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斯大林在其着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作了深刻的阐述。他首先给基础和上层建筑下了如下定义：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而上层建筑则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斯大林接着指出，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如此。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斯大林又指出，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斯大林还指出，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他最后指出，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它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立刻直接发生的，而是在基础改变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斯大林在他的着作中从多个方面说明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视。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国内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41年1月他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政治经济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发展的科学。”他强调在苏维埃经济关系的条件下需要实行计划经济，不过认为价值规律仍然还起作用。1951年11月，联共（布）中央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举行了多次讨论会，斯大林看了讨论会的材料后发表文章，就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关于消灭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问题，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等作了分析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作了说明。他把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他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后来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和有关这个问题的几封信编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
斯大林的意见发表后，并没有为苏联当时的某些领导人所理解和接受，有人采取冷漠的态度。可是他的这部着作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1958年11月9日《关于读书的建议》中建议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会的委员们读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认为这本书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可见，毛泽东是基本上肯定这本书的，至于他提到其中有不妥当和作者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东西，这并不奇怪。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无先例可循，会遇到许多新问题，不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实践来解决，在这过程中一时认识不清，是很自然的。
以上谈了斯大林自从参加革命活动之日起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创新的情况。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特别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这主要是由于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的指导意义，他把学不学理论，掌握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到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根据曾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切斯诺科夫的回忆，斯大林在逝世前的一两天给他打电话说：“最近这个时期你们就应当研究理论问题。我们的错误很多。我们可能在经济方面把某些事情搞错，但是仍然能摆脱困境。然而如果在理论上弄错了，这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没有理论，我们就要死亡，死亡，死亡……”斯大林说最后这句话时激动地加重了语气。斯大林说的理论，当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这个几乎是临终前留下的遗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三
上面用一定篇幅讲斯大林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是为了说明他的文学思想和观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关于文学问题，他似乎未曾发表过纲领性的讲话和文章，就有关的主要问题集中地讲他的看法。他的文学观点以及有关文学的论述不仅包含在他的各种报告、讲话和文章里，而且散见于他的书信、交谈、评注和批示等等之中。上面说过，斯大林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行家”，那么让我们首先看一看他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化的看法。
我们记得，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曾主张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他在坚持民族的地域独立性的同时，认为少数民族拥有发展独特的文化的权利。十月革命后，他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多次就民族问题发表意见，其中包括如何看待民族文化问题。1921年他提出应该不限于“民族权利平等”，而应采取实际措施实现民族的事实上的平等，而这些措施之一就是“发展它们的文化”。1925年5月18日他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民族文化问题作了阐述。他说：“什么是民族文化呢？怎样把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呢？难道列宁不是在战争以前就说过我们这里有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且说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力图用民族主义毒素来毒化劳动者意识的资产阶级反动口号吗？怎样把民族文化的建设，把增设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和训练班的工作以及从本地人中间培养干部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呢？这里有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呢？当然没有！我们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当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无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苏维埃政权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口号。”在1927年7～8月间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斯大林批驳了季诺维也夫反对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意见，他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国家里，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民族文化的口号就是要一切民族的劳动群众在精神上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服从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宣布了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口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要使苏联各民族中民族文化的发展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于苏联一切民族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他还说，“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各民族的文化的意思，是他在大约三年前说过的，就是这种文化按内容来说是社会主义文化，而按形式来说，则是民族的文化。总之，斯大林强调在不同时期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阶级性。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是无产阶级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的结合，两者是内在地有机地统一的。
有人摘引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除民族间的隔离状态和使他们相互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的话，对斯大林提出的发展民族文化的观点提出质疑。斯大林回答说，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时期”只是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这种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只有当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或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才能到来”，因此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各民族不一定会消失而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会存在很久。他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主张各民族的文化在将来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文化，而同时又主张在目前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繁荣民族文化”。他还说：“在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繁荣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消亡并融合成一种共同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一种共同语言）准备条件。”
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还提出了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问题。他指出，具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人引证列宁的话，他们所持的出发点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融合论。这种倾向的实质是：“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民族差别；企图准备撤销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企图破坏民族平等权利原则，破坏党关于机关民族化与报刊、学校及其他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民族化的政策。”斯大林认为“这种倾向尤其因为它是戴上国际主义假面具并以列宁名义做掩蔽的，所以是一种最精致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1934年8月8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基洛夫一起批评了苏联历史教科书的提纲，指出提纲的拟订者“制订的是俄罗斯历史的提纲，而不是苏联历史的提纲，也就是说，是罗斯历史的提纲，但是没有参加苏联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没有把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民族、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的民族，中亚和远东的民族，还有伏尔加河沿岸和北部地区的民族——鞑靼人、巴什基尔人、摩尔多瓦人、楚瓦什人等等的历史资料考虑在内）”。他们强调：“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其中大俄罗斯的历史与苏联其他各个民族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这是一。第二，其中苏联历史与欧洲历史和整个世界史是相互联系的。”
斯大林在谈到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时，认为它的实质是“力图独树一帜在本民族的范围内闭关自守，力图抹杀本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力图用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流的方法防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力图漠视那些使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接近和联合的东西，而只看到那些能使他们彼此疏远的东西”。他还说：“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反映了过去被压迫民族中的垂死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不满，反映了它们想单独成立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并在那里确立自己的阶级统治的企图。”他最后指出：“这种倾向的危险在于它培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削弱苏联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并帮助干涉者。”
应该指出，斯大林虽然提出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承认俄罗斯人民在苏联各族人民当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恰恰相反，他是完全肯定这种作用的。他这样做，一方面是承认俄罗斯人民在苏联各族人民中的实际地位，另一方面，他清醒地认识到他要领导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成就，必须依靠俄罗斯人民这个中坚力量。卫国战争的胜利，更使他坚信他信任和依靠俄罗斯人民的方针是正确的。1945年5月24日他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他说：“我喝这杯酒，首先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代表。
“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我们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
“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而是因为他们有清晰的头脑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心。”
