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自由控制身体本能，该不该这样做？美国医学家、作家托马斯曾写过一篇很有趣的小文章。
他写道：用指尖操纵打字机，就像骑自行车或在小路上散步，最好是一点也不去想它。一旦想到它，你的指尖就会踌躇，敲到错误的键上。干那些只要熟巧就能干好的事，你一定得放松与每一动作有关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叫它们自行其是，你自己则不要搅在里面。假如你集中注意力于每个细节，使每条肌肉都保持紧张，到末了你将累趴下。
对于我们在身体内部进行的那些复杂、协调、奇巧无比的操作，我们不需要学任何事情。我们的身体一点也不需要我们帮助，而是按自己的计划一路工作着，调节着血管的口径，把食物移经肠道，根据整个系统的要求开启或关闭管道；分泌细胞秘密地制造着它们的产品；心脏收缩、扩张、荷尔蒙被发送出去，跟细胞膜不声不响地进行反应，使腺苷基环化酶、前列腺素以及其他信号开了又关；细胞之间靠互相接触彼此进行通讯；细胞器向别的细胞器发出讯息。所有这些都在不停地进行，我们并没有对它们说什么悄悄话。整个安排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每一部分的操作都由其他所有部分的状态和活动制约着。事情通常是顺利地进行，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机制。
但现在，对这块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侵犯的内部领地，其自治权已经有了争论。实验心理学家们最近已经发现，内脏器官可以被训练去作各种事情，据称，你可以使自己的肾脏改变尿液形成的速度，增高或降低血压，改变心率，绘出不同的脑波。照支持者的说法，技术完善并扩展之后，一定会导致治疗学上的新的可能性。在自我控制和自我操纵方面会有多么丰富的体验可能摆在人的面前？有希望自己说了算，由自己发号施令，像玩玩具火车一样控制自己的细胞活动。既然知道脏腑可以被控制，我们自然会想到，通过明智地运用人的智慧，可以训练这些原始的结构去做出我们想给它们定的任何标准的行为。
但这是不是福音呢？托马斯说：“……如果明天有人告诉我，我将与我的肝脏直接联系，而现在就可以指挥它，那会把我愁死。那倒不如告诉我，4万英尺（合12195米）上空的一个747喷气式客机现在是我的了，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那样我至少还有希望跳伞逃命——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降落伞，并很快发现怎样开门。但要我负责肝脏，那我和我的肝脏就没救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讲，我大不如我的肝脏聪明……但愿我不会被迫这样做，永远不要。应当作什么，我一点谱儿也不会有。
“……理论上，接管脑子或许有些诱惑力，但我不能想像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做。我会失去联系，把事情弄乱，在错误的时候开启错误的细胞，丢三落四。我怀疑到那时我究竟能不能产生我的思想。我的细胞生出来，或分化出来，就知道怎样一起干这样的事。如果我插进来组织它们，它们会反感，也许会吓坏了，也许会像群蜂一样涌出，涌到我的心室里来。
“但……这毕竟是一种诱惑。我从未真正满意过我的脑子的运行，而且，尝试自己去掌管它，或许这是一种乐趣。如有机会，有几样东西我想改变：有些记忆没留下记录就要溜走；另外一些则足够多，宁愿抹掉它们；有些想法我不愿意老是这样不停地放进去。还有那一串串的想法，在里面转了一圈又一圈而永远理不出什么头绪。我一向疑心那里面有些细胞一直在那里瞎混，浪费大部分时间，而我愿意看到它们集中注意力和踏踏实实地工作。同时，如果我来掌管，它们会稍为尊重地听我指挥。
“不过，权衡利弊，我想最好还是别卷入这种事务。一旦开了头，要你负的责任就没完没了。我宁愿给我所有的自动功能很多自治权，它们想要多少我就给多少，然后什么都别管……想一想，你得操心怎样管理白细胞，跟踪它们，竖起耳朵听着信号，一有情况就赶它们到这儿到那儿，那怎么得了。开始你还能为有了所有权而闪过一丝自豪，然后，这种事就会让你疲惫和衰弱，那就没有一点工夫干别的了。”
天地不仁
我怀疑，宇宙不但比我们所想像的更为奇怪，而且，比我们可能想像的更为奇怪。——霍尔丹
有这么个著名的佛经故事：一只鸽子被鹰追逐，躲进了某个和尚的怀里。和尚出于悲悯之心，要救这只鸽子，但鹰不答应，而且它也很有道理：不让我吃它，我饿死了你管不管？于是和尚就一刀一刀地割下自己的肉，作为鸽子的补偿，直至舍身，于是，他通过了考验，成了正果。
你很少能见过比这更一本正经的蠢话，如果说这故事有什么正面的教育意义的话，那就是干预自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麻烦事。
同情弱者是容易的，特别是当你还不怎么饿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站得高一点，你就会看到那追捕它的猛兽其实也是个弱者。它终日追亡逐北地杀戮，不是为满足什么邪恶的欲望，而是生存的必须。也许它已经饿了好几天，也许它还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幼仔，它有充分的理由赢得它所追求的东西。
