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专业并非经济学，但非常喜欢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先生的经济学文章，他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研究、对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的比较，都使我大受启发、获益良多，因此常向“非经济学专业”的友人们介绍、推荐黄先生的文章和学术观点。
确实没想到，黄亚生先生的父亲，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大左派”，以“大批判”打棍子、扣帽子闻名的《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先生。在1981年批判白桦《苦恋》的轩然大波中，黄钢起了重要作用，也因此而名噪一时。《苦恋》的电影剧本由白桦、彭宁联袂创作，发表于1979年第3期《十月》杂志。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后来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豪华的物质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满怀爱国激情返回祖国。“文革”中，他与千百万知识分子和归国学者一样，受到残酷迫害，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女儿忍无可忍，想与男友一起到国外，但他却坚决反对。对此，女儿问道：“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面对女儿的反问，凌晨光无法回答。后来凌晨光被迫逃亡，最后惨死雪地。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随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苦恋》拍成影片，由彭宁导演，改名为《太阳和人》。
1981年初，这部电影公演前先在内部放映，引起激烈争论，最终引发了对白桦和《苦恋》的大批判，国家最高层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都对此多次做出指示。在这次大批判中，最积极的便是黄钢先生，他积极串联，奔走各方，要求批判此片。当有关方面对如何评价、对待这部影片尚有争议时，黄钢等人便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达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1981年4月下旬面世的《时代的报告》增刊，发表了《敬致读者》。《敬致读者》从许多方面上纲上线，激烈批判《苦恋》，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指责这部电影不爱国，“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成为此片反对爱国主义的主要证据，所以黄钢等批判者尤其强调要把知识分子分为“爱国的”和“不爱国的”两类。
这两篇“文革”式大批判文章和《敬致读者》发表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弹。对此，1981年第3期《时代的报告》发表了署名“牛在旧”的《“桃花可是生了气”》和“方孜行”的《〈时代的报告〉的提法完全没有错》两篇文章，为该刊“对我国社会各阶层进行的一种政治排队”，尤其是把知识分子分为“爱国的”和“不爱国的”两类进行辩护。这两篇文章认为：“《苦恋》的题旨到底是不是爱国主义的，恰是‘增刊’讨论的中心。”“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人们对知识分子作‘政治排队’时，所使用的最低尺度是看他爱国还是卖国。二、在当前，知识分子成员中在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文艺界的少数（个别）人，就是连起码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没有，在那里创作或者演出宣传卖国主义的东西；二是科技界的少数（个别）人，在三中全会以后，党对他们落实了政策的情况下，竟然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不感兴趣，心甘情愿地跑到异国他乡吃起‘洋饭’来了”。
所有人，包括“牛在旧”和“方孜行”们可能都没有想到，此时黄钢先生一边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痛批别人“不爱国”，一边正在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儿子黄亚生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社会科学！据说，他的理由是“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黄亚生：寻找真正的中国模式，《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5期）。请注意，这是国门初开的1981年，出洋留学者还是凤毛麟角，不经过“巨大努力”很难成行，而且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能出国学社会科学者更是“凤毛麟角”中的“凤毛麟角”，以致“方孜行”的文章只说“科技界的少数（个别）人”“竟然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不感兴趣，心甘情愿地跑到异国他乡吃起‘洋饭’来了”。不久，黄钢先生又将他的另一个儿子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可能也是因为“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吧。这个儿子就是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曾任国际私人资本基金软银亚洲（SAIF）中国区总经理、创造“盛大神话”的幕后操盘手，后又任国际私人资本基金贝恩资本（Bain Capital）董事总经理，在风投业大名鼎鼎的黄晶生。
其实，像黄钢先生这样一边口口声声“爱国”、高调批判别人“不爱国”，一边却以种种理由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发达国家者，比比皆是。君不见，那些口口声声反对、批判这个“化”那个“化”者，他们的子女或者孙子孙女不是差不多全都在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或工作吗？古希腊有句谚语：“告诉我，你和谁在一起，我就告诉你，你是谁。”恕我仿造一句：告诉我，您把子女送到哪里，我就告诉你，你心中理想的国度、制度其实是什么。行胜于言，“用脚投票”才是最真实的选择。
（发表于《凤凰周刊》，2009年第2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