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当美丽无比的杨桦老师在检讨会上翕动着口唇说“你能和别人干，为什么就不能和我干一次”时，大多数人都吸了一口气，然后面面相觑，也有唇边露出些许窃笑的。
而对于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伙伴们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我们无法想象男女间令人面红耳热的神秘可以用如此赤裸如此粗野的字眼来形容和概括。
当然，这只是杨桦老师的转述，原话出自朱主任之口。
二十五年前，我放弃初中学业，到省歌舞团做了一名舞蹈演员。准确地说，是学员，三年基础训练之后，才正式升入演员队，才能上舞台。
那年月，舞蹈演员、京剧演员正经是社会的中心人物，用眼下的话叫“火得很”。因此，在一些生活行为规范方面，常常允许稍作别论。比如发型，除了举国统一的样式之外，一般无人敢越雷池，而女演员则可烫卷发，男演员能够蓄鬓角，理由是演出需要。就连我们这帮小不点儿学员，根本没有演出任务，到了理发店，说一句“演出需要”，也照样令理发师手下留情。当然还得同时辅之于几张戏票，否则，谁会轻轻易易就信了你！
除了发型，穿着也相对自由一些，比如腰身细一些，裤腿瘦一些，裤线直一些，等等。至于在练功室排练场内，就更随便了。为了便于教员和导演判断肌肉的流向和舞姿的准确，练功和排练的时候，无论演员还是学员，都仅着短衫和几乎露着一半屁股的三角短裤。有时因为连续排练一整天，午饭和午休的时间也就不再换装，也就赤裸着胳膊腿儿地楼里蹿院里转，常使得圈外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我此刻这样煞有介事地说着，其实连我自己都索然无味。可那年月，外界人却因此把歌舞团简直说成了“淫窟”，说男男女女整天油头粉面赤胳膊光腿儿地凑在一块儿，能有什么好事儿？四周围的居民为此严格禁止子女与歌舞团人员来往，即便必须路过门口，也得离着大门远远的。但这种规定反倒更刺激了年轻人的好奇心，甚至引起了逆反心理，因此临街花墙的洞眼里便常常有闪烁的眼睛，偶尔还有含糊不清的呼喊。胆子大的小伙子还会故意把足球踢过花墙，然后假装追寻，得以进入院内看个究竟。反正不论疏远还是深入，不论周围居民还是外界别的什么人，内心里都把歌舞团看成了禁地。
朱主任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代表工人阶级进驻歌舞团，并兼任革委会主任的。据说朱主任在事情败露之后所做的内部检查中，很沉痛地说到来歌舞团之前，领导和家属就曾告诫过他，要洁身自好，要身处污泥而不染，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丧失了革命警惕，辜负了领导和亲人的厚望，云云。这话不知传没传到杨桦老师的耳朵里？不知与她后来的死有无关联？但是这话据说使上级领导立刻产生了共鸣和同情之心，从而大大减轻了对朱主任的处分。同时这话也很快得到了家属的谅解，令其十分后悔当初丈夫调往歌舞团时，没坚决扯住后腿。
其实，歌舞团哪有那么可怕，而所有的领导同志也并非都像朱主任一般脆弱。比如当时一位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高级领导，几乎就把办公室搬到了歌舞团，不少人因此得来歌舞团请示汇报工作，事实证明也没出什么事儿。记得那位领导极其平易近人，也挺懂艺术，不时地就到练功室排练场去坐一会儿看一会儿，还常常把哪个女演员叫到跟前，亲自过问其肌肉呀线条呀等等情况，也没见人家就昏了头。据说杨桦老师临死前一天，还和其他几个女演员陪着那位领导打过扑克。现在想起来，当时对杨桦老师的急救以及后来的隆重追悼，莫不得益于那位高级领导同志呢。
终于该说说杨桦老师了。