那么能不能给它替代性食品呢？首先，可能没有那么多自愿献身的和尚，其次，即使你有，那也绝不是一件好事。
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你想拯救某种生命，就不得不连带着拯救以它为食的另一种生命（且不谈还有以后者为食的其他生命），你不但要长期解决它们的食品供应（算一算这需要多少和尚），还要解决因它们的习性改变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于是你会发现，你的每一种解决之道都是另一种麻烦的开始，你忙乱了一大阵，最终的结果只不过是把事情搞得更糟。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人类看来，造化是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这种不仁常常让我们无法接受：如果一个母亲这样听任自己的子女自生自灭，她是会进监狱的。可是，人类好心好意的干预却往往被证明是愚蠢之举，这种例子已经太多了。
19世纪，挪威政府为了保护雷鸟，大力提倡猎人们猎杀猛禽——它们是肥胖迟缓的雷鸟的最大威胁，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雷鸟们感染了球虫病而大批死亡，而本来猛禽是可以及时淘汰这些病鸟的。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狼被打光了，感染蠕虫病的牲口得不到淘汰，成了名副其实的“害群之马”。一旦失去了天敌的威胁，物种的素质必然会下降。
捕食者的空缺造成的另一问题是被捕食者的数量激增。这种增长很快就会对环境造成压力，并导致饥荒。为了避免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时人类又不得不亲自扮演“终结者”，猎杀大量“多余的”动物，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人类干预自然的另一件“好心的愚事”是关于火的。当烧起森林大火时，人类总是尽力扑救：这似乎总不该有什么错儿了。然而近年来研究发现，在许多植物和动物的生存演化过程中，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973年，一位美国学者报告了对黄石公园的自然火的研究情况。他发现，在过去三四百年间，该地区每隔大约30年就发生一次自然火，但最近80年来，人们制止了自然火灾的发生。这使黄石公园的动植物发生了变化：山杨树数量减少并且老龄化，以幼嫩山杨树的枝叶为食的麋鹿，数量也随之下降。过去人们认为山杨树的减少是河狸和麋鹿的过量啃食造成的（于是又有一大半儿数量的鹿成了冤鬼），可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制止了山火的发生，使公园里的老杨树得不到及时淘汰，抑制了幼树的生长。
这里还有一个悖论：人类越干预自然火，自然火造成的危害就越大。植物对自然火有极强的适应性，只要不是灾难性的“顶火”（即火从下一直烧到顶），不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一场火过后，树木很快就会长出新的枝芽。人类对自然火的过度抑制使林下地面累积过多的植物，反而增加了“顶火”的可能性，结果是不烧则已，一烧惊人。
自然规律是建立在几十亿年的沧桑演化上的，对此我们的理解还十分肤浅，我们可以看到无数“老天瞎眼”的例子，可如果老天真的睁了眼，统统管起来，那是一件好事吗？人类自己不是就这么做了，而且结果很糟吗？
大自然并不残忍，只是无情地不偏不倚。这是人类最难学会的课程之一。我们不能承认，事情可能是既不好又不坏，既不残忍又不仁慈，只是毫无知觉——对所有的痛苦麻木不仁，没有任何目的。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上帝，要创造一个世界，并使它不出毛病地运转个几十亿年，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事无巨细、处处干预，不管本意多么善良美好，结果都不会好到哪儿去，不但把自己累个半死，而且永远也摆不平，更不用说兴旺发达了。相反，就在这不管不顾、又聋又瞎的上帝手里，一个了无生机的星球成了如此生机勃勃的世界。结果你不得不承认，自然法则是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选择，天地不仁才是最大的仁。
“万无一失”
曾发生过一件似乎不太可能发生的不幸：果冻使小孩窒息死亡，悲痛的父母将果冻的生产商和经销商告上了法庭。
是谁的错？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被告方表达了对孩子父母的同情，但坚持认为果冻是一种安全的食品，是孩子监护人的疏忽造成了这一惨剧。而原告认为，被告方没有在包装上标示警告是根本原因。最后的结果是，法庭认为被告方有责任提供一定的赔偿。这个判决是人道的，但并不等于说明，责任就在被告一方。实际上，它依据的是所谓“深口袋原则”：不是向责任最大的一方索赔，而是向最有能力支付的一方索赔。
这种风险其实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从理论上说，喝水也有被呛死的可能，应该在每个自来水龙头上标注警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