呼吸乡野的空气，和村里的邻居们拉拉家常。李胜利觉得踏实，甚至想，等他将来退休了，就回武家塬来住，跟村里要一小块地，种菜或者种棉花。他喜欢棉花盛开时飘逸的白，还有握在手里的温暖。
李胜利的想象很丰富，可村长的一个电话却让他所有的想象都变成了空。
村长撇着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说，村里统一规划，现有的地坑院要填埋，住在地坑院里的人要迁移到新规划的住宅区去。
李胜利有些懵，那我家怎么办？
村长拿着腔调说，当然也得填啊，这是统一规划，不过新划宅基地不能给你了。你是文化人，知道政策，要带头执行啊。这个时间很紧迫，你要抓紧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一下啊。
李胜利回到武家塬的时候，村里静悄悄的，好像整个村庄都在午睡。
李胜利把所有的窑门都打开，这个窑转到那个窑，看着熟悉的一切，不知道该怎么办。祖父母、父母积攒了近百年的家当，住过几辈人的家，要在他手里消失，他觉得难过。
中午，村长站在崖头上喊他，问他那些东西是卖还是拉走。李胜利说，不拉了，拉到城里还是没地方搁。村长说，那就让你几个妹妹来，能用的她们拿走，剩下的就卖了吧。李胜利叹口气，只好这样了。
妹妹们拉了架子车来，挑了一些小东西拉走了。她们不好意思拿，说好歹都是父母留给李胜利的，能卖多少是多少。
半下午，院里呼啦啦来了几个人，说村长介绍来的，收旧家具老东西的。李胜利说，消息够灵通的。他们呵呵笑笑，干啥有啥道，吃这碗饭，不灵不行啊。村长说你家应该有些老东西，我们要不跑快点，屁都吃不上。李胜利让他们各窑看看，哪些能要，估个价，合适了都搬走。
天快黑的时候，祖母陪嫁的两口大漆箱子，母亲陪嫁的柜子，一对太师椅，几只绣花的圆枕头，四口腌咸菜的大缸和几个小罐子，被他们拉走了。
李胜利看着他们的汽车远去，觉得像是把祖辈流在他身上的血一点一点抽去。他不敢再回头看一眼乱糟糟的院子，转身回城里那个家去了。
第二天早上，李胜利还躺在床上，他需要时间安抚自己，也需要时间说服自己，手机响了。还是村长，说有人找他，想买他家的石榴树。
李胜利说，树也要刨走？
村长说，你傻啊，树不刨可就埋进去了啊。
来买树的是人李胜利认识，某局的办公室副主任，一个桌上喝过酒。李胜利说，你长狗鼻子了，这地方你都能踅摸到。副主任说，我们领导喜欢这些，没办法，装点单位后院。
石榴树原本有两株，李胜利祖父年轻时候栽的，后来死了一棵，父亲想把它刨了，可两棵树离得太近，根纠缠在一起，就一直没动。
副主任围着石榴树转了几圈，一拍手，好，就是它了，生死恋。
李胜利说，啥生死恋？
副主任说，一生一死，牢牢相依，还不是生死恋？
李胜利看不出来。他能看到的是父亲修剪石榴树的身影，还有母亲给石榴一个一个塞药棉花的身影。
副主任说，给你一千。你赶紧找人帮我刨了，多带点土，我的车就在崖头上。
李胜利出去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人，只看见村长在各家崖头上转悠。村长说，让他自己刨，哪儿还有人，都出去打工了，没看在屋搬家的都是妇女，这活干不了。
最终，还是副主任打电话叫来几个民工，把那两株老石榴树刨走了。
慢慢地，窑里、院子里的东西都被买走了，雕花的门脑，画着喜鹊登枝的风门，没烂的瓦当，院里的桐树，崖头上的楸树，都各自找到了新家，就连祖母的纺花车、线拐子，父亲的铁锨、锄头、木杈也被一家饭店买走，说要摆在大堂，供客人欣赏。
卖吧，卖吧，卖吧。李胜利到后来几乎是怀着恶狠狠的心在卖那些东西。不卖怎么办？他能怎么办？
不到一个星期，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处理完了，七眼窑洞里空荡荡的，院子里也是空荡荡的，只有刨树留下的大坑。
离开的时候，李胜利拿走了大门上的锁。握着那把锈得发黑的铁锁，李胜利心生悲凉，从此以后，我也成了无根的人了。
老家，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