在杨桦老师那次检讨会之前，确切地说是在她转述出朱主任所说的那个可怖的字眼之前，杨桦老师在我们所有学员眼里简直就是高不可攀的女神。她的身材，她的相貌，她的气质，她的得天独厚的软度力度旋转弹跳，以及她的无可争议的主角地位，都在我们单纯明亮的心中，闪烁着不可企及的光彩和柔情，甚至成为我们梦中的事之一。她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跟别的女演员一样往返于台上台下楼里楼外，排练紧张的时候，她也会身着短衫短裤，拿着碗勺去伙房打饭。她对我们也挺亲热，迎面碰上的时候，她总要伸手搓几下你的头发，或者拍打着你的肚子，告诉你任何时候也别忘记挺胸收腹。可我们就觉得她跟别人不一样，男孩女孩都将她的爱抚当作殊荣，绯红了脸接受下来。她有时也会到练功室来看我们训练，那时刻，我们大概都迸发出了几倍于平时的热情和能量，若她的眼睛在谁的身上多停留一会儿，或者她就手给谁纠正一下动作，所有眼睛的余光也一定会紧紧跟到那个幸运儿的身上。记得有一次她双手卡住我的腰，帮我找提胯收臀的感觉，那时我的个子矮，她一矬身子，前胸恰好贴在我的脸前，顿时，一股热烘烘的气息一下包容了我，使我差点忘记正做着的动作。时到如今我仍能够忆起我当时的心跳目眩，我不能不说，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所谓女人的气味。我甚至不得不承认，是杨桦老师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女人的真正的优美和高贵。
少年的心事真是无从捉摸，成年人的形象在他们的心中绝对可以任意拔高和贬低，一切都由着他们自己。他们的纯情和敏感可以使他们超越任何世俗的规范和律令，对身边的人作出最正确的判断。
其实，早在杨桦老师的检讨会之前，我们还听说过杨桦老师的另一件所谓的丑闻。是在歌舞团传达室门前听说的，是全体学员在传达室门前等待集合去参观一个阶级斗争展览会时隐约听到的。
我忍不住想先说一下传达室，一是因为传达室门前时聚时散的人员，是歌舞团的一支不可小觑的特种部队；二是传达室现象极有社会典型意义，不管你去任何单位，进大门时，几乎都得忍受这类特种部队人员的审视性的凝视和沸扬在你身后的指点议论。
歌舞团门前的这支部队，应该说是最具有战斗力的，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多地听说了他们的功绩。据说很少有什么事能瞒过他们的眼睛，比如常有外来的男人找哪一个女演员了，比如谁晚上回来得很晚甚至是爬大门进来的了，等等。据说朱主任之所以被及时抓获，就是因为他们中有谁发现朱主任下班后一直未出大门。当然，平时的一些蛛丝马迹也早已让他们烂熟于心了。
杨桦老师的另一件“丑闻”，是早在我们进团之前发生的。我们那天在传达室门前之所以又能够听到，是因为杨桦老师那会儿正好出门上街引起的。提起话头的人和杨桦老师点头寒暄之后，不等杨桦老师的背影消失，就兴致勃勃地议论起来。我想我们那帮男女学员的在场，一定激发了他们的谈锋。他们先是不无同情地说到杨桦老师夫妻分居两地的苦衷，然后又说到另一个男演员多么优秀，被下放农场劳动多么可惜，还说到杨老师为了保护那个男演员，曾多么勇敢地承担了一切责任，最后才说到两人是怎样被人堵到房间里，怎样砸门不开，怎样找来拖把敲碎门上的玻璃，一位长者怎样捂着眼睛命令两人穿上衣服的。说到最后这一点，他们再也忍不住快意，都哈哈笑出声来。
此刻，我觉得那笑声仍旧不绝于耳，那几个人的嘴脸也如在眼前。记得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没笑，这是因为：第一，就我们的年龄来说，我们不能对此表现出任何兴趣；第二，我们确实难以接受这种无视我们的年少和单纯，故意展示某种隐私的下流心理。我之所以言必称我们，是因为我发现我和我的伙伴们在对待杨桦老师的态度上，从来都是绝对的一致，面对这一传闻也同样如此。
杨桦老师不但没有因此在我们心中遭贬受损，反倒更增添了某种浪漫色彩，我们私下里竟忍不住时常猜测那位男演员的形象和演技，想象他和杨桦老师是如何的般配和默契，敬佩他们两人最后争相保护对方争相承担责任的勇气。这与后来对待朱主任事件的态度，可谓天壤之别。
少年的心有时是相当残酷的，我至今说不清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丝毫不考虑杨桦老师远在外地工作的丈夫的心情。也许我们其实是在心里暗暗拒绝着他的？也许没经历过爱情没做过丈夫没做过妻子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被爱人背叛和轻视的滋味？也许一个美丽的女性天生有权占据那些明亮的少年之心？
不知朱主任是从革委会内部了解到杨桦老师“劣迹”的，抑或也是在传达室门口听说的，这无从知道，也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杨桦老师若无把柄可抓，或者歌舞团根本没有杨桦其人，朱主任就能“洁身自好，处污泥而不染”吗？或者说，到歌舞团任工人代表兼革委会主任的人不姓朱，而是哪位姓吕姓苟的人，是否也会像朱主任一样，瞄上杨桦老师并说出那句卑鄙无耻的话来呢？
在我的印象中，朱主任是个严肃得叫人害怕的角色。不但是我，大概所有学员都憷他。他不但脸上从无笑容，而且每次全团大会上，他都要因为我们偶尔轻声细语几句，立刻点名批评。最叫我们记恨的，是团里有一次在省内最好的一家剧院为外宾演出，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班主任让我们也去一饱眼福，却在演出之前，到底又叫朱主任硬硬地给赶出了剧院。那一次，聚集在我们心里的愤怒，简直到达了顶点，我们终于想出了报复的办法，把他撂在团里的自行车给扎破了胎。等他从剧院回到团里，面对瘪了的车胎发呆时，我们在暗影里偷偷发出了胜利的笑声。这次反抗行为是罗青带领干的。罗青在我们当中年龄最大，进团时十七岁，后来发生那事时，刚满十八岁。
朱主任其实倒也算一表人才，瘦高个儿，黑红脸庞，五官很冷峻，天生一副干练相。他一定很聪明，在任期间，歌舞团多次接待过外宾，他竟然都很得体地应酬了下来。最重要的一次是接待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朱主任身穿白衬衣、蓝的卡裤，衬衣扎在裤腰里，裤线笔直，皮鞋锃亮，发型给吹拢成油光光的背头，走在亲王一边，显得十分潇洒，颇有些外交官风度。那一会儿我们一边手持鲜花，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边在心里充满了自豪和感激，感谢他为歌舞团添了光彩，平时对他的怨恨刹那之间也烟消云散了。之后，朱主任的服饰、发型就一直保持了下来。后来又接待过美国黑人歌舞团，朱主任就更显得从容洒脱，仪表不凡了。
我不知道是这种外在的变化给朱主任带来了内心的自信，还是周围的赞扬唤醒或者说鼓励了朱主任人性丑恶的一面，反正，黑人歌舞团走后不久，朱主任就在一天晚上悄悄走进了杨桦老师的家。
这一举动自然逃不过传达室门前“特种部队”的眼睛，当朱主任在夜色中走出杨桦老师的家，刚推起那辆破旧自行车，他的周围就立刻出现了几个黑影。
消息是第二天上午隐约传开的，而我们学员则是在第三天下午的杨桦老师的检讨会上才确切知道真情的。我至今不明白，当时团领导为什么让我们小小年纪参加这样一个会议？为什么要让我们洁白无瑕的耳朵去倾听一个奸情故事？他们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他们却忽略了语言的通感能力，忽略了所有少年心中的那束忽隐忽现的火苗。假如他们明白这一切，也许就会考虑到由此产生的后果，那么罗青如今可能就是一个最优秀的舞蹈演员。
其实那天下午，杨桦老师很少说话，检讨也很简短，即是朱主任那句话，也是在主持会议的团支部书记再三责问下，才说出来的。团支部书记的问题很简单，一是问杨桦老师为什么屡次犯生活错误？二是为什么要拉工人阶级革命干部下水？杨桦老师的回答也很简单，仍旧说第一次是她的责任，然后说第二次与第一次性质完全不同。她只说到这里就不再说了。直到团支部书记几次问她到底有什么不同，她才终于说出了那句话。她说这一次她是被强迫的，她说朱主任先是威胁她，说他的权力可以任意支配团里任何人的命运，后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杨桦老师朝着我们坐的方向瞟了一眼，然后皱皱眉，低下头——后来朱主任又说：“我不明白……你能和别人干，为什么就不能和我干一次？”说出这句话，杨桦老师就猛地站起来冲出了会议室。没人看见她的眼泪，但是人人都知道她哭了。
那之后，杨桦老师和朱主任都受到了处理。杨桦老师被停止演出，来我们学员队任教员。朱主任在革委会内部做了一次检查后，就迅速调离了，有人说是调回了原工厂，有人说是到另外一个单位照旧当着主任。我们对他并不关心，我们关注的焦点仍旧在杨桦老师身上。
我们几乎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杨桦老师给我们任教的现实。这在过去，该会在我们的心里激起多么大的波动啊。我们似乎都长大了一些，我们简直说不出对杨桦老师的心情是失望还是同情，但是我敢断定，杨桦老师身上所笼罩的光环确实消失殆尽了，我们从此开始把她当作一个普通人看待。不过，我得承认眼看着杨桦老师一天天地消瘦下来，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痛楚。我还得承认我竟开始做一些不健康不光彩的梦，有一次在梦里分明是和杨桦老师的身体纠缠到了一起，醒来，心里十分惶惑，却并无多少自责。这种梦若发生在过去，一定会有亵渎神灵之感的。
如今想起来，变化最大的恐怕要算是罗青了。我和罗青住同屋，先是注意到他的睡眠好像变得越来越困难，夜里不断地辗转反侧。后来又发现他练功的时候老愣神，杨桦老师为此不知说过他多少次，可他总是脸一红，从不分辩。最好玩的是，一个女学员踢后腿，恰好踢到了他的裆部，痛得他当即蹲到了地下。杨桦老师不知原因，走过去问他为什么停下动作，他急忙站起来，一边讪笑着，一边用手指弹他腿上看不见的灰尘，而恰好露出了那个女学员留在他裆部的鞋印。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杨桦老师也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可罗青却就恼了一堂课，之后好久不理那个女学员，而且再见了杨桦老师，无端地就红起脸来。这叫我又好笑又奇怪。
更怪的是，他常有一些诡异行为。有一天早晨，他盯了我的床半天，突然指着床单上一块不易觉察的痕迹说：“这是什么？”我看了看，不知为什么心里一虚，但我确实又不知道是什么，就说：“大概是菜汤吧。”“菜汤。”他重复了一遍，诡秘地笑笑，没再说什么。我后来有一天突然明白了那是什么，为此脸红了很久，那一定是我第一次梦遗留下的痕迹。
有些事是罗青出事后才慢慢觉出味道的。比如有一次，杨桦老师突然把我叫到她家里，说是听一下对她教学的反映。不大一会儿，罗青也来了。他见了我一怔，脸一红，然后向杨桦老师借针线包，然后拿着针线就走了。他走后，杨桦老师注视着他的背影，对我说，你和罗青同宿舍，得多和他说说话才行，他觉得自己年龄比你们大一些，实际上他还是个孩子。另外，告诉他有事尽量在教室里和我说。
回到宿舍，没等我张口，罗青就先问我杨桦老师说什么了。我说杨桦老师真够关心你的，让你有事尽量在教室里跟她说。我说完这话，罗青一下子就变了脸，先是红，后是白。当时我以为他是不好意思，如今才明白，杨桦老师的后半句话一定是“不要经常到我家里来……”而这种隐语，恐怕只有罗青能听得出来。当然这也是后来瞎猜的。
杨桦老师没在我们学员队待多久，因为春节很快就来临了。那时年年春节都要组织慰问团拥军，那一年带的剧目是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但是，审查节目时，主要演员怎么看也比不得杨桦老师。按常情，前半部分的“喜儿”和后半部分的“白毛女”需要两人饰演，但慰问团人数有限，只能带一名演员。以往只有杨桦老师能圆满完成这两个角色，于是，大家自然又想到了她，最后，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省革委会副主任沉吟片刻，断然决定解除对杨桦老师的处分，让她参加慰问团。那一年的慰问团是这位高级领导带队，他说了当然也就定了。
杨桦老师的死讯，我们是在团里听说的。我们没有演出任务，都留在团里继续训练。
听说杨桦老师拥军演出期间，情绪一直不很好，仍旧越来越瘦，脸色也越来越差，最后面部三角区又突然感染发炎。大家都认为她这是着急上火，她丈夫就要回家过春节了，她将如何面对他呢？即便她不说与朱主任的事情，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能放过她吗？上一次的事，据说她丈夫很轻易地原谅了她，这一次还会那样吗？
然后，就到了那一天。前一天晚上，陪那位领导打扑克时，领导注意到她的脸肿得很厉害，说，这怎么能行？一化妆不就感染得更厉害了吗？赶快打几针庆大霉素吧。那时候，这种针剂刚产出，很名贵，一般人用不上，领导这样一说，杨桦老师第二天就去了部队门诊部。看来早就说好了，医生立即就给开了一盒。庆大霉素不属于过敏药物，不需要做皮试，可是据说针头刚刚扎进去，杨桦老师立刻就面色苍白，呼吸急促，汗如雨下，吓得护士赶紧住了手，但已经晚了，还不等拔出针头，杨桦老师就翻了白眼。
这可是一件大事，直接牵扯军民关系。部队立刻全力抢救，可并不奏效。部队和慰问团为此联合召开了会议，最后，还是那位带队的领导毅然拍板，打电报要求省里派飞机把省城最好的医生和器材送来，抢救杨桦老师。那时刚刚发生了林彪事件，飞机一律不准轻易上天，传说此事上报了中央，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头批准了这个要求。于是飞机载着省城最好的医生、药品、器材飞到了那个驻军所在的城镇。那恰好是我的故乡，我那偏僻的故乡根本没有飞机场，最后在一块空地上，点起许多火堆，才把飞机引下来。医生赶到现场，立即用心脏起搏器进行抢救，但最终也未能再挽回杨桦老师的生命。之后，慰问团很快回了省城，省革委会和军区为杨桦老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据说花圈如云。我们没被允许去参加追悼会，所以也就没听到悼词里是怎样评价杨桦老师的。
杨桦老师的丈夫也提前赶回，佩带黑纱哭得死去活来。团里很多人都说，若不是这次意外事故，杨桦老师哪能享受这么高的规格待遇，而更重要的是丈夫知道不知道朱主任“要求”她“干”的那件事，对她再也无所谓了。
之后，春节放假我回到了家乡，家乡仍旧为杨桦老师的事传说得沸沸扬扬。都说是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本地，还有人亲眼看到了亲王是怎样在火堆的映照中走下飞机的。至今我每次回家，还有四十岁上下的乡人对我提起那年西哈努克来访时的盛况，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至今在我们家乡注射庆大霉素必须做皮试，更不知道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小说写到这里，由于主要人物杨桦老师的消失，我的笔明显地感到了滞涩，也就是说，叙述的兴趣分明开始减弱了。但是，作为一个整体，那堆乱线所抖出的其他头绪，又不能不尽量拣拾清理一下，就做几个简单的附录吧。
附录一：那位给杨桦老师注射的小护士，据说当时就给拘捕了，但是经过严格查证之后，发现针管里既无其他药物残液，小护士也毫无谋杀杨桦老师的背景和动因，于是就让小护士复员回家了。事过多年之后，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对那一意外事故的原因感兴趣，但是，就在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当中，我恰好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国外的痴呆儿与我在国内所见到的痴呆儿竟具有完全一样的面部特征。我由此想到了上帝造人以及人是机器之类的一些问题。台湾作家孟东篱在散文《死的联想》中说：“……那内在的细胞是怎样在协调，怎样在命令，说，我们要停止，就停止了呢？生命的细胞是怎样准备他们整体的死且因之个个亦死呢？”这话说得真好，我由此又想，是否因了杨桦老师的走投无路和绝望，感动或者启动了某种我们看不见的力量，在最适当的时候，结束了她的痛苦呢？应该说，杨桦老师死的正是时候。
附录二：那年春节休假结束回到团里不久，就发生了罗青和周围居民家一个女孩儿的事情。在那之前，我只是注意到他经常外出，中午不休息，晚上睡觉前也不大沾宿舍的边儿。后来，那个女孩儿的家人就找上门来了，说女孩儿有孕了。女孩儿的家人同时又动用了司法机关，由于罗青在审讯中一直保持缄默，最后被判了刑。据说问到女孩儿，女孩儿只是哭，问细致了，女孩儿才说：那一会儿罗青样子挺吓人，只说了一句“你能和别人干，为什么就不能和我干一次？！”然后就扑倒了她。
附录三：后来，又有一位工人代表和一位军代表进驻了歌舞团，两人形象都十分笨拙，话也不大跟趟，两人从来不到练功室排练场去，也很少和女演员搭腔。据说传达室门前的“特种部队”为此颇有些失落。
附录四：这是近年的事了，团里一位年龄不小的男演员，看到省里一位领导的公子用车载着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出了大门，便急忙跑到女演员的丈夫面前，悄声告知此事。据说做丈夫的很平静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更加平静地说：我知道。那位告密者立刻扇了自己两嘴巴。这件事倒让我感慨了许久……
原载《上海文学》1997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